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汉语拼音：Yɑlishiduode；希腊语：Αριστοτέλης，Aristotélēs；前384－前322年），古希腊哲学家、渊博的学者。他总结了泰勒斯以来古希腊哲学发展的成果，首次将哲学和其他科学区别开来，开创了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独立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和柏拉图、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老师）一起被誉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统。
亚里士多德关于物理学的思想的影响力延伸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最终被牛顿物理学取代。在动物科学方面，他的一些意见仅在19世纪被确信是准确的。他的学术领域还包括早期关于形式逻辑理论的研究，最终这些研究在19世纪被合并到了现代形式逻辑理论里。在形而上学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神学思想在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传统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世纪，它继续影响着基督教神学，尤其是学术传统的天主教教会。他的伦理学，虽然自始至终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后来也随着新兴现代美德伦理的到来获得了新生。今天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仍然活跃在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虽然亚里士多德写了许多论文和优雅的对话（西塞罗描述他的文学风格为“金河”），但是大多数人认为他的著作现已失散，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原创作品幸存了下来。
目录
生平和著作
亚里士多德生于斯塔吉拉城，父亲是马其顿王阿穆塔的宫廷医师，在亚里士多德幼年时去世。
亚里士多德18岁时被他的监护人普洛克西诺送到雅典，进入柏拉图学园学习，后来担任教师。柏拉图逝世后，斯彪西波主持学园事务。亚里士多德与他有分歧，和另一个同学克塞诺格拉底接受了赫尔米亚的邀请，离开雅典来到亚洲的密细亚的阿索斯城，建立学园，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3年后波斯帝国攻陷了城池，赫尔米亚被杀，亚里士多德逃到累斯博岛的米提利尼城。公元前342年，亚里士多德应马其顿王菲力浦二世之召，前往任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前339年离开马其顿的宫廷，回到自己的故乡斯塔吉拉城。
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这时学园由克塞诺格拉底主持。亚里士多德带领泰奥弗拉斯托斯，在城外吕克昂的阿波罗神庙附近的运动场里另立讲坛。由此，他的学园被称为“吕克昂”。他的教学活动多在运动场里的散步区进行，边走边讨论问题，因此又被称为“逍遥学派”。吕克昂树立了一种和柏拉图学园大不相同的学风。它更注重实际，研究问题更注重提出疑难，注重多方面收集材料、尝试和探索。在哲学及古代知识的许多部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前323年亚历山大在军旅中突然死去，雅典发生了反马其顿的运动，亚里士多德便成为政治打击的对象，他和苏格拉底一样，被控以“亵渎神灵”的罪名。他把学园交给泰奥弗拉斯托斯，避难于卡尔基，次年因病逝世。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他生前公开发表供一般人阅读的，用的是对话体。这类著作大部分已散失，只有一些片断流传到现在。这类作品文体典雅，想象丰富，西塞罗誉之为“黄金河流一样的”作品。其中重要的有《论灵魂》、《论正义》和《论哲学》等。第二类作品朴素无华，推论严谨，大概是亚里士多德的讲授提纲、研究札记或学生的听讲笔记保存下来了一部分。
现存亚里士多德著作主要有：《范畴》、《解释》、《前分析》、《后分析》、《论辩》、《智者的驳辩》，总称《工具论》，主要涉及逻辑问题；《形而上学》主要涉及抽象的一般理论问题；《物理学》、《论天》、《论生灭》、《论灵魂》主要涉及自然哲学问题；《尼各马可伦理学》、《大伦理学》、《欧德谟伦理学》主要涉及伦理问题。此外还有《政治学》、《诗学》、《修辞学》及其他有关生物、经济等方面的著作。
基本学说
亚里士多德把广义的哲学，即一般性的知识，分为三大类：①实践的，②创作的，③理论的。实践的知识只研究行动本身而不管行动的结果。创作的知识是关于材料的塑造和制造的知识。这里所说的材料往往是语言材料，创作只是词句的制作。这个词后来和诗是同义语。“理论”，在古希腊语里本义是凝视。理论的知识是一种不为其他实用目的只为知识本身的知识，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最高贵的静观知识。
理论科学
理论科学又进一步被分成3类：即物理学、数学和第一哲学或神学。亚里士多德和他的逍遥学派把主要力量集中在物理学和第一哲学上。
第一哲学
即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即普遍存在，其他分门别类的学科，是从这个全体上割取一部分而进行专门的研究。研究普遍存在也就是研究那些“其自身就是属于作为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本原和最初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初的原因共有4种：①质料因。一切事物构成和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如铜之于雕像，银之于银碗；②形式因。决定一个事物之所以是那个事物的原因，因此被看作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定义，而不是事物的外表；③动力因。一切运动和变化的来源，如父母之于儿女，制造者之于产品；④目的因。也就是为了什么，如为了健康而散步，为了治病而服药。人们了解了“四因”，就会了解事物的产生、消失和自然的变化。
