三国两晋散文

三国两晋散文，三国两晋时期，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又是文学独立自觉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散文具有如下的特征：①在内容上抒情色彩越来越浓，表达社会政治见解和抒发个人感慨往往密切结合；②在形式上骈偶化倾向逐渐明显，更加讲求遣词造句的艺术技巧，体裁愈益多样化。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建安黄初、魏晋之际、西晋、东晋几个阶段。

建安黄初时期

这一时期的散文成就，以地区而论，曹魏为最，吴、蜀次之。以体裁而言，主要是应用文字，论辩散文次之。近人刘师培认为，曹魏散文与汉代散文不同之处在于：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论说之文，渐事研求名理；奏疏之文，质直而摒华（《中国中古文学史》）。此外，笔札之文，意真而语畅，也是这时散文有别于前代的一个方面。

曹魏散文名家，首选即曹氏父子。曹操文章清峻通脱，质朴简约，如《让县自明本志令》、《求贤令》、《整齐风俗令》、《军谯令》、《祀故太尉桥玄文》等。曹丕以书札见长，如《与吴质书》、《与繁钦书》、《答曹洪书》等，清丽卓约，富于情韵意趣，对后来旷达一派有一定影响。曹植表章，“独冠群才”（《文心雕龙·章表》），如《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多有哀怨；其《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亦富于抒情意味，辞藻比其父兄华美。“建安七子”中，孔融文章多寓讥讽，如《与曹公书》、《难曹公制酒禁书》，而像《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则奋笔直书，刚劲锋利。陈琳檄文最为出色，如《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校部曲》，铺张扬厉，贯古及今，是传世之作。阮瑀亦擅长符檄，文思敏捷，下笔倚马可待。其他书札，如繁钦《与魏太子书》，吴质《答魏太子牋》、《答东阿王书》，皆文笔轻灵，属辞自然，情致委宛。

蜀国散文家有诸葛亮。其《出师表》，言辞诚恳，志笃文实，叮咛周详而几于涕零，感人至深，被认为是章表之英；又如《与群下教》、《诫子书》，内容充实，说理透辟，精确简练。其他如谯周、郤正、秦宓也都有文名。吴国作家中，薛综、诸葛恪移文书札，率直明晰，不事藻饰。稍后韦昭、华覈、薛莹等则渐趋骈俪。华覈《谏盛夏兴工疏》，取贾谊《治安策》意，慷慨深切，颇有气势。

建安前后有一部分子书。早期有荀悦《申鉴》，多借古讽今，攻击曹操。其后有蒋济《万机论》、杜恕《体论》、刘邵《人物志》。比较重要的是徐幹《中论》，立论确凿，类比切当，繁富绵密，不取辩论之体，而多雍容典雅之姿，深受曹丕推重。这个时期子书在内容上不独尊儒术而颇杂名法老庄，其学术价值超过文学价值。 　　

魏晋之际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论难散文，其次是书序之属。其内容，或为玄理之辩，或多嫉世之辞，而后又转化为超然物外之音。其文体风格，或清峻通脱，或富艳宏阔，但都析理严密，浑厚典重。这是由于时势险恶，情多压抑，虽以老庄为旨趣，却不敢汪洋恣肆，而蓄气于内，更显得狷急深邃。

这时散文家，大致可分为两派，一为阮籍、嵇康，一为王弼、何晏。阮籍长于论辩，名作如《大人先生传》，语重意奇，惊风骇俗，发前人所未发；其他如《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乐论》等，多阐发道家之绪，而才藻艳逸，托体高远，行文奇偶相成，散体之中或用韵语。嵇康散文使气骋辞，明快犀利，立论新颖，如《管蔡论》，借管蔡事为毌丘俭起兵反对司马氏辩护；《与山巨源绝交书》，名为与友人书信，实为对统治者的抗争，公然“非汤武而薄周孔”；《难自然好学论》，竟斥仁义为“臭”“腐”、“六经未必为太阳”；《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析理之美，优于前代，对南朝论辩散文深有启迪。“竹林七贤”中，刘伶有《酒德颂》，思想、语言都近乎嵇康，而文体则颇似辞赋。王、何的文章不多，深辨玄理，言约意深，虽曰精微，而动人心魄之力却远不如嵇、阮。

李康《运命论》亦颇有名。文章引证大量史实，反复论述人生命运之理，多用排句铺陈，气势磅礴，语言畅达。夏侯玄的《乐毅论》上承《史》《汉》传赞，是当时盛行的历史人物论中的代表作。陈寿《三国志》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其中有许多成功的史传散文，如《诸葛亮传》、《华佗传》等。文笔简洁质朴，上承《史记》、《汉书》，下启范晔、沈约。

