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史
中国地理学史（汉语拼音：Zhongguo Dilixueshi；英语：History of Geography in China），中国是世界上地理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地理学有着极其光辉的成果；中国近代地理学则是在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以后形成和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地理学进入现代地理学阶段，在许多领域取得长足进展，不少分支学科从无到有，并建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理学体系。
地理知识产生和积累阶段
从远古至公元前3世纪，相当于历史上的先秦时期。
中国古代地理知识萌芽于远古时代。距今约6,000年的西安半坡遗址，坐落在渭河支流浐河的河谷阶地上，遗址的门多向南开，表明当时人们已会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建造村落，并已了解方向与日照、风寒有关。距今约4,500年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几个图像文字，说明人们对一些地理现象已有观察和认识，并会用图形来表达。
商、周已有不少地理记载。甲骨文上保存有殷代文丁六年（前1217）3月20～29日连载10天的天气记录（图1）。当时，已认识晴、阴、云、雨、雪、风、霾等天气情况，并有“大风自北”、“大雨”、“小雨”等关于风、雨强度和方向的一系列记载。周代的《诗经》中，已有丰富的地形、气候、水文、动植物地理等知识，包括雪、雨、雹、雷、云、雾、露、霜、虹、闪电等数十种天气现象，山、阜、丘、陵、穴、谷、岵、冈、原（广平之地）、隰（低湿之地）等数十种地貌形态，并指出地壳的剧烈变动形成不同的地形（“百川沸腾，山冢峡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春秋战国时代，已在地形、物候、水文、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地理区划和地图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可贵的成就，出现了一系列地理专篇：如中国现存最早的物候专篇《夏小正》，中国最早的区域地理著作《禹贡》（《尚书·禹贡》），中国最早的综合自然地理著作、亦是中国最早的植物地理和土壤地理著作《管子·地员》，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图专篇《管子·地图》，中国最早的山地著作《五藏山经》（《山经》，后成为《山海经》一部分），以及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图、公元前300多年以前绘制的河北平山出土的《兆域图》和甘肃天水出土的放马滩地图等。一系列著述充分显示出考察自然、研究自然的方向，并在《周易·系辞》中出现了“地理”一词（“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传统地理学阶段
公元前3世纪末至19世纪末，相当于秦初至清末。分为形成、发展两个时期。
传统地理学形成时期
《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的出现，标志中国传统地理学（舆地之学、方舆之学），或说中国古代地理学开始形成。前者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地理专篇，后者是中国第一部疆域地理志，也是中国最早的沿革地理著作。马王堆地图和裴秀的制图六体标志中国传统地图学（又称舆图之学）的形成。其中，马王堆《地形图》是中国现知最早的实测地图，马王堆《驻军图》是中国和世界现知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制图六体是中国最早的制图理论，直至清初仍为中国地图学家所遵循，支配中国地理制图1,000多年。
这个时期的重要成果和著作有张骞出使西域及记录出使成果的《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法显西行天竺及记录其西行成果的《法显传》，它是中国古代记述中亚、印度、南亚的第一部旅行记；中国专记水道的第一部著作《水经》；现知最早的官修志书《南阳风俗传》，现存最早以“志”命名的志书《华阳国志》等。集这个时期之大成的，是郦道元的名著《水经注》，它的问世，标志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成熟。
传统地理学发展时期
这个阶段成果丰硕：
- 按《汉书·地理志》体例开拓的疆域地理著作连续不断，各代正史大多收有地理志，二十四史中有16部。
- 由《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开创的沿革地理，在这个阶段获长足发展，宋代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等的问世标志沿革地理成为一门学问；明清时沿革地理成为中国传统地理学的主流，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是中国沿革地理发展的高峰。
- 域外地理与边疆地理成就可喜，有玄奘足遍天竺、义净旅行南亚、鉴真东渡日本、汪大渊远航东非、郑和下西洋等，出现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图》、马欢的《瀛涯胜览》、图理琛的《异域录》、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番的《瀛环志略》等著述。
- 地方志由地纪经过图经，发展到方志，体例已渐成熟，一批名志流传至今。如陈公亮等的《严州图经》、宋敏求的《长安志》、范成大的《吴郡志》、周应合等的《景定建康志》、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于钦父子的《齐乘》、傅王露的《西湖志》等。并出现了全国性总志，如李泰的《括地志》、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等的《元丰九域志》等；后又演变为一统志，如《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