四因说是从以前哲学发展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具有明显的调和性。亚里士多德一方面着重批判柏拉图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同时也指出德谟克利特唯物主义原子论的缺点。他指出，柏拉图派的理念论，在论证上没有充分根据，不但不能解释事物的存在和运动，反而会引起种种困难。那些认为有一类具体事物就有一个独立存在的理念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这样，那么人工制造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偶性和关系也都有自己的理念了。理念论是无用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说它无用，因为它仅仅是把可感觉的事物增加了一倍，既不能成为它们运动和变化的原因，也无助于它们的存在以及我们对它们的认识。理念的前提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一方面断定理念是有关对象的本质，另一方面却又断定它存在于那些对象之外，本质是不可能存在于事物以外的。
在谈到个别对象和理念的关系时，柏拉图说对象分享(分有)或模仿理念，而所谓分享或模仿不过是一种说不清楚的诗的比喻。最后，理念论把理念看作是实体性的东西。如果这样，在个别对象和理念之间还须有个两者共有的模式，即在个别的人和人的理念之间还需有“第三个人”。在批判理念论时，亚里士多德把这一理论概括成一个著名的公式，那就是“多外之一”。这非常准确地击中了理念论的唯心主义要害。唯心主义一般总是用自然之外的精神，存在之外的思想来作为自然和存在的本质、原因和本原。
在批判理念论的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古希腊唯物主义的缺陷。他认为，德谟克利特和他的先驱发现了质料因，对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却忽略了事物运动的原因，没有说明从哪里开始运动以及为何运动的问题。同时，德谟克利特也忽视了形式和本质，他没有探究事物运动的内部源泉，更不了解人们的概念更深刻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
关于实体问题的探讨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实体问题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实体和“作为存在的存在”几乎是同等的。实体就是与一切事物相关的“本原”。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集中地表现了困惑和混乱。
“实体”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原本就包含着两层完全相反的意思：①指个别的事物；②指普遍本质。在亚里士多德着重于世界的客观性和独立性的时候，他把实体第一层意思放到首要地位。认为只有个别的东西才能独立存在，才是“第一实体”，一切其他属性是用来表述它们的谓词。另一方面，当他觉察到普遍形式和本质定义在认识中的重大作用时，反过来把实体的第二层意思放到首要地位，强调形式的能动性。他认为形式不但是事物的普遍本质，而且是事物所要达到的目的，同时是诱发事物趋向目的的动力因。唯有形式才是现实性，是内在于事物的目的。相对来说质料则完全是消极的，是实现目的的可能性，是潜能。
从形式既是现实性、目的因和动力因的前提出发，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动的，非感性的实体，一个完全没有质料的形式即“纯形式”。它是运动的第一发动者、纯粹的“隐得莱希”，也就是“神”。神是宇宙万有的最后目的、最初的动因。
亚里士多德试图对以前的哲学加以总结，作出综合的结论，解决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但是，当时哲学思想还处于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开创阶段。他还不能真正解决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问题，从而陷入了矛盾和混乱，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
物理学
即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这里面不但包括事物运动的一般原则，也包括两种“可感觉的实体”，即天体和生物。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中一切对象都由质料构成，并且必然具有运动和变化。他将运动和变化区别开来，认为一切运动都是变化的，但不能说，一切变化都是运动。例如产生和消灭，即从不存在到存在，或从存在到不存在的变化，就只能说是变化。他把狭义的运动分为三大类：①量的运动，即增加或减少的运动；②质的运动，即质的转变；③空间运动，即位置的变换。他认为空间运动伴随着其他种类的运动。所以空间和位置也就是一切种类运动的普遍条件。亚里士多德不把位置看作是物体广延性所占据的空间，而是反过来将它看作是包围物体的边界。他从这里得出了两个结论：①没有无物体的空虚位置；②没有不占位置的无边界的物体。所以，宇宙的广延是有限的，在它之外没有虚空。亚里士多德把时间定义为按照先后来计量运动。他认为既然运动是永恒的，那么，时间也同样是永恒的。宇宙有无穷的过去，也有不尽的将来。至于构成物体的质料，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五种：冷而干的土、冷而湿的水、热而湿的气和热而干的火，这四种是构成月亮以下的地界中物体的元素。此外还有第五种比火更热更干的元素，一种燃烧着的东西，即以太。以太构成了月亮以上的天体，由于第五种元素最轻灵，所以它的运动形式最完美，是无限而又有限的圆周循环。地上的元素各按其本性作直线运动，轻者以苍穹为归宿，自然上升，重者以大地为依据，自然下降。他认为自然中一切都是有目的的，“神和自然不作无益之事”。
