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哲学

　　佛教哲学（汉语拼音：Fojiao zhexue；英语：Buddhist philosophy），以佛教教义为核心的宗教哲学。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古印度，前3世纪下半叶开始向印度次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传播，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佛教哲学也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哲学。

　　在佛教兴起以前,婆罗门教是印度主要的宗教,婆罗门教思潮占有统治的地位。婆罗门教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但是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出现和发展，这种思潮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兴的刹帝利贵族的统治需要,出现了自由思想家提倡的沙门思潮据佛经说,这些思潮有“六师”和“九十六种外见”,其中主要的有顺世论、耆那教和生活派（又称“邪命外道”）等等，佛教也是其中主要的一派。在当时的奴隶制国家中，比较重要的摩揭陀国和萨罗国都是佛教流行较早的地区。

　　佛教在印度经历了1800多年的历史，其过程大致可分为4个时期：原始佛教（公元前6或前5世纪～前4或前3世纪）、部派佛教（公元前 4或前3世纪～公元元年前后）、大乘佛教（公元元年前后～ 7世纪）和密教时期（约 7～13世纪初）。在后三个时期中还出现了很多在理论和修持上不同的派别。

　　佛教本身存在着丰富的哲学内容，但由于它产生于印度，故而其哲学内容有着明显的印度哲学色彩。作为现今中国传统哲学组成部分的佛教哲学，在与中国固有的哲学交流或渗透的过程中，大约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明三个阶段。当印度佛教哲学成为中国的佛教哲学时，西学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击，从而使佛教哲学有了在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中的新发展。

佛教哲学在古印度的产生与发展

　　佛教的创始人为古印度释迦族人悉达多，其族姓为乔答摩，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佛教兴起时正是古印度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传统的占有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思潮（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主张自由革新的沙门思潮应运而兴。沙门思潮包括多种思想派别和宗教派别，其中主要有顺世论、耆那教、生活派（又称“邪命外道”）等，佛教也是沙门思潮中一个重要的宗教派别，早期主要流行于印度次大陆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后来逐渐扩展到古印度全境。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4个时期，每个时期在教义、教理和修行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各具特色的佛教哲学。

原始佛教哲学

　　自佛教初创至释迦牟尼逝世后约100年间，佛教内部没有产生大的分歧，基本上保持了释迦牟尼生前所宣扬的教义和所规定的生活方式，史家通常把佛教发展的这一历史阶段称作“原始佛教”、“早期佛教”或“初期佛教”。原始佛教主要关注人生问题，对宇宙有限无限等形而上的问题不感兴趣。它以四谛说、八正道说、缘起说、五蕴说、无常说、无我说和业报轮回说为基本教义，认为世俗的人生充满着种种痛苦，在本质上只有痛苦性，没有安乐性；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到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依条件而起亦即是“缘起”的，特别是不能正确地认识到人生现象是由色（物质现象）、受（感觉或感受）、想（知觉或表象作用）、行（意志活动）、识（意识或认识作用）这五类元素亦即“五蕴”在一定条件下集合而成的，因而妄把迁流变化（无常）、没有独立自在性（无我）的人生视为恒常不变、独立自在的实体，贪爱执著，造种种恶业（“业”，意为造作，指身、口、意等各种身心活动），使人生在生死苦海中轮回流转、不得解脱。原始佛教认为，要解脱人生的痛苦，就必须按照佛陀的教导，行八种中正之道（“八正道”，包括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彻底消除无知和贪爱，从而达到“涅槃寂静”（人生痛苦和烦恼的彻底消灭）的最高理想境界。