- 地图编绘在裴秀制图六体的基础上获进一步发展。唐代贾耽绘制的《海内华夷图》开创了沿用至今的朱、墨两色分注古今地名的先例；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等开创了用几何图例表示地形地物的先例。遗存至今的古代地图，绝大多数居于这个阶段，如《九域守令图》、《华夷图》、《禹迹图》、《历代地理指掌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杨子器跋舆地图》、《郑和航海图》、《京城全图》等。
- 地理考察方面取得不少成果，突出的有：都实探黄河源，留有《河源志》；范成大考察桂林的洞穴和峨眉山的植物垂直分布，撰成《桂海虞衡志》；徐霞客周游中国各地，撰写成在世界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徐霞客游记》。徐霞客为中国古代地理学开创了实地考察、研究自然规律的新方向。继后，顾炎武、孙兰、刘献廷等人严厉地抨击地理学研究中脱离实际的议论和本本主义，提出“经世致用”，认为不但要“说其所以然”，更要“又说其所当然”，去研究“天地之故”，即研究大自然的规律。他们还身体力行，撰写出《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柳庭舆地隅说》等地理名著。然而，他们开创的方向后继无人，未能由此而萌发出近代地理学研究方法、知识和体系。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是中国传统地理学发展的高峰，主要成就有：
- 较全面的整理和研究了古代地理名著，包括校勘、注释、考证、辑佚等，且大多数获突破性的或超越前人的成就。如胡渭《禹贡锥指》、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和杨守敬的《水经注疏》等。
- 对政区沿革、水道变迁等沿革地理考证取得巨大成就，其研究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从先秦时代到清朝、从中原地区到边疆，几乎所有见于记载的重要地名、山川、城邑、古迹都有人考证、出现了不少综合性著作，也完成了不少填补历史空白的专著，如《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历代帝王宅京记》、朱彝尊的《日下旧闻》、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皇舆西域图志》等。
- 高质量的域外地理和世界地理著作问世，如《海国图志》、《异域录》、《瀛环志略》等。
- 方志大量的修纂，现存清代方志有6,000多种，约占现存全部方志的80％，而且出现洪亮杏的《泾县志》、戴震的《汾州府志》、傅王露的《西湖志》等名作；方志学也于乾（隆）道（光）年间由章学诚等奠定基础，还编纂《大清一统志》。
-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从明代起利玛窦等人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地理思想，涌现出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全图》等著作，使中国人的视野扩大到欧洲、日本，进而扩大到全世界，到清代后期改变或动摇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的地理观念。
- 西方测绘、制图技术的引进，结合中国的实际，于康熙、乾隆年间实测绘制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达到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随后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又将西方的投影法和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结合于一体，使中国的地图绘制工作和精度等大大前进了一步，清末杨守敬则集历代之大成，绘制成巨著《历代舆地图》。
1840年至20世纪初的晚清时期，主流还是中国传统地理学。然而中国传统地理学多只求知其然，不问其所以然，两千多年间进步迂缓，迄未形成学科体系。清代地理学是中国传统地理学或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的高峰，但由于各种原因，它只是旧的总结，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新的开端，即近代地理学的开端。
近代地理学阶段
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止于20世纪4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地理学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但多属于个人行为，有组织开展的大型研究较少。
中国近代地理学是在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1909年中国地学会创立、1921年东南大学地理系诞生，标志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始。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相文以教育为职业，积极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先后编著出中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地理教科书》，中国最早的自然地理学书籍《地文学》，创办中国第一个地理学刊物《地学杂志》，为培养地理人才、促进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兴起作出重要贡献。
邹代钧创办舆地学会，该学会译绘中外舆图700多幅，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图事业的发展。竺可桢于1921年在东南大学（现为南京大学）创立中国第一个地理系，亲任系主任，并身体力行地开辟中国历史气候、物候、区域气候等研究领域。他的《地学通论》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地理学教科书。翁文灏以其丰富的地质学知识，研究地理学，指出传统山水地理知识之错误与不足，发表《中国山脉考》、《中国自然之地势》等，从地文学角度奠定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基础；并与丁文江、曾世英共同编制《中华民国新地图》等地图集，为中国现代地图学发展奠定基础。