亚里士多德是地球中心说的系统化者。他认为，宇宙是以不动的地球为中心的球体，地球之外包围着47层或55层中空球形的天宇，最外的一层是恒星天。自然中的运动是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是质料不断被形式塑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等级的生物。灵魂是生物的形式因，也是目的因和动力因。他认为，灵魂本是生命原则，它和身体的关系如视觉和眼睛的关系，不是船长和船只的关系。不同等级的生物有不同功能的灵魂。植物灵魂只有营养、吸收的功能；动物灵魂有感觉、欲求和移动。人的高贵之处在于除了有营养和感觉的功能之外，还有理性。理性是某种外来的、神圣的东西，它的一部分进入身体后受到身体的影响，变成被动的灵魂，和其他灵魂一样，随身体的死亡而湮灭；另一部分，一直保持其能动性，继续其静观的生活，离开身体后仍能独立自存，是不朽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是与他的科学观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对多种自然现象作过相当广泛的经验考察，首先提出了科学分类的思想，并提出了自然科学中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如上面提到的物质、空间、时间、运动等等。在科学方法论上，他首先提出了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强调数学公理体系及逻辑推理的作用，主张应严格运用数学来证明科学原理。这些对科学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作用。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有一些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定律，在近代发现是错误的，如落体运动的定律等。
逻辑学
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里，没有逻辑学的地位。在逍遥学派看来，逻辑学不是知识的本身，而是获取知识的工具、手段。
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认为，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即逻各斯。但它所注意的只是语言的形式而不是语言的内容。词是构成语言的最基本的成分，每个词都是一判定。在《范畴》篇里，亚里士多德列举了10种判定方式，即10种范畴：实体、量、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具有、主动、被动。其中实体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在一个命题中，只有实体居于主词的地位，其他9种，都是谓词，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主词加以陈述。在客观上，实体是主体，一切其他范畴都是隶属于主体的属性。单个的、孤立的词并没有真和假、对和错，只有把两个词联系起来成为命题和判断，才发生真假和对错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对定义作了专门研究，提出了本质定义即属加种差定义、语词定义、原因定义等。他讨论了下定义时可能出现的错误，提出了现在逻辑教本中仍在使用的一些规则。
亚里士多德把命题划分为简单命题和复合命题。简单命题按“质”又分为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按“量”分为全称的、特称的和不定的。命题的对当关系、换位等问题是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重要理论。他讨论了全称肯定命题、全称否定命题、特称肯定命题和特称否定命题之间的关系；他规定全称肯定命题与相应的特称否定命题之间、全称否定命题与相应的特称肯定命题之间是矛盾关系；全称肯定命题与相应的全称否定命题之间是反对关系。他提到了特称肯定命题和特称否定命题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明确陈述。他没有专门讨论差等关系，但在三段论中实际上应用了这一关系。他讨论了后来所说的“简单换位”和“限制换位”。命题的对当关系、换位等理论是三段论理论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研究了推理，认为推理是通过前提作出必然结论的逻辑形式。直言三段论理论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它分为三个格，共14个有效式。因为第一格可以得到AEIO四种结论，而这种三段论的有效性又很明显，无须再加任何说明，所以亚里士多德把第一格各式称之为完善的三段论，第二格、第三格各式不具有这种特点，需要通过换位和归谬等方法才能把它们化归为第一格，也就是需要通过第一格，才能提示出它们的有效性，因此他把这两个格的三段论称之为不完善的三段论。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演绎推理理论，是一个初级的公理化系统。以他的三段论第一格各个式作为公理，就可以推出其他各格的各个式的有效性。
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模态三段论理论。模态三段论是两个前提中至少有一个必然命题或偶然命题，而其他命题是实然命题的三段论。亚里士多德分别对三个格的模态三段论作了考察，提出了模态三段论有效性的规则。例如，在第一格中，当大前提是必然的，小前提是实然的，则得到一个必然的结论；当大前提是实然的，小前提是必然的，则得到一个实然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模态三段论实际上也是一个公理系统，有些内容需进一步研究。
