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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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史英语:Chinese medical history),由中国各民族共同建立并融入部分外来医药知识的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历史。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独特的理论范式在2 000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就已经确立,在长期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独特的治疗方法,历代医家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形成了很多学派,并积累了近万种医药书籍,建立了一系列医事管理和医学教育制度。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科学技术的影响以及医疗中对新问题的探索,使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着独特的经历和内在规律。对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研究也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即中国医学史。

中国医学的起源和沿革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先民们早在170万年以前,就在生活和劳动中开始了医药活动。最早的医药活动与用火、用石器和采集食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古发掘证实,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代虽然还不能钻燧取火,但已学会了使用天然火。之后在传说的“燧人氏”时代(约一两万年前),发明钻木取火,从而改变了食物结构,使先民们免于进食生冷食物引起肠胃损伤。火还用于取暖和保健,进而创立了灸法。又据文献记载,古代常用砭石作为治疗器具。砭石是具有锐利边缘或突起的打制石器,本是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当它被用来刺激或切开人体某一部位达到治疗目的时,人们称之为砭石。为保证砭刺的安全有效,砭石逐渐向制作精细、形态多样发展。此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砭石逐渐被骨针、竹针、陶针等取代,最后被金属制成的针具或刀具取代。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了九针,其中四根金针,五根银针,系《灵枢》所论述之九针。1978年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台公社首次发现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青铜针。金属针具促进了针刺疗法和外科的发展。传说中的神农氏时期已经进入农耕时代,距今约有5 000余年。传说神农亲自品尝植物和水泉,以寻求安全的饮水食物,并在此过程中认识了某些药物,此谓“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和“药食同源”。

氏族社会早期的巫既掌管祭祀、卜祝,也从事医疗保健,历史学家称此为巫医时代。此后巫与医分工而进入医学时代。历史上,夏代商代西周是巫医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分立,由医师负责医疗保健。这个从巫到医的历程,在史料中已有所记载。中国传统医学的最早文字资料可见于甲骨卜辞。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今存的甲骨卜辞记载了殷代武丁时期的许多医学知识和医学活动。甲骨文中,殷人对人体表面构造的认识已比较具体,并记有20余种疾病的名称,以及关于生育、梦的内容。有病求神占卜,是当时常见的现象。这一时期,巫师掌握着奉祀天地鬼神以及为人祈福禳灾的大权,因而此时的巫和医是一体的。巫用以治疗疾病的主要方式是祷祝,但有的巫也采用药物或其他方法治病。《山海经》中就记有十巫采药的故事。巫彭、巫咸的名字也见于甲骨文记载,被视为当时的名医。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疗经验的积累,人们对自然和疾病有了较多的认识,巫医的势力逐渐减弱。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了不少真正的职业医生,如医和医缓扁鹊等,他们的医学见解和治疗活动已见于史书记载。《诗经》、《山海经》、《尚书》、《周易》等古典著作中,已散在地记载了当时有关疾病、病因、药物及其他疗法的知识。《周礼》中已将“巫祝”、“医师”分开,宫廷有了初步的医事管理制度,医学分工已初步形成。

先秦时期的卫生保健也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公共卫生工程。在殷墟遗址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用以排除积水的地下陶水管。齐国的故城临淄(今属山东)探明有纵横十条交通干道,均备有完整的排水系统,设计精巧、规模宏大。河南登封发掘的战国阳城遗址中,发现一套陶水管道设施,其结构类似现代城市的自来水系统。先秦的文献中还记载有水源的选择、井水的防污染及清洁措施、室内除虫灭鼠、室外除草清扫以及驱逐狂犬以防狂犬病等卫生知识。在个人卫生方面提倡养成洗脸、洗手、洗足及沐浴的习惯,并认识到沐浴对治疗的意义。出土的殷代文物中已有壶、盂、勺、陶槎、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注意饮食卫生,提倡良好的进食习惯被作为养生的重要方面之一。此外,调节情绪,谨慎起居,运动身体(导引、按摩等)也被作为预防疾病的重要手段。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及其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对人体的解剖、病因病理、疾病的诊治等方面的认识已有长足的发展。现存最早的医书中已经将经脉系统化,为药物和针灸等外治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流派的哲学思想十分活跃,为医学家建立理论体系提供了思想武器,一系列医学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内经》、《难经》是此类著作的仅存者。它们不仅记录了先秦以来的医疗实践经验,而且引进了哲学中的气、阴阳五行等概念和天人相应等观点,用以贯穿多方面的医学知识,成为整合理论的间架,又作为医学的方法论形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哲学思想和医疗实践的结合也构成了中医学的特色,这一体系的哲学理论高度明显地超越了当时的临床实践水平,因而此后它充分地在理论上指导着中医临床医学的实践和发展。

