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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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词,元词上承两宋词余绪,虽然成就难以继盛,但出现了许多词人。唐圭璋所编《全金元词》中收录了元代212位词家的3721首词。其中不乏名篇佳句,表现出时代的特点。

元代词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包括出生于元代一统以前蒙古时期的词人的词作;第二时期包括出生于元一统之后到元亡之前的词人的词作。

第一时期的词人,大体上包括由南宋入元的词人,由金入元的词人和在蒙古王朝统治下的北方词人三部分。由于这一时期的词人大多有着亡国和战乱的经历,所以,他们的词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抒写怀念故国的黍离之悲,表现由人世变迁引起的荆棘铜驼之感的词作。而这些内容在处于不同生活环境的词人的作品中,表现上也是各异的。

南宋入元的词人,一般重在伤今,使人能清楚地感到他们所追怀的对象就是南宋。如有着宋代王孙身份的赵孟毴的〔虞美人〕、〔浪淘沙〕、〔渔父词〕,经历了南宋灭亡的曹伯启的〔水龙吟〕,南宋咸淳进士姚云文的〔摸鱼儿〕、〔紫萸香慢〕,以及刘壎、陆文圭等人的一些词,都表现了对故国的怀思,以及国破家亡的隐痛。这部分词大多以充实的思想内容和真切的感情取胜。

由金入元的词人的作品,一般偏于吊古,他们的词作多半是抒写在战乱兵燹、颠沛流离中的痛苦,表现对古往今来人事变迁的感伤。例如元好问的〔木兰花慢〕词,透露出伤时悯乱的悲哀和因故国废圮引起的寂寞荒凉之感。内容虽然属于“丧乱诗”一类,但表现得比较含蓄,偏重于内心感情的抒发。其他如段克己〔满江红〕,白华〔满庭芳〕,白朴〔水调歌头〕、〔永遇乐〕,王恽〔春从天上来〕,刘因〔人月圆〕等,都是属于这类作品。南宋入元词人的作品大致属于“家国兴亡之叹”,由金入元词人的作品则多属“沧桑之叹”。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那个动乱时代的折光反射。

宋代程朱理学兴盛,儒生大多受到比较严格的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因此,君臣关系、家国观念、正统思想在精神上的维系都比较牢固。而金朝则不同,北方在女真贵族统治100年后又归属蒙古贵族统治。两经易代,使由金入元的文人更易产生对变乱的感叹,而不只是对某个政权的怀念,这是他们在抒写黍离之悲时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

这一时期除元好问赵孟毴陆文圭等人外,张之翰刘敏中袁易的词也颇具特点。袁易词婉丽而有意境,张之翰词能表达真切的情感,并在艺术上追求新意等。但由于在内容上比较狭窄,限制了他们的成就。

元代第二时期的主要作家有虞集、王旭、张雨、萨都剌、张翥等。他们大抵出生于忽必烈改元之后,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乱,因此,即使象萨都剌这样的名家在写怀古词时,也不再有如元好问、赵孟毴词中那种遗民的情感。

议论行藏出处和企慕半隐半俗的生活,是这一时期词人作品的主要内容。元代文人普遍具有传统的拯物济世观念,但由于元代蒙古贵族统治的格外黑暗,所以,元代文人就格外感到“不遇”的失望。不能入仕的书生终生穷愁蹙迫,跻身于达官显宦行列的官员也总感到有“道不行”的痛苦。刘秉忠、许衡、王恽等人的作品中,就有这方面的表露。

更多的文人由于感到现实没有出路,未来无法把握,却又难以释然,于是,他们对眼前的功业,身后的名誉,常发出貌似旷达而又不无愤激的议论。虞集在《无俗念》中写:“见古今成败,几多豪杰,谁会谁能谁不济,故纸数行明灭”;吴镇在〔沁园春〕中说:“古今多少风流,想蝇利蜗名几到头……都只到邙山土一丘。惺惺汉,皮囊扯破,便是骷髅”,充斥着一种看破红尘极度失望的情绪。至于如刘敏中所写“无所作,谁成毁,非所望,何悲喜”(〔满江红〕),和曹伯启所写:“人生傀儡棚中,此行哪计西东”(〔清平乐〕),更走向了齐万物、等是非,玩世混世的极端。为了在精神上寻求出路,他们还提出了一种“行藏安所遇,有酒且同斟”(王旭〔临江仙〕),“非俗非仙,半醒半醉”(张埜〔念奴娇〕)的生活设想,向往一种身在尘世而精神超脱的生活。这种向往在这一时期许多词人的作品中都有表现。

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词人是张翥。他的词的首要特色在于注重细腻感情的抒写,这与元词普遍着重记事情、发议论,对自然的感受能力迟钝,对内心感情的捕捉也不敏锐的情况相比,要高出同时词人一筹。其次,张翥对于感情的揭示和抒写,善于运用形象的手段,抓住一时一地情景的特点,作个性化的刻画描绘,从而传达出自己独特的感受。例如他的〔瑞龙吟〕、〔水龙吟〕、〔解连环〕、〔摸鱼儿〕等,就都具有意境含蓄,描写细腻的特点。其缺点是思想内容上仍嫌狭窄,大致不出记录个人哀乐的圈子。张翥之外,这一时期李孝光的词感情真切;王旭词意境婉丽;张雨词感情细腻;虞集词精炼晓畅而有文采;萨都剌怀古词抒情写景,溶化前人诗句典故,艺术上自成一格。

元末明初词人的作品,每况愈下。但也有一些作品较有价值。如舒〔满江红〕感叹乱世民生的凋敝和兼济苍生的不可能,邵亨贞〔浣溪沙〕描写战乱给百姓带来流离失所之苦,这表明元末的社会动乱,又使一部分作家开始关注国运民生。它们在元末明初大量的平庸、甚至无聊的词作中,闪烁出一线光彩。但这些词与前一时期词作的感叹兴亡、表现故国之思又有不同,它们着重表现的是作者对战乱相寻、兵戈不息的叹息和厌倦。

元词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道士词,约占总数七分之一。这与金元时期新道教的隐修会性质,及道士大多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有关。他们的词大多收在《道藏》中,内容多半是宣扬宗教教义和鼓吹因果报应,清谈玄机妙理。思想和艺术都谈不上有什么值得重视的成就。但其中邱处机弟子尹志平和姬翼的词颇具特色,他们的词较多地描绘自身的生活情事,抒写作为兼道士、隐士、儒士于一身的“出家人”的某种真实情绪,反映了全真教道士的一些思想、生活特点,使人从中可以窥见时代、社会一些光影的浮动。

元词未能继承和发展两宋的成就,反而出现了“极盛难继”的状况。虽说元词前一时期的作品中不乏内容充实的佳品,后一时期的张翥、萨都剌等人的作品也表现出一定的艺术魅力,在一定程度上仍表现出自己的时代思想情绪和艺术特色。但由于思想艺术俱臻上乘的词作在数量上很少,不足以改变整个元词内容贫乏、艺术平庸的局面,所以,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认为“元词日就衰靡,愈趋愈下”,这个评论并非夸张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