思维规律的理论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从本体论和逻辑两个方面提出和建立了他的逻辑思维规律理论。在他的哲学著作《形而上学》中首先考察矛盾律，认为矛盾律是一切证明都需要应用的最根本的原理，因而是不需要证明也是不能证明的。亚里士多德确定的另一条思维规律是排中律。
亚里士多德研究了科学证明，他要求证明的前提必须是真实的，是必然的；证明的最初始的命题必须是直接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直接的命题有公理、公设和定义。此外，在证明中还有推理规则，主要使用三段论推理。他还讨论了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并认为直接证明比间接证明优越。同时，他还研究了各种谬误以及驳斥谬误的方法。他把谬误分为依赖语言的谬误和不依赖语言的谬误。依赖语言的谬误主要有：语词歧义、以分为合、以合为分、错放重音等。不依赖语言的谬误主要有：混淆偶性与本质属性、混淆相对与绝对、预期理由、肯定后件、错认原因、复杂问语等。
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中还有归纳和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归纳是通过类比，从特殊中发现普遍，从个别中发现一般，它是一切科学证明的泉源。
实践科学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科学有三个分支，即伦理学、理财学和政治学。在这三个领域里奴隶被排斥在外。他把奴隶称为“有生命的工具”、“能听话的财产”，他们虽然也是人，按其本性却要隶属于主人，服从主人，进行体力劳动。
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说是古希腊从梭伦到德谟克利特幸福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心是关于幸福和实现幸福的条件问题。他在其主要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综合前人伦理思想的成果，运用经验和理性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各个环节和奴隶制社会道德关系的各种规定，建立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幸福论伦理学的理论体系。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奴隶主阶级的人性论。他认为，人的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个部分。后者包括感情和欲望。人区别于动植物的地方在于有理性功能，并按理性生活。人的理性一方面是纯粹理性，其职能是沉思真理，其完善的活动是理智的美德；另一方面是与感情和欲望相联系的，其职能是调解并控制感情和欲望，其完善的活动是实践的美德，即德性。理智的美德来自知识教育。实践的美德得自行为习惯，它是人们自愿选择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自觉活动。在他看来，有德性的人其灵魂的各个部分是协调一致的，善行是这种协调一致的表现，恶行就是灵魂各个部分不一致的结果。因此，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还认为，美德和善行皆由理性决定，理性的主动作用在于使人控制自己的心灵和行为，使之不走极端，符合于“中庸”。因此，凡符合中庸要求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不是道德的。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伦理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成分，肯定了现世的物质生活的幸福和快乐，认为快乐是人的德性活动的自然结果。但是，他反对把幸福仅仅归结为快乐，尤其反对那种把快乐仅仅归结为感性快乐的纵欲主义。他所认为的幸福是合乎理性的活动，“是善德的实现，也是善德的极致”，即合其性，尽其才，按照理性和城邦法律的要求达到自我实现。他强调，“自我实现”并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要在更高的动机和目的推动下，为促进他人和城邦的公共福利牺牲个人利益。社会的目的应是使个人能过有道德和幸福的生活，而个人应该服从整体，在城邦法律和公共职责中实现自我。他指出，人生应该思想高尚，为友谊和正义事业采取行动，追求不朽，尽力遵循理性而生活，直至达到对真理的沉思，实现神性的生活，成为“人中之神”，这才是最高的幸福。
理财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的德性须在家庭中培养和实现。家庭是个人最初所属的自然集体。家庭由两个要素构成，即人与财产和牲畜。在家庭财产中，奴隶是首要的，最不可缺少。奴隶是“人形的畜牲”。他认为家长必须具有四种本领：取得财产、保存财产、增加财产和使用财产。由于这个缘故，“理财学”这个术语，后来就变成为“经济学”。亚里士多德不赞成以获得财富为目的。他推崇农业，认为农业是最诚实的行业，并且显著地有助于培养人的英雄气概，它不像商业那样，从事商业的人只会变得懦弱。亚里士多德在经济学上的思想，受到马克思的重视。马克思指出：“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资本论》第1卷，第73页）
政治学和法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城邦是由家庭集合发展起来的共同体，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目的是美好地生活，人不是神，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人就会堕落得比社会动物还要坏。