现代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武威汉代医简以及散见于史书中的材料表明,战国末期至秦汉,临证经验大量积累并逐渐形成辨证论治的某些原则。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临证医学的里程碑,它反映了辨证论治原则已然确立,标志着临证医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药物学也因《神农本草经》的问世而得以确立。

本草即中国传统药物学,因植物药使用较多而得名。先秦时期的药物知识散见于各种文献,医方书(如《五十二病方》)中也间或记载药物形态。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总结了秦汉以前的药物理论和经验,托名传说中的医药始祖神农撰,成为中国本草发展的基础。此后以该书为内核进行补订,形成了中医本草的主脉。本草和医方有着密切的联系。医方是药物治病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有现称方剂的内容,古有伊尹创制汤液(早期医方的一种称谓)的传说。现存最早的方书是马王堆汉墓的《五十二病方》,多数医方为经验实录,无方名。《汉书·艺文志》已载录方书11家,274卷。《内经》中已提到君臣佐使和七方(大、小、缓、急、奇、偶、复)的组方原则,但现知直到《伤寒杂病论》,方剂的组成和运用才与辨证立法紧密结合起来。医疗实践是不断产生新方剂的主要源泉。

在秦汉时代,既有《内经》、《难经》的医学理论和其中的诊法、治法治则、针灸等,又有系统阐述辨证论治的《伤寒杂病论》,在药物学方面有《神农本草经》,而在制方方面已经有多种方书。这些原创性的著作被后世称为医学之经典,也以其理、法、方、药的完备标志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定。

晋代以降,中医学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所创新和发展。又因各时期的文化发展和哲学理念不同,各时期的医学理论和取向也深受其影响而有所差异。在两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玄学佛学等冲击了汉代经学,同时又引进了印度医学,此时医学脱离了经学的束缚,临床各学科充分发展,尤其是外科手术发展很快,士人尚医尊生而重视方书,可称为方书的时代,如晋代葛洪肘后方》、南北朝陈延之小品方》等多种医方书,记载了大量民间经验方,在治疗范围和所用药物方面超过了《伤寒杂病论》所载。临床各科的医方专著也不断增多。唐代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大型医方书,广泛收集各类医方,按专科或疾病等类编排。此时期佛道医学与经典医学相杂糅,并形成了佛教医学体系和道教医学体系。

两宋及金元时期是中医学发展的转承时期,除继承前代医学外,在宋代理学辨疑和重视理论学风的影响下,医家锐意革新,自立门户,即所谓“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宋代重视医学成果的整理出版,是一个医学文献繁荣的时代。明清两代,是中医学发展的继兴时期。中国历代瘟疫殊多,给国家、民族带来灾害,但也提供了实践机会,锻炼了医生,汉代张仲景在治外感热病实践中创立了六经辨证,而明清两代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人,在治疗热病中开创了温病学明代赵献可孙一奎张景岳等据太极图的思路创立了各自的命门学说。清代医学家受朴学的影响在注疏经典和校勘医籍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20世纪中叶以后,中医以振兴为务,以推进现代化为目标,冀望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

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由于学术主旨不同以及学说、观点之异,其学术队伍中形成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学派。

中医学派的形成,是一个“步踵前贤,濯古来新”、由积累而创新、创新后经过继承而弘扬的过程。在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医疗技术的发明推广,先后有用针、用方药和重切脉的三大派别,此三派也是中医学初创时三个历程的赅括,称之为“三世医”,即分别为《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素女脉诀》为标志。近代医学家谢利恒曾指出:“三世医,此盖中医学最古之派别也。”把三派宗师定为黄帝、神农和素女,系崇本溯源而言大道之义。

西汉时代,针灸切脉两家融合为医经学派,重视药物和方剂者称为经方学派。另有称为房中、神仙的派别也与医学交叉或联系。《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医经七家中,只有《黄帝内经》传续于世,以其经典价值成为中医学理论的基础。经方学派从先秦《五十二病方》,经魏晋诸方书,唐代《千金》、《外台》,宋代三大方书(《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济生方》),至明代普济方》之类,代有薪传发挥至今。汉末张仲景著《伤寒论》一书,后世应引者云集,成为一大学派。

宋代科技发达,学风丕变,儒家唤起突破经学定于一尊的意识,有门户之分,医学也崇尚创新和争鸣。在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中,形成以刘完素为首阐发火热病机的河间学派;以张元素为肇始,研究脏腑病机及辨证的易水学派。