胡焕庸、黄国璋、吴尚时、张其昀等自20世纪20～30年代起分别在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主持地理系或讲授地理学，培养造就了一批当代地理学家。翁文灏、叶良辅是中国地貌学的奠基人，十分重视各种地貌成因、发展规律和地文期的研究。20年代初，中国开始建立气象机构和气象台站，竺可桢、涂长望、赵九章等研究了中国气候特点及其与世界气候的关系，奠定中国近代气候学研究的基础。现代水文学研究从吴尚时的译著《江河之水文》算起，始于30年代末。1930年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内建立土壤研究室，同年广东成立土壤调查所。美国土壤地理学家J.梭颇1936年发表《中国之土壤》对早期中国土壤地理学的发展有深刻影响。李连捷、朱莲青、马溶之等引入国外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土壤调查研究，为中国现代土壤地理学的发展打下基础。钱崇澍、刘慎谔、李继侗等自20～40年代对中国植物区系的性质、分布，植被类型及其生态地理等开展研究。50年代以前，林超、黄秉维等就已从事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工作，黄秉维著有《自然地理原理》。周廷儒在30～40年代开创对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的研究，是中国古地理学的开拓者。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著名国外地理学家来华任教，讲授自然地理学、地貌学和区域地理等，德、法、美、英等国的近代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1928)、清华大学地理系(1929)、中山大学地理系(1929)、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理系(1933)、浙江大学史地系(1938)的创立；中国地理学会(1934)和禹贡学会(1936)的成立，中国地理研究所(1940)建立等，记录着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全国共有10多个地理系，一个地理研究所，两个地理学会。中央研究院、经济部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内政部方舆司、国立编译馆、测量局等亦曾进行与地理学有关的工作，近代地理学已初具规模。
现代地理学阶段
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大致可以概括为形成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和发展时期（70年代末至今）。
现代地理学形成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家建设对地理学的需求扩大，地理研究机构得到较快发展，短期而分散的课题很多。
1950～1958年，中国地理学全盘接受苏联地理学的影响，按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新两元论观点发展地理学。其中，对自然地理学的发展和促进作用较大。主要成果有：
①对西藏、华南和云南的热带，黄河中游、新疆、汉水、黑龙江、甘肃、青海等进行综合考察，并参加黄河规划。考察中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提出不少对经济建设有意义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以新疆考察取得的成就最完整。在黄土高原考察中阐释了土壤侵蚀的类别、过程、地域差异与防治途径（黄秉维，1953），具有开拓意义。
②编写中华地理志和拟定中国自然区划。中国自然区划第一次针对农林牧水，根据自然界的特征，完整地表现出中国的自然地带性。中华经济地理则全面阐述了各大区和省的工农业和交通。
③对水利、交通和农业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这些工作使气候学、土壤地理学有不少进展，地貌学、植物地理学、农业地理学、地图学有显著提高，水文地理学、动物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工业地理学也具备基础。1958年后，地理研究机构迅速发展。主要工作有：国家大地图集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和中国农业区划。前者以地图形式展示中国的自然概貌，绝大多数图幅是当时中国地学、生物学许多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权威性概括，设计和制图工艺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中国农业区划对中国农业地理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1958～1966年，地理学各分支学科得到应用和发展。如冰川、冻土、沙漠、湖泊、沼泽、泥石流、滑坡等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地表水分热量平衡与化学元素迁移变化研究也建立了工作基础。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珠穆朗玛峰和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继续进行外，几乎所有研究都陷入停顿。70年代新开展的有中国自然地理，中国农业地理，喀喇昆仑山巴托拉冰川，若干地区的冻土问题，泥石流，季风气候，南亚气候，地区工业条件和布局，地图与外国地理等方面研究。还有克山病、大骨节病的地理环境，水体污染，海洋气候，小流域最大洪峰径流估算方法，天山公路雪害，土面增温剂的应用，遥感资料的收集和应用等。
现代地理学发展时期
1977年以后，许多新的学科领域逐步萌生，并得到发展。各国地理学的先进理论、方法逐渐引入中国，数学计量方法、计算机和航空航天遥感等新技术逐步推广应用，中国现代地理学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学科发展的新阶段，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20世纪90年代，黄秉维提出开展地球表层陆地系统科学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标志。由静态描述发展为动态过程分析研究，定位和半定位观测、模型实验研究、地理过程分析等，都进入或正在进入动态过程研究范畴；从定性描述发展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定量研究、模拟实验。已在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研究中广泛运用遥感遥测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电算技术、自动化制图技术以及系统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判别分析、聚类分析、区位分析、优化决策等方法和手段。研究对象亦由单个要素发展为多个要素，从部门研究逐步发展为部门交叉研究。成果有：编制《1∶100万土地类型图》、《1∶100万土地利用图》、《1∶100万土地资源图》等，“黄土高原综合考察与治理研究”、“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左大康、叶青超等，1994）等项目全面展开。