至于政体的优劣，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在体制本身，而在于统治者是以谋取私利为目的，还是以谋取公共福利为目的。如果是后者，不论是个人统治（君主制），是少数统治（贵族制），还是多数统治（共和制），都是好的政体。反之，如果以谋取私利为目的，不论是个人统治（僭主制），是少数人统治（寡头制），还是多数人统治（民主制），都是坏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的德性是最高的德性，国家目的不在于发展军事优势，而在于提高科学文化。有文化的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才可能持久。立法者首先要关心青年的教育，法纪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德性。不能把教育庸俗化，教育的基础科目是文化、体育、音乐、绘画。
亚里士多德极为重视法的作用，认为法是国家用来掌握权力并监察、处理违法者的规章。人类志在趋于善良，可以成为最优良的动物，但如果违反法律和正义，就将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法的好坏与是否合乎正义，根据政体不同而定。法治的意义在于普遍遵守制定得完好的法律，“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法律是通则，有的问题虽没有详尽规定，但它可以要求执法者根据法律精神加以公正处理；也允许人们根据积累的经验修改法律以求逐步完备。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必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而法律正是这样一种公正的权衡。
亚里士多德认为对法律采取“以守旧安常为贵”的态度是荒唐的，无论习惯法或成文法都不应一成不变。初期的法律都是不很周详不很明确的，必须根据经验进行变革。但也应该注意变革法律决不能轻率，因为法律的成效依靠人民遵守，这种习性须经长期培养始能形成，轻易改变法律会削弱法律的威信，必须慎重。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正义时，涉及法与平等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正义意味着某种平等（适用于自由民）。平等又可分为两类：①“分配的正义”，即根据每个人的功绩、价值来分配财富、官职、荣誉，如甲的功绩和价值大于乙的三倍，则甲所分配的也应大于乙的三倍。②“改正（或平均）的正义”，即对任何人都一样看待，仅计算双方利益与损害的平等。这类关系既适用于双方权利、义务的自愿的平等交换关系，也适用于法官对民事刑事案件的审理，如损害与赔偿的平等、罪过与惩罚的平等。
他在《伦理学》一书中曾提出自然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区分；在《修辞学》中又讲到普遍的法是以自然为基础的不变的法，特殊的法是人们制定的、可变的法。这些观点涉及自然法和实在法的问题，虽然没有详细阐述，但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是他较早地提出自然法学说。
创作科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创作科学要和实践紧密相联。创作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具有创作的特长，善于创作是一种理性的德性。创作的实践和伦理的实践不同，伦理的实践目的只在实践的本身，创作实践的目的和价值则在于产品，诗创作的目的和价值在诗篇之中。创作和求知活动也不同，知识的对象是永恒不变的，是作为真理的真理。创作活动的对象则是可变的，如果对象不可变，创作活动也就无法进行。
他还认为创作的技术广义地说来，就是给予原料以形式。创作的对象有两种，它或者是完成自然所不能完成的东西，或者模仿自然所已经完成的东西。人到世界上来，被赋予几乎获得一切技巧的能力，并且给了他两只手，这是一切工具的工具。
在亚里士多德认为实用技术服务于实际生活，模仿艺术给人以细腻的享受。它净化灵魂，把灵魂从压抑的情绪中解放出来。艺术作品，由于模仿了比通常更美好、更崇高的东西，所以成为道德修养的手段。艺术不模仿个别或偶然的东西，而是模仿个别对象的本质，或者说模仿对象形成的自然趋向。艺术必须把每一个对象按照它所特有的性质加以理想化。这样模仿的结果，虽然被模仿的对象并不比普通对象更美丽、更高尚，以至于相等或更差些，但是，艺术作品却是美的。
美学和文艺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著作传世的有《诗学》和《修辞学》。《诗学》主要讨论悲剧和史诗，论喜剧的部分已失传。《诗学》针对柏拉图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就文艺理论上两大根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第一个问题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而艺术作品则是模本的摹本。这样柏拉图就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也否定了艺术作品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作品所模仿的对象是“人的行动、生活”，这样就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第二个问题是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柏拉图把感情当作人性中的卑劣部分，他攻击诗人逢迎人心的非理性部分，损害了理性，使人失去对感情的控制。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感情是人所不可少的，是对人有益的。他说，悲剧的功用在于引起怜悯与恐惧的感情，使这种感情得到宣泄（或净化），这样，人的心理就恢复了健康。另一种解释是，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即使怜悯与恐惧保持适当的强度，借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总之，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对社会道德可以起良好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艺术的创作过程都是模仿自然。