部派佛教哲学

　　在释迦牟尼逝世约百年之后，自前4世纪中叶至公元2世纪中叶的约500年时间里，佛教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裂，最初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派，后来又从这两个根本部派中分裂出18部（依据南传佛教说法）或20部（依据北传佛教说法），统称为“部派佛教”。佛教部派分裂的原因很复杂。在理论上，佛教各部派所争论的问题主要有：“法”即宇宙万有是实有还是假有？在业报轮回过程中，究竟有没有我体存在？众生的心性是否本净？对佛教真理的把握是顿得的还是渐成的？佛陀是人还是神？等等。对这些理论问题，各部派有着不同的回答。如对法的实有假有问题，说一切有部和犊子部主张“法体恒有”、“三世实有”，认为依因缘而起的有为法从刹那生灭的作用上看虽然是无常的，但是究其体性，则是恒住不变、无增无减、如如不异而流转于三世，不仅现在实有，而且未来、过去二世也是实有，带有实在论的倾向。而以化地部、法藏部为代表的上座部系，以及大众部系的某些部派，则大多主张“过去、未来是无，现在是有”，认为过去法和未来法皆没有实在的体性，只有现在一刹那现起的法才实有体。总之，部派佛教哲学不再限于人生哲学领域，对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也予以探讨，大大拓展了佛教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并深化了佛教哲学的研究内容。

大乘佛教哲学

　　大乘佛教约兴起于1世纪前后。它指斥以往的佛教只求个人解脱，将其贬称为“小乘”；自我标榜能普载众生度过生死苦海，故称“大乘”。“乘”有“运载”之意。从佛教历史来看，大乘佛教是在批判继承小乘佛教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而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在佛教理想、理论学说和修持实践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别。总起来看，小乘佛教各部派大多把佛陀释迦牟尼当作觉者和教主，也就是视为一个历史人物，大乘佛教则完全把佛陀当作崇拜的对象，视为超人的存在；小乘佛教以“灰身灭智”、成就阿罗汉果亦即自我解脱为最高目标，大乘佛教则强调普度众生的菩萨精神，以进求佛果为最高目标；小乘佛教主修戒、定、慧之“三学”，强调出家修道的必要性，大乘佛教则兼修普度众生的“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种从生死苦恼此岸得度到涅槃安乐彼岸的法门），对在家修行获致解脱亦给予足够的重视；小乘佛教多拘泥于佛说，在理论上一般主张“我空法有”，大乘佛教对于佛说则带有自由发挥的色彩，在理论上主张“我法两空”。

　　大乘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又演化为中观学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个主要派别。中观学派以生活在2～3世纪的龙树及其弟子提婆为创始人，以《般若》类经和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提婆的《百论》等为主要经典。在理论上，中观学派着重批判了部派佛教中以法为实有的“法我论”，它从佛教的“缘起论”出发，认为包括佛法在内的一切事物以及人们的认识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都只是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假名”），其本身并没有实体性或独立自在性（“无自性”），无自性即是“空”（空无自性）。因此，中观学派主张观察问题要不落一边，既要看到现象“有”（假名）的一边，又要看到本性“空”（无自性）的一边，这样才合乎“中道”。大乘瑜伽行派以生活在4～5世纪的无著、世亲为创始人，以《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和无著的《摄大乘论》，世亲的《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大乘百法明门论》等为主要经典。瑜伽行派一方面继承了中观学派的空观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一切皆空”的观点会导致否定成佛的主体和境界，给佛教理论带来危机。因此，它以中观学派的空观思想为基础，同时吸收部派佛教中经量部和说一切有部的思想，提出一套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为核心的庞大理论体系，主张“唯识所现”、“境无识有”。它把识按其变现和作用分为三类八识，认为前六识主要是起了别和认识的作用；第七识称作末那识，作用是思量第八识之见分为我、我所，进而妄加执著，为我执的根本；第八识称作阿赖耶识，是前七识和一切万法的根本，它潜藏于身体之中，含藏摄持万法的种子（能藏），为万法种子的所藏处（所藏），并被第七识末那识妄执为常一主宰之我体（我爱执藏）。瑜伽行派主张通过修习瑜伽行（以止观修习而与佛教真理相应冥合的方法），不再妄执阿赖耶识为我体，去除阿赖耶识中所有染污的种子，即可使阿赖耶识转化成极其清净、没有污染的大圆镜智（转识成智），如实映现一切诸法，最终成就佛果。利用这套学说，瑜伽行派对佛教的业力轮回说和解脱成佛论作出了新的理论回答，并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角度作了繁密的论证，把佛教的形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密教哲学