河间学派代表著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等,学派传人有张从正朱丹溪等人。

易水学派代表著作有:张元素《医学启源》、《珍珠囊》,李东垣著《脾胃论》、《兰室秘藏》等,传人中尚有王好古、罗天益等名家。

明清之季,治疗温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病因上从热立论,创立了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法,叶天士著《温热论》、吴鞠通著《温病条辨》、王孟英著《温热经纬》等,这一批医学家确立了温病学派

清末民初,西医学传入中国以后,有一批医学家如王宏翰朱沛文唐宗海恽铁樵陆渊雷张锡纯杨则民等,主张中西医学汇聚而沟通之,衍成汇通学派,该派虽然历史较短,但提倡取长补短,在一个时期内办刊兴学,起到传承中医的作用,其余绪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先导。

各大学派尚有分支及流延于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域的学派,派中有派,如伤寒学派中,据原创问题有错简重订派与维护旧论派,据对全书的把握有依方分类、依法分类的不同派别。河间学派在新安江流域又演为新安学派。易水学派中的“温补四家”,在明代卓立为温补学派。在温病学派中,又分为吴又可余师愚戴北山的温疫派;叶天士吴鞠通的温热派;薛雪王孟英的湿热派等。温病支派在江苏,“南推孟河,北数山阳”;在浙西又有继承叶天士的乌镇学派等。

中医学派在初创时期,各派都曾起到学科带头的作用。各派间每有学说的对立和争鸣,但学术互补是其主流,并不互相排拒。大致以金元时期为分水岭,前期以学术主旨界分学派,学派发展为学科;金元以后以学说观点立派,各学派的理论兼及诸多学科。学派推动了中医学科和理论的发展,学派之间此起彼伏、互相吸收渗透,在领异拨新中,形成祖国医学继往开来的“长河”。

医事及管理

中医学自古就是一个成熟完备的医疗保健体系。在医疗方面有宫廷医疗保健机构、医院、医药慈善机构以及相应的医疗行政管理体制;系统的医学教育开世界之先河;医书校勘和出版机构历史悠久;民间医学学术团体的成立也为世界之先。

宫廷医疗保健机构

为管理替皇家医疗保健服务的医务人员而设。《周礼·天官》分医为四科(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其中食医专门负责皇帝的饮食。历代宫廷的医疗保健均由太医负责。直接给皇帝看病的医生又常称侍医或御医。太医隶属于太医局。围绕着帝王的医疗,又设立了尚药局(或御药院)等药物采办调剂机构,分工严密,各负其责,如隋代尚药局每季由太常官检查药物,储新换陈,专设御药库储存皇帝常备药物。宫廷用药除必要的采办之外,还接受各地方政府及各国的贡献,由专人检验收贮。此外,在北齐、隋、唐、元、明等朝代,还有专为皇太子服务的药藏局和典医监。

医院和医药慈善机构

古代医生看病,多在自己的诊所或应请上门治病。将病人集中在一处予以治疗,这种私人医院的形式并不普遍。然而以官方或佛教等名义举办的一些慈善机构,实际上具有医院的作用。汉代元始二年(公元2年),政府下令利用空闲房屋,收容疫病患者集中治疗,已具医院雏形。北魏时专设病坊救治老年痼疾,又派太医署的医师在固定的馆驿治疗病人,根据其疗效以定赏罚。南朝萧齐时代设有六疾馆,收治各种传染病人。佛教徒为弘扬佛法,也常设立病坊,收容为社会所遗弃的疠疾(麻风)患者,由医僧调治。

唐代政府派专人管理京城长安的病坊,有悲田院(兼收乞丐)、福田院(专收麻风患者)诸名,多带佛教色彩。还有专为官员、僧人、囚犯而设的病院。与其他医药机构一样,

宋代的医院更是名目繁多,如福田院、安济坊、将理院、广惠坊、养济院、安养院、安乐坊、保寿粹和馆、军医院、病囚院等,其中有官办的、也有私人办的,收治如麻风病人、传染病人、孤老、僧侣、军人、囚犯等。

元代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药物院,聘用阿拉伯医生配制药物,既为宫廷服务,又为在京的兵、民治病。明代的安济坊、养济院的设置更为普遍,这些具有慈善事业性质的医院对防止传染病扩散等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私人开办的医院,最早的当推南北朝李亮,他在家中的厅堂里收容病人。此后宋代医家庞安时等也都兴办过病坊。

直至清代,私人捐赠开办的医院(普济堂)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已经具有近代医院的规模、制度。