分支学科的进展
近代中国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主要是从综合自然地理角度构建。在古地理学、景观学和土地科学、现代自然地理过程以及区域自然地理学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古地理学研究成果以《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周廷儒主编，1984）为代表。黄秉维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自然地理学要分别研究地表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自然过程，然后加以综合，比西方类似的观点早近30年。70年代末，赵松乔、林超等以土地类型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土地评价、土地利用、土地规划和土地管理决策的系统研究，发展为土地科学的系统研究。90年代以后，与国际上的流行趋势接轨，开展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
区域研究从综合观点分析阐明所研究区域的全部自然要素及其相互联系。《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黄秉维，1959）按照生物气候原则，在复杂的自然条件下揭示了中国自然地理地带性规律。林超(1954)、罗开富(1956)、任美锷(1961)、侯学煜(1963)、席承藩(1984)、赵松乔(1983)等也先后提出全国自然区划的各种不同方案。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专著的《中国自然地理·总论》(1985)，任美锷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纲要》(1982)和《中国自然区域及开发整治》(1992)，赵松乔的《Physical Geography of China》(1986)，张荣祖等的《西藏自然地理》(1982)等。
在部门自然地理中，如罗来兴等在黄土地貌，陈述彭等在岩溶地貌，朱震达等在风成地貌，施雅风等在冰川地貌，黄锡畴等在沼泽地貌学，陈吉余等在河口地貌，沈玉昌等在河谷地貌，曾昭璇在峰林石山地貌和海岸地貌以及由多位地貌学家编写的《中国地貌区划》(1959)等，都反映了中国现代地貌学研究的成就。近年，地貌学研究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如青藏高原隆起造成大气环流演变，对黄土、黄河形成的影响；河流地貌中发现游荡河型和江心洲河型皆有地带性分布规律，古河道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喀斯特地貌中论证了峰丛和峰林间的演化关系并建立演化模式；冰川地貌中否定青藏高原第四纪大冰盖的假说；黄土地貌中推论的四个侵蚀期，推算出全新世中期黄河输沙量等；风沙地貌中对沙漠化的新认识，《中国沙漠概论（修订版）》（朱震达，1980）的出版以及古风成沙的研究；海岸地貌中有关海平面升降变化对地球表面环境影响研究等。
气候学方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1972）集中了五千年气候变迁研究成果。气候变迁与全球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计划(IHDP)，都以气候变迁为重要研究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水资源问题与环境水文研究得以迅速发展。水文学的地理方向成为水文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有《水文学的地理方向与发展趋势》（郭敬辉、刘昌明，1984），《我国水文地理研究工作进展》（刘昌明，1984）。开展了水文过程和环境水文研究，前者着重产流、汇流的模型和降水、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水和植物叶面水的水量转化；后者主要是环境变化造成的水量、水质变化。
周立三1955年参与《中国农业区划的初步意见》和《关于划分中国农业经济区划的初步方案》的研究，先后发表《甘青农牧毗邻地区农业区划初步研究》(1958)、《试论农业区划的形成演变、内部结构及其区划体系》(1964)、《全国综合农业区划报告》(1981)等文章；吴传钧参与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主编《中国农业地理总论》(1980)，专著《国土开发整治规划》(1990)、《现代经济地理学》(1997)、《中国经济地理》(1998)等；侯仁之的《北京市历史地图集》(1988)等；谭其骧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1986)、《中国历史地图集》(1978)、史念海的《西安历史地图集》(1996)等，都反映了人文地理研究的主流。
20世纪70年代末，李旭旦、吴传钧、鲍觉民、张文奎等倡导复兴人文地理学，此后的30年里有了迅速的进步。吴传钧的国土开发与整治研究，钟功甫、胡序威等人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以区域发展为主题，对国家宏观经济的布局和调控，起了重要的作用；周立三、钟功甫、邓静中等对农业地理和农业区划，特别是对农业地域分异规律和因地制宜发展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李文彦、魏心镇等使工业地理学这一领域得到加强。周立三等的国情研究系列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经济地理学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便引入计量方法，以提高论证的科学性。计算机的应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化手段，使人文地理学研究视野扩大、周期缩短、精度提高，更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农业地理学逐渐成为一门学科，研究内容涉及农业自然资源、农业社会经济条件、农作物布局、农业类型、农业基地、农业区划、农业地带、区域农业地理和农业土地利用等。取得的重要成果如《中国农业地理丛书》和《中国农业地理·总论》等。
