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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通称。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于1935年8月1日发表，通常称为“八一宣言”。[[分类:百年党史]] '''[[八]]一宣言'''（[[拼音]]：<span style="color:#FF00FF;">bā yī xuān yán</span>），（[[英语]]：August 1 Manifesto），《'''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通称。[[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于1935年8月1日发表，通常称为“八一宣言”。 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族的大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部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作为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尽抗日救国的天职。这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迅》上刊登，后辗转传入国内北平、上海等地，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族的大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部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作为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尽抗日救国的天职。这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迅》上刊登，后辗转传入国内北平、[[上海]]等地，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驻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书成之后，王明将文章译成俄文，交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观看，得到了他们的赞许。8月1日，中共代表团将这份宣言改名为《八一宣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的名义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发表。季米特洛夫在会议上赞扬了这份宣言的精神。之后，这份宣言在几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刊上发表，包括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和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刊《救国报》（10月1日发表），以及俄文版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机关报刊，12月发表）。 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驻[[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书成之后，[[王明]]将文章译成俄文，交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看，得到了他们的赞许。8月1日，中共代表团将这份宣言改名为《八一宣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的名义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发表。季米特洛夫在会议上赞扬了这份宣言的精神。之后，这份宣言在几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刊上发表，包括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和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刊《救国报》（10月1日发表），以及俄文版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机关报刊，12月发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中国东三省，三千万东北同胞处于日寇的蹂躏之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一再妥协、退让，更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事变后第四天，中国共产党就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4页。）。但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党没有也不可能根据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及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出新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致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没能达到其应有的高度。[[文件:99895.jpg|right|thumb|500px|1935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在《救国报》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中国东三省，三千万东北同胞处于日寇的蹂躏之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一再妥协、退让，更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事变后第四天，中国共产党就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4页）但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党没有也不可能根据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及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出新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致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没能达到其应有的高度。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制造各种借口侵略华北，中国的民族危机更为加深，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矛盾。南京国民党政府竟先后与日寇订立了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三大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日寇侵略的加紧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味退让，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之情，全国各阶层人士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但因南京国民党政府仍然奉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主要精力用于国内战争上，故全国团结一致抗战的形势迟迟没有到来。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制造各种借口侵略华北，中国的民族危机更为加深，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矛盾。南京国民党政府竟先后与日寇订立了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三大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日寇侵略的加紧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味退让，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之情，全国各阶层人士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但因南京国民党政府仍然奉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主要精力用于国内战争上，故全国团结一致抗战的形势迟迟没有到来。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和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几乎是在同时，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工作了四年之久的上海地下电台停止工作，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失去了电讯联系。中共和红军陷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又受到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因而对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所知甚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便在国外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文章等，配合国内的政治形势作政治宣传，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和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几乎是在同时，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工作了四年之久的上海地下电台停止工作，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失去了电讯联系。中共和红军陷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又受到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因而对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所知甚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便在国外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文章等，配合国内的政治形势作政治宣传，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讨论共产国际总策略方针转变的过程中，王明等人“起初还捍卫过时的指导方针，仅仅同意对策略作一定的修改”（〔苏〕索伯列夫《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版，第370页。）。经过深入的讨论，王明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承认要修正自己的看法”（〔苏〕索伯列夫《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版，第370页。）。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讨论共产国际总策略方针转变的过程中，王明等人“起初还捍卫过时的指导方针，仅仅同意对策略作一定的修改”（〔苏〕索伯列夫《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版，第370页）。经过深入的讨论，王明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承认要修正自己的看法”（〔苏〕索伯列夫《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版，第370页）。 1935年5月，南京国民党政府继签订《塘沽协定》之后，又开始谈判《何梅协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吴玉章等人了解这一情况后，打电报给在外地的王明，要他回莫斯科商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吴玉章回忆道：“1935年6月在莫京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提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明回到莫斯科后，起草了《宣言》的草稿，经过代表团成员几天讨论，完成了初稿。所以，《宣言》的主要撰稿人是王明，而其思想则是代表团全体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初稿确定后，王明将它翻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斯大林等对《宣言》表示赞赏，建议在适当时机予以发表。 1935年5月，南京国民党政府继签订《塘沽协定》之后，又开始谈判《何梅协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吴玉章]]等人了解这一情况后，打电报给在外地的王明，要他回莫斯科商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吴玉章回忆道：“1935年6月在莫京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提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明回到莫斯科后，起草了《宣言》的草稿，经过代表团成员几天讨论，完成了初稿。所以，《宣言》的主要撰稿人是王明，而其思想则是代表团全体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初稿确定后，王明将它翻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斯大林等对《宣言》表示赞赏，建议在适当时机予以发表。 《救国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办的一份报纸，主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它在形式上表现出是在巴黎编辑、出版、发行的，所发消息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中国国内。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吴玉章回忆，“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各方需要很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吴玉章《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78页。）。《救国报》的编辑工作是在莫斯科完成的，而印刷和发行则在巴黎。《宣言》所以要推迟至10月1日才在《救国报》上正式发表，目的是想让读者相信：《宣言》是中国国内的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起草的，从国内邮寄到巴黎，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向青《〈八一宣言〉形成的历史过程》，《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3辑，第105页。）。这一现象也确迷惑了一些读者和少数史学者，不明真相的竟由此断定，《宣言》发表于长征期间，甚至肯定是毛儿盖会议的产物（〔美〕莱曼·P·范斯莱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决定的》。《党史通讯》1983年第11、12期合刊。）。 《救国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办的一份报纸，主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它在形式上表现出是在巴黎编辑、出版、发行的，所发消息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中国国内。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吴玉章回忆，“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各方需要很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吴玉章《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78页。）。《救国报》的编辑工作是在莫斯科完成的，而印刷和发行则在巴黎。《宣言》所以要推迟至10月1日才在《救国报》上正式发表，目的是想让读者相信：《宣言》是中国国内的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起草的，从国内邮寄到巴黎，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向青《〈八一宣言〉形成的历史过程》，《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3辑，第105页。）。这一现象也确迷惑了一些读者和少数史学者，不明真相的竟由此断定，《宣言》发表于长征期间，甚至肯定是毛儿盖会议的产物（〔美〕莱曼·P·范斯莱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决定的》。《党史通讯》1983年第11、12期合刊。）。[[Category:中文字典]][[Category:B音词语]][[Category: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