医药行政管理机关

这种机关在《周礼·天官》中已有记载。当时设有医师一职,负责掌医之政令,聚集药物以供医疗之需。医师之下又有士(负责医疗的医生)、府(药物、器械及财务管理人员)、史(文书和病历管理人员)、徒(各种差役及看护人员)四类。医士接待社会上各种患者,分科诊治,建立病历。年终根据治愈率来决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

秦代这种医师的职责由太医令、丞掌管,他们除管理宫廷侍医之外,也负责国家医药政令。太医令的名称、职责后世续有变迁,至隋唐时,形成了太医署和尚药局两大机构。尚药局系宫廷的御药房,太医署则管理宫廷及王公大臣的医疗事务,兼管医学教育,成为全国医药行政及医学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这一机构在宋代又分为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太医局则专门负责医学教育。但元明以后,由太医院行使全国医药行政及医学教育等职责。

官方的医学教育机构与医学分科

据记载,晋代已有“助教部”培养医家子弟(《唐六典》)。南北朝时期设置“医学”,北魏有太医博士及太医助教之职。隋唐两代的太医署才真正称得上制度较健全、分科及分工明确的医学教育机构。太医署分医学、药学两部,医学又分四科。各科教职员工配备齐整。为配合药学教学,专门辟有药园。地方医学校也在唐代开始设立。这一医学教育机构的管理办法在后世得到部分继承和某些改进。宋代改太医署为太医局,专管医学教育,教员从翰林医官院或尚药局遴选。宋太医局设九科(后又或增或减)授徒,其规模制度较唐太医署更为全备。同时在地方上也开始兴办医学校。元代改太医局为太医院,分十三科,另设医学选举司掌管教育,地方也仿宋制设医学校。明清以后略同,但其成效却每况愈下。医学校中均制定了考核制度。唐太医署每年均有月考、季考和年考,不同考试由不同级别的教授和官员主持。

医学校分科制度可溯源于《周礼·天官》所载,但医学教育部门明确分科,则始于隋唐。最初的分科是粗线条的,以后逐渐分化。总的趋势是随着学术的发展,医学分科愈来愈细。医学的进步也淘汰了一些科目(如清代已不设祝由科)。医学分科和各朝代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如元代新设“正骨兼金镞科”,这与元代蒙古族马上征战频繁、对骨伤科和外科的需要迫切有关。清代道光以后取消了针灸科,是因为统治阶级认为“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以针灸不适于治疗帝王而停办这一分支学科。医学的分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医学发展的趋势。各朝医学校采用的教材大同小异,共同的特点是重视经典著作学习。以宋代为例,《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嘉祐补注本草》是各科必修基础教材,然后再根据各科特点选修其他教材,如方脉科(内科)要攻《脉经》、《伤寒论》等。

民间的医学教育

除官办医学之外,中国传统医学的教育主要依靠师带徒、家传、民办医校或自学等形式。史书记载,扁鹊学医于长桑君淳于意先后师事公孙光公乘阳庆南北朝徐之才世医出身、八代为医。历史上世代为医的现象屡见不鲜。民间办医学校在中国并不多见。虽然有的医家门徒甚多(如宋庞安时授徒60余人),但很难说是通过自办学校培养的。明末清初名医张志聪建立侣山堂,招同道、弟子论医讲学。这是仿儒家的书院形式,可以说是一种民间医校。与官办医校不同的是,民间师带徒大多注重临床实践,在随师临诊中学习。他们运用自己的实际经验和理论探讨促进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

医书校勘出版机构

隋、唐、五代都有由政府下令组织编撰医药书的情况,但却没有专门机构从事校勘出版工作。北宋嘉祐二年(1057),在编修院置校正医书局,选派具有编书经验的儒官和有医疗经验的医官共同从事医书校正。宋代校正医书局主要儒臣有掌禹锡、林亿、苏颂、高保衡、张洞等,医官有秦宗古、朱有章等。儒、医合作校修医书,保证了文字和内容的正确性。该局成立后,先后完成了11种经典医著的校修。宋以后无类似的机构。

民间医学团体

古代唯一的一个民间医学团体是建立于明隆庆年间的一体堂宅仁医会。该会由医学家徐春甫等46人组成,均为当时住在京师(今北京)的医家。该会创立的宗旨是探究医理,讲习方术,精益求精,克己行仁,深戒徇私谋利之弊,助善规过,患难相济。对会员的要求分22项(如诚意、明理、格致、审证、力学、辨脉、处方、忘利、自重、戒贪鄙、恤贫……),注重提高会员的医术水平和医德修养。

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