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
刘少奇（汉语拼音：Liu Shaoqi；1898年11月24－1969年11月12日），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
刘少奇出生在湖南宁乡花明楼乡炭子冲的一个农民家庭。名绍选，字渭璜，曾用名陶尚行、胡服等。父亲刘寿生，母亲鲁氏，兄弟姐妹6人。1906～1912年在家乡读私塾，1913～1916年在宁乡县高等小学学习。1916年夏到长沙宁乡驻省中学学习。1917年3月,入长沙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1919年在长沙私立育才中学学习。同年夏到北京,曾参加学生运动。9月，进入河北保定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1920年8月，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到达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22年春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同年夏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即参加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罢工。1922年9月，被委派到安源路矿领导工人运动，同李立三组织领导一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取得胜利。1923年先后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理总主任、总主任。1924年9月被选为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1925年1月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第二次大罢工取得胜利。同年5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同年底在长沙养病时，被湖南省军阀赵恒惕逮捕，后由社会各界声援而被释放。1926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部长。1927年1月，兼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参加领导武汉工人和市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任中共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中共地下工作。1928年赴天津，参与指导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1929年赴沈阳，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工作，打开了工作局面。1929年8月22日在奉天被捕，关押20多天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1930年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留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不久，即在对形势的估计和所应采取的斗争策略上同临时中央产生分歧，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3月被撤销职工部部长职务。同年冬到达中央苏区，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领导苏区和白区党的工会工作。1934年7月，到长汀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0月参加长征，先后任红军第八、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任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春到天津，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在华北地区宣传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恢复华北中共的组织，撰写多篇文章，批评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提出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对遵义会议后中共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起了重大指导作用。1937年5月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比较早地系统批评中共在十年内战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由于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建树，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赴抗日前线山西太原，重组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机关，任书记。坚决和创造性地执行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山西抗日新军的创建工作。10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阐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意义和战略地位，强调实行正确政策的重要性。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1939年1月，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组建中原局领导机关，部署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同年3至9月，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讲演，对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进行详细论述，其中思想意识修养部分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论党内斗争》等讲演。1941年“皖南事变”后，临危受命，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同陈毅等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粉碎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发展壮大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回延安。3月刘少奇从苏北阜宁出发，途经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通过日军的100多道封锁线，于年底回到延安。1943年3月，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1944年5月起，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参与领导筹备召开中共七大的工作，负责起草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系统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强调党章总纲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科学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7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根据对形势的分析，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适时地指导在东北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1946年上半年，主持制定《五四指示》，指出应支持农民通过清算等手段，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1947年春，和朱德、董必武受中共中央委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刘少奇任书记。7月，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指引亿万农民摆脱封建土地制度的压迫，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力量。1948年5月，晋冀鲁豫、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刘少奇兼任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9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着重阐述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会后受毛泽东委托继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问题进行研究，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1949年3月，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针对城市接管工作和依靠工人阶级等问题作了发言。4月，受中央委托，赴天津视察和解决新解放城市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的问题。他在天津的多次讲话，调动了工人、职员和资本家的积极性，促进了天津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6月，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为建立新中国争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并为后来毛泽东公开访苏做准备工作。9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底至次年春，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再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1950年6月出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任中央土改委员会主任，具体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1951年春，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提出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任务，并根据中共执政后的形势，拟订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深入研究合作社经济，系统地阐述了发展合作社经济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对恢复城乡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1952年10月，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会后受毛泽东委托同J.斯大林会谈，通报了中共中央对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步设想。1953年2月，任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主持指导全国选举工作。同年年底，在毛泽东赴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期间，第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1954年2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任期间，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施行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制定出一批重要的法律法规和行之有效的具体工作制度。
1955年，主持筹备召开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负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听取中央和国务院30多个部门的汇报，为起草政治报告作了充分准备。1956年5月，针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提出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指出：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尽可能迅速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0月，率中共代表团应邀出访苏联。当时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引起他对执政党建设的深入思考，在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员不能脱离群众这个根本问题。1957年2至4月，响应毛泽东关于认真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建议，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和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肯定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上。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中央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对根据毛泽东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了说明。大会批准了这条总路线，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同年年底，在海南岛约请有关经济学家一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讨。在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于1960年4至5月到河南、陕西、四川、湖北、上海等地视察，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加深了认识。6月，主持召开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指出现在计划偏大，统计又有浮夸之风，这些问题如果不纠正，现在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将来可以变为两个、三个指头的问题；强调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同年冬，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1961年3至5月，响应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到湖南农村作了44天调查，直接深入田间地头同农民交谈，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7月，又北上东北和内蒙古林区，了解林业和工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这些调查研究，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提交会议的书面报告中，总结“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强调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在口头报告中提出“两个三七开”的估计，认为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成绩，不能到处套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他引用农民的说法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同年2月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采取得力措施，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很快收到成效，国民经济逐步全面好转。1963年，先后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朝鲜等国，增进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友好关系。同年，提出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学习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可以试行组织全国专业总公司管理企业，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1964年夏秋，领导中央“四清”“五反”指挥部，具体指导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也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同年夏，他重提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
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继续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年中，他重点抓了全国试办托拉斯的试点工作，初步收到成效。1966年3月，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5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旨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6月，在他主持下向《人民日报》社和高等院校派出工作组，不久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进一步受到严厉批判，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从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会后，实际上停职检查。1967年春，对刘少奇的冲击和批判进一步升级。夏天，遭到多次批斗。196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在江青、康生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1969年10月，刘少奇在重病中被押送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在开封逝世，终年71岁。
刘少奇政治敏锐，原则性强；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勤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论。主要著作编入《刘少奇选集》。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撤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错误处理的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