他所说的模仿是再现和重新创造的意思。他认为诗人应创造合乎或然律或必然律的情节，反映现实中本质的、普遍的东西。所以艺术应该比普通的现实更高，诗也比历史更高。这种模仿既然要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因此艺术可以帮助人更好地认识客观现实。这个看法是亚里士多德对美学思想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对于模仿自然的作品总会感到快感，悲剧能给人以快感，情节的安排、色彩、文字、音乐的美都能给人以快感，肯定了艺术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把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看作一种理性活动，而不归功于灵感。他所要求于诗人的是清醒的头脑。
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艺术的组成包括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语言、思想（指思考力）、形象（指面具和服装）和歌曲。其中最重要的是情节，所谓情节，指事件的安排。他强调文艺作品应是一个有机整体。他说：“悲剧是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情节要有一定的安排，要有内在的密切联系，而且要完整，即要有头，有身，有尾。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是可有可无的，变动它并不引起显著差异，那它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亚里士多德只强调情节的统一，这是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至于后世提出的“三一律”中的“时间的统一”和“地点的统一”，则是出于对《诗学》的误解。
亚里士多德认为剧中人物的性格必须善良，性格还必须适合人物的身份，必须与真人相似，而又比一般人更好、更美，也必须合乎事物的必然律或或然律。
《诗学》在古代曾长期被埋没。它对后世欧洲文学的影响开始于15世纪末。17世纪的法国文艺理论家N.布瓦洛的《诗的艺术》，就是模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写成的，成为权威性的美学经典，在古典主义文学运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以前，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成为西方美学概念的主要根据。
“修辞学”指演说的艺术。古希腊的演说辞主要是散文，因此演说术也就是散文的艺术。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论辩术指哲学上的问答式论辩的艺术。问者根据对方所承认的命题推出引论来驳倒对方，从而获胜。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也是一种艺术，这是对柏拉图把修辞术贬低为“卑鄙的骗术”的回答。
演说中提出的证明主要是用“修辞式推论”（演绎法）推出来的。修辞式推论的前提是或然的事，因为演说中所讨论的事都有另一种可能，所以修辞式推论就是“或然式推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听众对演说者的态度不同，他们的判断就不同，所以演说者必须懂得听众的心理。他进而分析感情，如愤怒、友爱、恐惧、怜悯等。演说者还必须了解听众的性格，要了解人们的不同性格才能激发或抑制他们的感情。这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性格分析。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头两卷主要讨论修辞术的题材和说服的方法，他认为这些是修辞学的主要内容。第3卷讨论演说的形式——风格与结构。
亚里士多德首先指出，文章应求其容易诵读，这是一条有用的原则。
关于风格，亚里士多德说，散文的风格不同于诗的风格。散文的美在于明白表达思想，散文的风格不能流于平凡，也不能过分夸张，而应当求其适度。他特别重视隐喻的使用。他说，隐喻可以使风格有所提高而不流于平凡。不要说“生命的老年”，而要说“生命的夕阳”。这一类的隐喻最能使文章风格鲜明，引人注意。至于附加词（包括性质形容词），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用得太多，会暴露作者的技巧，而且使散文变成诗。然而这种词又非用不可，因为它们可以使风格不致流于平凡。使用这种词要掌握分寸，否则比不使用更有害。亚里士多德又指出，各种技巧的使用，都必须掌握分寸。他强调说，作家必须把技巧掩盖起来，使语言显得自然而不矫揉造作；话要说得自然才有说服力，矫揉造作适得其反。这是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
至于散文的句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应当采用紧凑的环形句，而不应当采用松弛的串连句。环形句指本身有头有尾，有容易掌握的长度的句子，这种句子有如圆圈，自成整体，有别于用连系词连接的直线式的串连体。
至于节奏问题，他主张散文的形式不应当有格律，但也不应当没有节奏，没有限制；因为没有限制的话是不讨人喜欢、不好懂的。在西方语言里，这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一部论述古代散文写作的科学著作，它为罗马以及后世欧洲的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教育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观点，主要见于《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他认为，人的身体和灵魂，如同物质（质料）和形式一样，不可分离地存在着。灵魂有三种：①植物的灵魂，表现为营养与繁殖；②动物的灵魂，表现为感觉与欲望；③理性的灵魂，表现为理智和沉思。前两种灵魂是非理性的，不过动物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是理性的，所以也称之为意志的灵魂。与上述三种灵魂相适应的也有三方面的教育：体育、德育和智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这三个方面，使之达到最高的程度，使体、德、智得到和谐的发展。