　　自6～7世纪起，印度教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逐渐取得了占优势的地位，佛教在这种社会潮流影响下也开始吸收印度教和印度民间信仰而逐步密教化。密教以《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等为主要经典，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特征，宣扬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契印（“身密”）、心作观想（“意密”），如此三密同时相应，可以“即身成佛”。在教理上，密教主要采用大乘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同时又吸收印度其他宗教派别和哲学派别的思想，用“六大”缘起说明宇宙万法和佛的法身，认为宇宙万法和根本佛大日如来的法身都是由宇宙本原的“六大”（地、水、火、风、空、识）构成，宇宙万有都是“六大法身”的显现，而“六大法身”就是根本佛大日如来的真身，宇宙万有与大日如来法身是合二而为一的。密教的这种“当相而道，即事而真”的理论，实质上是为其“即身成佛”的思想作论证。

佛教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到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和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思想特点。

　　佛教初传入时，被看作是神仙方术的一种。东汉末，佛教经典开始系统地传译，当时的主要译作有安世高传译的小乘禅数学佛典、支娄迦谶传译的大乘般若学和大乘禅学经典。魏晋时，随着《光赞般若经》和《放光般若经》的译出，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结合得到发展，在经典的讲说和注解中出现了“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的“格义”方法，在般若空观的理解上产生了“六家七宗”不同的派别。东晋末年，鸠摩罗什被姚秦迎请入关，系统地传译了大乘中观学派的经典，经过僧肇等人的阐发，大乘般若学在东晋末年达到顶峰。同时，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中土佛教学者，则对“一切皆空”的般若性空思想进行了反思，并就“法性”、“法身”等问题与鸠摩罗什展开了争论。晋宋之际，随着大乘《涅槃经》的译出和道生等人的倡导，中土佛学思潮开始从大乘般若学转向大乘涅槃学，包括“一阐提”（无成佛之性者）在内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成为绝大多数中土佛教学者的共识。

　　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经典的继续传译和佛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出现了一批对某些佛教经典有着深入专门研究的论师，如专门研究小乘毗昙学的毗昙师、专门研究《成实论》的成实师、专门研究大乘《涅槃经》的涅槃师、专门研究大乘中观学“三论”（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或“四论”（上述“三论”及《大智度论》）的三论（四论）师、专门研究《十地经论》的地论师、专门研究《摄大乘论》的摄论师、专门研究《地持经》的地持师、专门研究《楞伽经》和禅观修习的楞伽师、禅师等，这些师说形成相应的学派，大大促进了中国佛教思想和佛教哲学的深入开展。

　　隋唐时期，随着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和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的形成，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也渐趋交融。在隋唐统治者儒、释、道三教并用政策的支持下，佛教寺院经济得到高度发展，译经的规模和水平高出于前代，佛学研究水平和佛教理论的建设得到空前发展，在南北朝佛教学派的基础上相继建立起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多种独立的中国佛教宗派体系，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天台宗

　　开创于南朝末、隋朝初，创始人智常住天台山，故名。天台宗以《法华经》为根本宗经，以“教观并重”、“止观双修”为根本宗风，判全体佛教为“五时八教”，以“三谛圆融”、“三千互具”的“性具实相”论为纯圆之教，在宇宙论上主张“诸法”与“实相”亦即宇宙现象与本质的内在统一，在佛性论上主张生佛平等、“性具善恶”，在修行观上主张定慧并重、止观双修，并以观“一念识心”的“妄心观”为入手之处，最终达到“一心三观”、“一念三千”的境界，于一心中同时得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北宋初，天台宗内部分裂为山家、山外两派，后以山家派为正宗。天台宗分别于9、11世纪传入日本和朝鲜，形成日本和朝鲜的天台宗。

三论宗

　　实际创始人为隋嘉祥寺吉藏，学说以《大品般若经》和大乘中观学派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三部论书为根本依据，故名。三论宗继承鸠摩罗什、僧肇乃至僧诠、法朗一系的三论义学体系，以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为中心理论，以对缘假说的“二谛”方便来显示诸法实相的无得性空，以“二藏三轮”判释佛陀言教，以证得“中道”为标准建立“八不”正观的“中观”法门，以破除有所得、归于性空无得为宗旨。三论宗在隋唐之初曾兴盛一时，并传入朝鲜、日本。中唐以后，三论宗渐告沉寂。

