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时代
传说时代（英语：Legend Ara），又称传疑时代，没有成文记载，依靠口耳相传所描述的远古历史时代，是中国地区古代传说和神话的一部份，在文字记载出现之前，历史靠世世代代的口述而流传，这些内容到后来才被文字记录下来，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古代文献里有丰富的古史传说内容，从中可看出中国原始时代大概的社会面貌和发展变化。
概述
司马迁作《史记》，已经对某些中国古代传说的可信程度有所质疑，因而这个时代又称为“传疑时代”。
传说时代就古史传说而言，大抵相当于三皇五帝时代，当然再早，还有关于天地开辟和人类起源的传说。中国的夏、商王朝曾被认为属于传说时代，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史记》所载商王世系，从而也为夏王世系有相当的可信性提供佐证，因而夏代以前为传说时代下限，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保存中国古史传说的古代文献，据今所见较早的是《诗》和《书》中属于西周的一些篇章（包括西周加工的夏商文献遗篇）及《易》的卦爻辞。还有《天问》，这是一篇内容截至春秋末年的神话史诗。全文以369句提了178个问题，其中涉及天地开辟、洪水传说、大地情状、夏商周的古史传说、古史逸闻和吴楚史事传说等。春秋到战国前期的主要文献《国语》、《左传》和战国时的《山海经》，汇集了流传到当时的很多古代神话传说，还包括许多传说人物的世系。战国中后期，诸子百家为宣扬自己学说，竞相称说古史。儒、墨、道、法、兵、杂各家及纵横辩士、诗赋家，都多少不等谈到古史人物。
如儒、墨推崇尧、舜、禹的“二帝三王”历史系统，盛称尧舜。到战国后期又有“五帝三王”的历史系统。道、法、兵家等著作中更收集了众多古帝名。《管子》说有“七十九代之君”。《封禅》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庄子》列举一个十二人古帝系统：容成、大庭、伯皇、中央、栗陆、骊畜、轩辕、赫胥、尊卢、祝融、伏羲、神农。《六韬》列举柏皇、栗陆、黎连、轩辕、共工、宗卢、祝融、庸成、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阴康、无怀，共十五氏，此外《逸周书》列古帝二十六氏，其名多稀见；《吕氏春秋》汇集众说，保存了不同古帝说法；《楚辞》基本属于南方系统的神话传说，但很多传说人物同于中原，可见当时南北各族融合程度之深，已确认同出于华夏共同祖先。纷纭众说的古帝，其中虽不能排除有后人造作的可能，却也保存下某些古史传说和古代的史影。
战国末期，随着地区、民族的大融合，反映在古史传说的整理方面，出现了一篇《帝系》，把所有主要神话人物和古代各族祖先都加以历史化，编排成一个统一的有血缘关系的古史世系。这一世系体现了当时要求大一统的客观需要和统一的华夏族的形成。
汉代对古史传说的整理，融入当时的思想观念，也采撷更多的神话传说。如《春秋繁露》提出三统说，谓古帝世代依黑、白、赤三统递嬗，本代和上二代为“三王”，三王前为“五帝”，五帝前为“九皇”。除以三统循环外，还配以“夏、商、质、文”四法，十二代始完成一次大循环，这比邹衍“五德终始”说更加复杂。《淮南子》及《论衡》、《说文解字》、《风俗通义》等书都记有女娲补天、化万物、造人类的故事（故事雏形已见于《山海经》，汉代始定为女娲），还有女娲和伏羲兄妹为夫妇诞育人类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见于汉代石刻和绢画。
《汉书·律历志》所载《世经》，有一中国古史最完备的按五德相生顺序编排的帝王系统：太昊庖牺氏—共工—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挚—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伯禹夏后氏—商汤—周文王、武王—秦伯—汉高祖皇帝。这一系统从此为封建帝统一脉相承，自魏、晋至于清代一直遵奉不违。其中自伯禹以上皆属传说时期。汉代纬书又提出历史上的“三皇”说；古史有十纪（为九头纪至疏仡纪）说。汉末三国时，徐整《三王历纪》提出盘古说，成为所有古史传说前最古的天地开辟的神话。形成“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完整传说时代的古史系统。
关于对传说时代的认识，从司马迁以后，唐宋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对近世学者探索古代传说时期深有影响的说法，如唐刘知幾的《史通》对许多古事提出质疑，宋刘恕以至清人崔述，都对三皇、五帝、十纪之说加以辨析。近世，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把三皇五帝称为由“上古神话”构成的“传疑时代”，认为一律不足信。顾颉刚也认为古史传说固然大半由于时代发展而产生自然演变，但确实有许多是后人出于政治需要而有意伪造的，从而开始了古籍辨伪的工作，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西周所知最早的神是禹，以后层累地递增尧、舜、黄帝、神农、伏羲、天皇、地皇、泰皇于前，至三国又有了盘古。对战国末期整理编定的那套古帝世系，是把各国祖先神灵“横的系统”改成“纵的系统”，“地图变成年表”，编为黄帝一系子孙，于是原来各不相干的各族传说的祖先群神，汇集而成统一的古史体系。并在《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1921年）中提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订，便使根据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所以“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代，精密地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并且编辑出版了《古史辨》，汇集不同意见，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思考。
在一些学者致力于打破三皇五帝“伪古史”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在探索用多重证据法，借助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成果重建传说时代的历史。如王国维作《古史新证》，认为由于有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不仅印证了“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因此“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又如郑振铎作《汤祷篇》，尝试用民族学材料复原汤“以己为牲，祷于桑林”的历史画面，为理解古史传说开启思路。此外如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蒙文通《古史甄微》、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都根据民族分布地域不同来区分古史传说的几个大系统。虽然对各系统的命名不同，但都注意到古代中原河洛地区、东方海岱地区、南方江汉地区诸古族的异同，以及在交互关系中构成古史的进展。