书序类中以李密《陈情表》最出色。剖陈衷曲，辞语恳切，笔调哀婉，通篇以情感人，连晋武帝也不能不为之动容。向秀的《思旧赋序》，即景生情，寥寥数语，却凄神寒骨。

西晋时期

西晋散文一个突出特点是骈偶化越来越严重，骈文作为一种文体这时已臻于成熟。有的文章通篇皆用对句，建安时期的疏散之气逐渐消失。文体越来越多，赋序甚至独立成为一种专门体裁。

散文名家，首推陆机、潘岳。陆机被认为是骈文的奠基者。他的《豪士赋序》、《叹逝赋序》、《吊魏武帝文》等，说理与抒情结合，是当时骈体文的典型。潘岳尤善为哀诔之文，如《马汧督诔》、《夏侯常侍诔》、《哀永逝文》，都富于感情。

晋初笔札，首推张华。现存多为短制，信笔写去，自然洒脱，不假雕饰。陆机的《与赵王伦牋荐戴渊》，音韵和谐，词藻华丽，是整齐的骈体。陆云的《与兄平原书》30余篇，多讨论文章写作之事，娓娓如道家常，纯用散语。刘琨的《答卢谌书》，悲凉慷慨，充满不平之气，语句整饬而错综，介乎骈散之间。这些文章，都风格各异。 　　西晋时期言意之辨、有无之辨十分激烈，是当时议论散文的一个主要内容，其中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和裴的《崇有论》是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此外，刘毅有《请罢中正疏》，王沈有《释时论》，二人都猛烈抨击九品中正制。江统《徙戎论》指出迁徙少数民族于内地必有后患，预见深刻，文亦质直。其他如陆机的《辨亡论》，效贾谊《过秦论》，排偶有过，而气势不及；其《五等论》与曹冏《六代论》同样有名，但都主张复古，思想不足取，词句尚明快清晰。 　　西晋时期出现了一批俳谐文字，如张敏《头责子羽文》，陆云《嘲褚常侍》、《牛责季友》，石崇《奴券》，鲁褒《钱神论》等。时人纷起效尤，拟作数以百计，一时成为风气，它们上继扬雄、王褒，寓讽刺于嬉笑，形成了散文中一个新的门类。其中《钱神论》对金钱崇拜的揭露堪称淋漓尽致。

东晋时期

东晋文坛盛行骈文，不过，有少数人仍沿用散文写作，或以散驭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前期如王羲之，后期是陶渊明。

王羲之文风清淡，不尚辞藻而多情致。名篇如《蘭亭集序》，由叙事而写景，用感物以抒怀，笔势飘逸，一如其书法。后世很多人想学而不可及，只有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独得其妙。他的书信如《与会稽王牋》、《报殷浩书》、《遗谢安书》等，均得自然之体。其杂帖文字，短小精悍，文约义丰，气清辞美，隽永有味，是六朝散文中不可多得者。

陶渊明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也是重要散文家之一。他的文章自然淡泊而内涵丰腴，在内容上一扫魏晋间玄学佛理的虚缈空幻，代之以山水田园、人情物态的清新淳朴，革除嵇、阮以下的压郁愤懑而归于真率超脱；在辞句上则摒弃潘陆的骈偶雕砌，返于明白省净。代表作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序》、《五柳先生传》、《与子俨等疏》、《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其中有的是传诵千古、家喻户晓的不朽名篇。

东晋时期思想界很活跃，传统的“三玄”研究与对佛学义理的追求使玄学有六家七宗之多，佛学因释子们对般若学真谛的探索亦勃然兴盛，道教理论也日趋系统化，因之出现了大量阐述或论辩玄理的散文。玄学家中孙盛的《老聃非大贤论》、《老子疑问反讯》，王坦之的《废庄论》，对老庄哲学提出严厉批评。戴逵的《释疑论》驳斥佛教因果报应论，《放达非为道论》批评魏晋名士的放达作风，都有一定积极意义。佛教理论家有道安、支遁、僧肇、慧远等。僧肇的《物不迁论》、《不真空论》等，析理精密而又极富文采，远过西晋诸论。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在当时和稍后论辩文中有一定代表性。葛洪是道教理论的奠基人，其《抱朴子》内篇论道术，外篇论儒学，文字整饬，有骈有散。书中所摘录的鲍敬言的《无君论》，可以看出是一篇尖锐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重要政论文。

东晋的应用文字中，庾亮的表奏靡密闲畅，如《让中书监表》。温峤的书记循理清通，如《重与陶侃书》。孙绰的碑铭择言雅洁，当时大臣王导、郄鉴、庾亮、庾冰诸碑文都出自他之手。

东晋历史散文中，纪传类无可称道者。史论类中，干宝的《晋武帝革命论》、袁宏的《三国名臣序赞》等，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