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两种灵魂，有相应的两方面的美德，即理智的和道德的。理智方面美德的产生和发展大体上归功于教育，因此它需要经验和时间；而道德方面的美德乃是习惯的结果。他认为，道德方面的美德没有一种是由于自然而产生的，立法者的职责就在于通过塑造善良的习惯，而使公民们的道德达到完善。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灵魂的生活在于沉思，即在于纯理论的、思辨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一切美德中最美好的。理性活动的生活即是善的行为，也是善的本质。它构成了最高的美德，也是最大的幸福。这是人生最高的目的，也是教育最高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代表中等奴隶主的利益。他要求教育事业为这一阶层服务。他认为，每一个公民都属于城邦，全城邦应具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所有的人都应受同样的教育，“教育事业应该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
在西方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次试图根据自己关于儿童发展的观点，以年龄来确定新一代生活的分期，并认为这样的分期是符合自然的。他所划分的第一个时期是在7岁以前；第二个时期是从7岁到青春期（约14岁）；第三个时期是从青春期到21岁。他认为7岁以前的儿童应在家庭里受教育，应使儿童习惯于所能忍受的锻炼，但其过程应是渐进的。不应要求儿童学习课业或从事工作，以免妨碍他们的发育。在这一时期，游戏是使儿童活动的一种方法。应注意选择讲给儿童听的神话和故事，并特别留心使他们少与奴隶接触。从7岁起男孩应进入学校。
亚里士多德提出，青少年时期通常学习的科目有4种：①阅读、书写；②体育锻炼；③音乐；④绘画。他对于这几种科目的教育目的和用途，曾作了详细的论述。在体育锻炼方面，他主张“实践必须先于理论，身体的训练须在智力训练之先”。他不同意斯巴达人只注重培养儿童勇敢品德的艰苦操练，认为这会使他们变得残忍。他赞成雅典式的训练健美与和谐发展的体育。他说，在体育中首要的，应是锻炼健美的体格而不是野蛮的体格。他认为，音乐之所以必须学习，是因为它对教育、心灵的净化、理智的享受等许多方面都有益处。他指出，必须选用富于伦理性的曲调，对于幼年儿童必须选择兼具幽雅和教育因素的曲调。不过亚里士多德强调，学习音乐是自由民度其闲暇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为了追求实用和职业。此外，他还认为绘画可以培养儿童对美的欣赏力和判断力；读书、习字也很重要。他主张，作为父母用以教育孩子的知识，不是因为它在实际生活中有用或必需，而是因为它是自由的和高贵的；只追求有用，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
关于理性部分的教育，由于《政治学》一书没有完卷，所以不得其详。但从他的其他著作和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出，其内容似应包括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以及哲学和辩证法。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女子的本性不同于男子，所以不能与男子受同样的教育。
影响
亚里士多德思想对以后西方的哲学及科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如在哲学中，现代西方以至世界各地哲学中有许多词汇都导源于亚里士多德，诸如：“主语”、“谓语”、“形式”、“质料”、“实体”、“本质”、“原因”、“偶性”等等。由于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的混乱、庞杂，所以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是矛盾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正统的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抓住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僵死的东西，对宗教神学加以论证。它的反对派则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反对灵魂不死，传播双重真理。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力求从原文对亚里士多德的原著加以研究，反对经院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的歪曲。在现代西方，新托马斯主义又进一步歪曲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天主教义作辩护。亚里士多德思想在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均产生过方向性的引导作用。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虽然具体结论大多已过时，但没有亚里士多德，便难以理解现代西方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