还有郭沫若于1929年所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1933年所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周谷城1940年所撰《中国政治史》、范文澜1941年所撰《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1943年所撰《中国史论集》，以及后来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等都是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吸收民族学、考古学研究成果，稽考传说时代社会发展递嬗增益演变之迹而进行的有益探索。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更多的原始社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面世。由于很多当代原始民族的调查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为使用多重证据法复原古代社会提供了方便。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甲骨金文、简帛文字等出土文献的发现、整理、研究成果卓著，使得对传世文献的认识和“辨伪”有了更多的依据或实证。随着文明起源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不仅有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史前考古更有了很多新的发现，研究方面还配备新的科技手段、开展了多学科的合作，环境考古、聚落考古等都取得了很多新成果，加深了对古代社会的科学认识。在此基础上，对传说时代的研究得以摆脱三皇五帝是否实有其人的争论，探讨传说背后真实历史的影子，通过多学科协作的综合研究复原古史传说时代。
传说历史
文明起源
战国时期的人对于中国原始时代的社会情况有许多思考，屈原《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后面又问，有位名叫女歧的神女，没有匹配，为什么能有9个儿子？相传人是由女娲用黄土和泥捏出来的，那么女娲之身又是谁做的呢？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关于人类起源的思考，已经包括进了相当份量的古史传说内容。
社会
关于古代社会情况，《吕氏春秋·恃君》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这些记载对于说明传说时代的情况十分宝贵。
关于远古汉族先民的生活情况，古史传说中有一些正确的揣测，《韩非子·五蠹》篇提到的有巢氏、燧人氏的情况和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情况是符合的。
大同及小康
传说时代的社会发展，古代汉族人曾用“大同”、“小康”加以比较说明。
传说时代的“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之世是传说中的没有阶级和剥削的时代。其后便进入“小康”之世，这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服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礼记·礼运》）
原始农业
在汉族传说时代，原始农业已经出现。关于农作的起源要追溯到神农氏（炎帝）和烈山氏。神农氏创造了耒耜，教民耕作，种植各种谷物。烈山氏有一位很能干的子弟，名叫桂，“能殖百谷百蔬”（《国语·鲁语》上）。考古材料表明，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初期开始就普遍兴起农作，神农氏和烈山氏可能是那个时代以善于农耕而着称的氏族。此外还有一位伏羲氏，据说能够“作结绳而为罔罟，以田以渔”（《易经·系辞》），大概是以渔猎着称的氏族。
人物传说
汉族传说时代里有许多著名人物，如黄帝轩辕氏、炎帝、帝喾、尧、舜、禹等，他们常处于半神半人状态，应是当时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中国古代传说里尽管有后人不断加工的成份和神话内容，也有后人的臆想和迷信，但在反映原始社会的某些特点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而著名的禅让制度正是兴起于这个时期。
历史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自20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法国学者拉克伯里1894年发表论文《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提出中国人来自巴比伦说。20世纪初，该说一度得到日本学者白河次郎、英国学者鲍尔以及中国学者丁谦、蒋智由、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的支持，但很快遭到柳诒征、梁启超、缪凤林等人的反驳。
五四运动后，除饭岛忠夫、郭沫若等继续支持外，中国文化来自巴比伦说已基本不为学界认可。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倡导仰韶文化西来说。1931年，梁思永证明仰韶、龙山和商朝文化一脉相承，1945年，夏鼐确认齐家文化并不早于仰韶文化，安特生的假说遂失去实证支持，安特生本人也放弃了这一假说。
中国学界批驳“中国文化西来说”之后，本土起源说渐居上风。顾颉刚的古史辩运动明确提出“推翻非信史”的“诸项标准”，质疑古代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接下来有：
- 蒙文通上古文化三分说（《古学甄微》，1927年）：儒家六经所陈，究皆鲁人之说耳。盖鲁人宿敦礼义，故说汤、武俱为圣智（海岱区：宗孟子，上合六经）；晋人宿祟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河洛区：宗韩非，上合竹书纪年）；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江汉区：宗庄子、屈原，上合山海经）。主张三方史说不同，原于其思想之异。
- 徐旭生三集团说（《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古代中国部族的分野，可分为华夏、东夷与苗蛮三大集团。华夏集团地处黄河中游两岸中原地区；东夷集团地处山东、安徽境内及其东部沿海地区；苗蛮集团地处长江中游两岸的两湖及江西地区。三大集团不断接触，始而相斗，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交互错杂，终于同化，形成一种较高的部族文化──华夏文化，证之于考古学的仰韶、大汶口与屈家岭文化。
- 苏秉琦六大区系说（〈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1981年）：中国古文明非以古中原、汉族为中心，而是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一、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二、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三、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四、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五、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四川地区可能自成体系。六、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