法相唯识宗

　　创始人为唐三藏法师玄奘及弟子慈恩窥基。该宗继承古印度瑜伽行派的学说，以《解深密经》、《成唯识论》等为主要依据，通过分析法相彰显“唯识真性”，故名。该宗主张“八识”说，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认为第八识即阿赖耶识是苦难的主要根源，主张外境非有、内识非无，建立“唯识无境”的基本理论，用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之“三性说”组织全部理论学说，并运用佛教逻辑（因明）进行绵密论证，在观法上则建立“五重唯识”观。该宗较忠实地传译了印度大乘瑜伽行派的学说，思想创新相对较少，仅三数传即趋沉寂，至近代始呈复兴之势。

律宗

　　创兴于唐初，以《四分律》为根本，本有法砺的“相部律”、道宣的“南山律”、怀素的“东塔律”三家，后相部、东塔二宗渐趋衰微，唯道宣所创立的南山律宗一枝独秀，成为律宗的正统。南山律宗以大乘经义特别是大乘唯识学解释《四分律》，其律学理论主要包括戒法、戒体、戒行、戒相之四科。唐天宝十三载(754)，鉴真传律宗于日本。

净土宗

　　该宗推东晋庐山慧远为始祖，实际创始人为唐代善导，主要以《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世亲所著《往生论》为经典依据，主张以修行者的念佛行业为内因，以阿弥陀佛的愿力为外缘，往生极乐净土。在修行实践上，以称名念佛为主，认为只要信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即可往生净土。该宗教义简单，修行方法简易，自中唐以后广为流行，其他诸宗亦多兼修净土法门。宋明以后与禅宗融合，并普及于一般社会，一直流传至今，与禅宗一起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佛教宗派。

华严宗

　　实际创始人为唐贤首大师法藏。该宗以《华严经》为根本宗经，判全体佛教为“五教十宗”，以“法界缘起”、“事事无碍”为己宗“一乘圆教”之旨，认为一多、大小、同异、善恶等相反的现象及其他一切诸法，皆是互相依持、互为条件、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如因陀罗网，重重无尽。华严宗还开立四法界、六相、十玄等法门及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之三重观法，阐释、观悟圆融法界无尽缘起之理，深入探讨了本质与现象（理与事）、现象与现象（事与事）之间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关系，从而把整个宇宙、一切诸法视为相互依存、和谐统一、不可相离的整体，亦即“一真法界”。华严宗的这种思想影响深远，对中国哲学思维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唐初，华严宗由义湘传入新罗（今朝鲜半岛），后又经新罗传入日本。

禅宗

　　创始人传说为菩提达摩，实则至唐初道信、弘忍时始发展为宗派形态。弘忍之后，禅宗分为南北两宗：北宗以神秀为代表，主渐修；南宗以慧能为代表，主顿悟，形成“南顿北渐”的不同宗风。中唐之后，北宗衰微，慧能一派的南宗取得禅宗正统地位，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南宗禅以《坛经》为根本经典，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相标榜，主张佛性本有、不假外求，自识本心，见性成佛，在中国佛教宗派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慧能以下，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牛头慧忠、菏泽神会等嗣法弟子，其中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支法系至唐末五代特别繁衍，并从南岳一系又分出沩仰、临济两宗，从青原一系分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合称禅宗五家或五宗。在宋代，此五家之中以临济宗最为繁盛，其下分出黄龙、杨岐两派，又以杨岐派传承最久。禅宗还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对朝鲜、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密宗

　　承袭印度密教而形成的中国佛教宗派，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唐开元年间由善无畏、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传入中国内地，后再传入日本成为真言宗。密宗在教理上以大乘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为其理论前提，在实践上则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礼仪、本尊信仰崇拜等为其特征，宣扬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契印（手式或身体姿势，“身密”）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应可以即身成佛。唐末五代，汉地密宗教法渐趋绝响；藏传佛教的“藏密”则在中国西藏等地区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与隋唐相较，宋代以降的中国佛教诸宗虽然在自身的理论创新方面缺乏重大突破，但是在思想的相互融通方面却呈现出新的特点，如普遍主张禅教一致、禅净会通、儒释道三教融合，在理论建设上与宋明理学相呼应，特别注重探讨心性问题。总之，诸宗会通与儒释道三教融合思想构成了宋代以降中国后期佛教哲学的特殊内容和典型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