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学者也多有建树。如孙宕越在地理教育方面，张其昀在区域地理、历史地理和中国地理学史方面，陈正祥在文化地理方面等。
地图制图工艺和手段有了根本性变革，成果丰硕。20世纪80年代以来，遥感遥测、计算机技术、专家系统及自动化制图得到广泛应用，陈述彭推动了中国的遥感应用研究。中国学者研制出了电子地图集、统计制图专家系统、地图设计专家系统等先进技术和系统。代表性成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普通地图集》(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自然地图集》(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地图集》(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1989)、《陆地卫星影像·中国地学分析图集》、《遥感地学分析》、《中国自然保护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病与环境图集》、《中国自然灾害地图集》、《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1∶1,000,000中国地貌图》等。中国的地图集编制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地理学成果已产业化，地理信息系统(GIS)已广泛用于国土资源、电子政务和公众服务、房产管理、统计、军事与公安等领域。
涌现出一批新学科、新领域， 如资源地理学、环境地理学、建设地理学、理论地理学、实验地理学、地理工程学、河口海岸地貌学、地理信息系统等。总结出一些新规律，如提出中国自然地域分异理论、地方病环境病因说、黄土高原侵蚀产沙机理、河床形态与影响因子关系式、水分循环蒸发计算数学模型、树木生长气候要素模式、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区域发展的点轴空间结构、区域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与系统调控等。
地理考察已进入一个全新时期。1980年以来，中国在过去考察的基础上，组织了一系列重大地理考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①南极科学考察。自1984年11月20日中国首次组织南极考察队，至2004年5月已组织20次南极考察。1985年2月建成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当年10月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1986年成为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成员。1989年2月又建成中国南极中山站。20年来，中国在南极开展气象、生物、生态考察和监测，开展冰川、地质、地貌、海洋的研究等，取得一系列为世界瞩目的成就。包括在国际上率先成功地钻取300多米连续完整的冰心样品，完成埃默里冰架综合断面的调查和冰架前缘断面海水温度、盐度、深度和流场的观测工作；在世界首次对南极海冰厚度变化进行跟踪监测，在海冰生长消融整体过程研究方面填补了国际空白，在世界上首次对南极格罗夫山进行大范围全面遥感测图等。
②北极科学考察。1995年3月对北极的考察，获得冰雪化学、海洋和极冰、自然环境特征及其变化过程等大批珍贵样品、数据和资料。
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在对西藏自治区科学考察之后，1981～1985年重点考察横断山区，1987～1991年重点考察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区，1993年开展“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研究”，并列为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各相关领域专家对青藏高原岩石圈、环境、气候、生态以及高原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一批高水平成果，把青藏高原研究推进到了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水平，特别在高原隆升、高原环境演化、高原生态与环境时空分布等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1998年出版了《青藏高原研究丛书》（5卷，孙鸿烈、郑度等主编）。
21世纪，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有：《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秦大河总主编，2002），《我国生存环境演变及北方干旱化趋势预测研究》（符宗斌、安芷生等编，2004），《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陆大道等，2003），《中国气候与环境演变：中国气候与环境的演变与预测》（秦大河、苏纪兰等，2005）。
趋势和展望
当今世界面对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给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地理学要在微观研究上不断深化，加强对地表地理系统界面过程的综合研究，由静态、定性、类型和结构的研究，转化为动态、定量、过程和机制的研究。在宏观研究上要不断拓展，促进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交叉与渗透，加强综合和跨学科的研究工作。要继续引入新理论和新思想，应用新技术手段，加强实验模拟和定位观测试验，进行系统分析与综合论证，建立模式、发展理论，将现代地理学提高到新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