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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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

  刘志丹汉语拼音:Liu Zhidan;1903-1936),名景桂,字子丹、志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早年就读于永宁山高等小学。1922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1923年被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为中共党员(一说1926年在黄埔军校转为中共党员)。“五卅运动”后,抱定“走最艰难的路”的决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参加北伐誓师大会,后被派到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政治处处长,为提高部队政治素质,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夏,冯玉祥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各部队中实行“清党”,刘和20多名共产党员被关进两节闷罐车押送到武胜关湖北境内的孝子店火车站。刘费尽周折抵达汉口,经中共组织安排回陕,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交通,往返于上海和豫陕间,做秘密联络工作。

  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和唐澍卢绍亭谢子长等陆续前往驻洛南的陕军暂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加强中共对该部的领导。5月中旬,许旅摆脱军阀混战,开赴华县参加渭华起义。部队在高塘进行改编,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革命军和暴动农民相结合,形成了以华县的高塘、渭南的塔山为中心的大片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在渭南崇凝建立起陕西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由于敌强我弱,渭华起义遭到失败。7、8月间,刘化装潜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渭华起义经过,后被派回陕北榆林,参加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工作。1929年3月,被选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委员、候补常委,仍在陕北特委负责军事工作,并于4月接替谢子长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还一度主持特委工作。为贯彻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精神,刘回家乡保安从事兵运活动。他和曹力如等通过合法斗争,分别担任了该县民团的正、副团总,把一个本来反动的民团,改造成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保安县民团主要活动在陕甘边界的“三不管”地区,发动党团员“占山头闹革命”。刘自己先后打入驻军张廷芝苏雨生陈珪璋谭世麟等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兵运工作。

  1930年10月初,刘与谢子长同赴绥德参加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合并党团特委等组织,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刘分任正副总指挥。会后,刘返回保安,在永宁山组织革命武装,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因遭敌优势兵力攻击而被打散。1931年春,刘奉命再到驻甘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被委任为团长,驻旬邑职田镇,准备起义。因计划泄密,刘被捕关押彬县。旋经中共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营救获释,又打入驻平凉的甘军新十三师陈珪璋部,并以陈的名义在宁县建立了第十一旅,自任旅长。这时,为执行中共陕西省委“策动甘军五个旅兵变”的冒险计划,十一旅被敌打散。刘只身回南梁,经过艰苦努力,又聚集起了一支三百余人的队伍,人称南梁游击队。“九一八事变”后,南梁游击队与杨重远、阎红彦、师储杰、杨琪等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在南梁一带会合,1932年1月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刘任副总指挥兼第二大队大队长。2月,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设立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4月,省委常委杜衡到旬邑,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将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刘任第三支队支队长。5月,省委又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为总指挥。在刘的指挥下,游击队半个月挺进数百里,经过五个县,取得了九战八胜,歼敌1400人,缴枪1200余枝的重大胜利。7、8月间,阎红彦、谢子长先后任总指挥。由于强敌进“剿”,游击队在打了一些胜仗后,分成三路坚持在陕甘边一带与敌周旋。12月,杜衡以中共中央任命的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身份在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对陕甘游击队进行整编,指责刘、谢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紧接着,杜衡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整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由他任军、团两级政委,刘改任团政治处处长、参谋长。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特委领导下,刘和团长王世泰等指挥红二团南征北战,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然而,杜衡却否定了刘等在陕甘边发展、巩固根据地的正确做法,强令红二团南下关中。结果,在蓝田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中部队被打散。刘死里逃生,历尽艰险,于1933年10月返回照金根据地。

  此前,1933年夏,王泰吉率领骑兵团在耀县起义,与张邦英、陈学鼎带领的耀县游击队先后进入照金根据地,8月中旬成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10月,刘回照金后被任命为参谋长。1934年1月,刘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5月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还出任陕甘边军政干校校长,分批训练各级干部和战斗骨干。他总结经验,提出建立陕北、陇东、关中三个游击根据地,以互相支援。这三块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得到很大的发展。国民党当局对此大为惊慌,从1934年2月起,陕、甘、宁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形势异常紧张。刘指挥红二十六军主力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采取避强打弱的战术,寻机歼敌,取得九战九捷的胜利。至11月,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红二十六军发展到五个团,开辟了十多个县的苏维埃区域,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

  1935年2月,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统一陕甘边和陕北党与军队的领导,刘任西北工委委员、西北军委主席(一说谢子长为军委主席)。此后,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刘制定出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先后解放了六座县城,终于实现了把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联成一片的意图,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苏区人口逾百万,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由于西北红军在刘等指挥下英勇作战,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北上,使这块全国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同年8月,国民党又发动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刘乘敌部署尚未就绪,指挥红军首先打垮了刚渡过黄河的阎锡山部两个旅,迫使阎军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9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9月17日,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召开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三支红军的领导人会议,讨论西北地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与第三次反“围剿”问题,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并改组了西北军委,将三支红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刘在省委与军委中未担任职务,只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会后即返回前线,与军团长徐海东等一起指挥了劳山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正在这时,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的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了争取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的冒险计划,并开展了所谓的反“右倾”斗争,直至发展到错误肃反。他们攻击刘“一贯右倾”,甚至诬蔑刘是“白军军官”、“反革命”,下令逮捕。正由前线返回瓦窑堡的刘志丹,在途中遇见了去红十五军团送信的通信员,顺手把要送的“急件”交给了刘。刘拆开一看,原来是逮捕自己的密令。为了顾全大局,他还是策马奔向西北代表团驻地,刚一落脚即被投入监牢。先后被捕的还有他的战友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等。错误肃反使中共组织和红军被严重削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加上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还在继续,西北苏区陷入严重危机。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得知陕北肃反造成的恶劣后果,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等赴瓦窑堡,释放了刘等被监禁人员。毛泽东、周恩来进驻瓦窑堡后接见了刘。不久,刘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总指挥和瓦窑堡警备司令。

  1935年华北事变后,刘和毛泽东、彭德怀等于12月8日联合署名发表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劳苦群众争当红军,“和万恶的敌人血战”,“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

  1936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刘和宋任穷率红二十八军连战皆捷,使神(木)府(谷)红色区域和西北苏区得到巩固与发展,然后由神木巧渡黄河,进军山西,奔赴抗日前线。4月14日,刘在前线指挥部队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不幸中弹牺牲。噩耗传来,万民悲恸,党、军队、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同年6月,为纪念这位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的主要创建人,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1942年在他牺牲六周年时,毛泽东挥毫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年5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为他举行隆重的公葬典礼,几乎所有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为他题了词。毛泽东的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朱德的题词是:“红军模范”;周恩来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1989年11月,经中央军委确定,33人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1994年8月又确定增补3人,共计36人。其中有五位国家主要领导人,10位元帅,10位大将。有11人在新中国建立前献身。他们是:
  毛泽东 周恩来 朱 德 邓小平 彭德怀 刘伯承 贺 龙 陈 毅 罗荣桓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林 彪 杨尚昆 李先念 粟 裕 徐海东 黄克诚
  陈 赓 谭 政 萧劲光 张云逸 罗瑞卿 王树声 许光达 叶 挺 许继慎 蔡申熙 段德昌 曾中生 左 权 彭雪枫 罗炳辉 黄公略 方志敏 刘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