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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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 旧照

  东林党汉语拼音:Donglindang;英语:Tung-lin Party),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顾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他们抨击明末的黑暗政治现实,攻击王守仁的思想,推崇程朱学派的观点,且有所发展,独树一帜,被称为东林学派。该学派以阐明性善为宗旨,反对无善无恶之说。顾宪成说:“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功夫,只是‘小心’二字。”认为性善即是从本体论上说,而无善无恶之说则容易导致空洞,混淆是非标准,与佛教道家无异。高攀龙认为:“不患本体不明,只患工夫不密。”认为心性本体应该与修养工夫合一,只论本体而不躬行实践,就是空谈心性。主张“讲习”结合,修悟并重。强调读书穷理,重视经验知识。讲学不忘“救世”,“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讲求经世致用。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学派周围。

  东林学派不畏强暴,富有“削夺不足为辱,刀锯不足为畏”的凛然气节。“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亲拟的这副对联表明,该学派由读书、讲学、议政而归结到对天下事的关心。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一个社会舆论中心。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东林学派,逐渐扩大而形成一个政治派别,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明神宗朱翊钧统治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以争国本为首,以三案为余波,相攻不已。

  天启中,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为题,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东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顾大章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恶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天启七年(1627)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畏罪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追治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东林学风和东林精神深深地影响到清初学界。东林党人的主要事迹见清人高廷珍等编的《东林书院志》;主要代表作有顾宪成的《小心斋札记》、《证性编》、《还经录》,高攀龙的《高子遗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