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官话
北京官话，官话的一个分支，虽名称中有“北京”二字，但并非北京话，更准确的说北京官话是热河地区的方言，主要分布于北京市、河北省承德市、廊坊市、涿州市，内蒙古赤峰市，辽宁省朝阳市、葫芦岛市建昌县、阜新市部分地区。可分为京师片、怀承片、朝峰片、石克片四片。使用人口约1500万。三声四调，古入声派入平、上、去且相对均匀。其中，（1）属于北京官话区的承德市滦平县是全国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2）朝峰片分类存在争议，部分研究人员认为朝峰片应属于东北官话，因为其词汇及语法大多与东北官话相同，只是语调更接近于北京官话。（3）新疆地区的北京官话区集中在北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汇集形成。
历史、发展
西周分封燕国之前，北京居民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组东胡语支。后来由于黄帝的进入、黄帝之后分封于蓟（今北京西城区广安门），北京开始操天水的陇中方言（黄帝语言）；特别是西周建立后，分封宗室于燕（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逐渐强大，东胡大部分被驱逐，北京开始操宝鸡的关中方言（周族语言，与炎帝语言类似）。此后，北京也一直是汉族、蒙古语组诸民族（乌桓、鲜卑、契丹）杂居，于是北京官话的东胡烙印逐渐显现，关中色彩则逐渐化。
辽金元时代，大量少数民族以北京作为首都并驻兵移民，时间长达四百三十年，汉语北京官话加深了与阿尔泰语系的接触，并加强了与东北官话的联系，与汉语中原官话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离，处于开放环境中的北京官话发展迅速，成为方言内部分歧最小，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古音最少的汉语方言，时称元大都话，成为现代北京官话的源头。
明朝收复北京后，移民一百三十多万各地的汉族人到残破的北京，由于当时汉族人来源不一，汉族移民们都使用已占少数地位的北京汉族土著所使用的元大都话作为通用语言，元大都话与现在的北京官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此后，此后随着元明清三代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到了清代中叶，终于使北京语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汉语标准音地位。“五四”运动把白话文的传播和北京语音的推广结合起来，白话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中的地位，书面上和口头上初步统一的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北京语音）基本形成。
民国时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叫“普通话”。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官话又扩散到新疆省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富蕴、福海、哈巴河、吉木乃，塔城地区的托里、布克赛尔，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东北的博湖县。
普通话历史——西南官话一票之差不敌北京官话
北京官话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通行的标准口语，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是帝国治理以及强化文化认同的需要，第二是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首都，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第三个因素则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的巨大变化促进了社会流动。
1845年6月15日，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吴淞口目睹了戏剧性的一幕：“我的中国男仆(宁波人)试图施展会话能力与船工、水果贩子及其他人交谈，却发现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不禁有些气馁。”相似的景象也出现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宁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讲管辖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译员。”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过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语言割裂状况。
官吏是这个乡土中国最主要的外来人口，他们只需要借助当地懂得“官话”(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后期为北京话)的译员就可以实现与本地居民的沟通。毫无疑问，在这种静态的社会里，语言上的障碍对人们的生活几乎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只要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发生变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坚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官话、国语与老国音
现代普通话的历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之前叫“官话”。
官话的前身又叫共同语。汉代时，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语言为标准。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今南京)话为标准音。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汉语已经有很大差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语的产物，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汉族知识分子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建康话为主。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因此，当时的扬州话由于接近建康话和《切韵》，在当时社会上很流行。当时的扬州话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之一。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此外，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苏州话和当时的首都长安话一道，也成为一种通行语。宋代在《唐韵》基础上，制定《广韵》。元代以首都大都话为标准音。
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后来迁都北京，北京话也有一定通行度。
南京官话指的是以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国官方标准语。南京春秋时期属于吴地，本土语音称为吴语。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此后，中原战乱，汉人多次南迁，使南京语音中包含了较多的中原古音。
清代一开始，仍以南京官话为正统。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其地位便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北京官话的影响已经超过南京官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较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由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江南经济开始衰落，吴音开始失去其标准音的地位。这样，北京白话开始成为唯一的标准音。1911年，满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学部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并建议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审音标准以京音为主。至此，北京官话在政治上初步确立了汉语标准音的地位。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1892年，为解决汉字无法拼读的困难，厦门人卢戆章出版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创制了第一套汉语拼音字母方案。在该书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语言统一”的口号，主张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但是，由于卢戆章的汉语拼音字母方案专注于厦门方言，未能成为影响全国的拼音方案，因此，他提出的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的主张也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与此相反，凭借汉字式拼音方案而蜚声海内的河北人王照则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以北京话为汉语标准音。与南京官话保留了中原古音不同，王照提倡的北京官话受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满族的影响很大。满族入关以后，满语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学习和借鉴汉语。但是，满族人不能区分尖团音，也不会发入声，因此，满洲贵族所说的北京官话是满族化了的汉语，也被戏称为“五音不全”的汉话。
1913年2月15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会上，南北之争依然激烈，难以形成统一认识。由于江浙代表居多，王照担心南方势力会一统天下。于是，他提议各省代表无论多寡均为一票。议长吴稚晖支持一省一票，但在会前就提出了“逐字审定”的原则，不再执着于以哪种方言或官话为标准音，由此避免了南北之争的进一步激化。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国音”。
“老国音”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虽然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为一种“人造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
“京国之争”
“老国音”诞生之时，袁世凯正为宋教仁案焦头烂额，顾不得推广国音。不久后，二次革命爆发，再往后，又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更没人去理会国音推广的事情了。直到1918年，教育部才正式公布了“国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1920年国音字母发声唱片灌注成功。至此，“老国音”才正式在全国推广。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之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国音是主要以江浙派为主，虽然概括为“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但是也有人后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实际上是以江浙吴语为基础音的国语。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但是也有人表示，支持京音的一派也有把自己方言的语音加入京音的。两派争吵非常厉害。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经常发生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互相争吵的事。他们的国语听起来很不一样，很多字的读音也不统一，教的人觉得难教，学的人觉得难学。就连灌制国语唱片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也不无感叹地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推广国语。“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
由于“老国音”基本上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因此，语言学家们主张用京音代替“老国音”。
1920年11 月，黎锦熙约同吴稚晖、陆衣言、范祥善等，与张士一、顾实、周铭三、陆殿扬等大会于南京，讨论国音问题。由于京音派坚持根本改造的主张，结果是不欢而散。
“老国音”的推广恰逢五四运动，此时全国舆论都倾向于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生也参与到了汉语改革的讨论中来。
随着文学革命的爆发，留学生中“废除汉字”的言论也随之兴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随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也著文支持钱玄同。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简化语音，以比较简单的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推动下，“京国之争”很快呈现一边倒的趋势。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国音字典》的增修问题时，吴稚晖放弃了维护“老国音”的主张，代表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读法为标准”。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正式确定“新国音”为标准读音。
“新国音”确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借助学校教育和电影、广播等手段，大力推行国语统一运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沦陷区的国语统一工作陷入停顿。抗战结束后，紧接着又是三年国内战争。因而，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政府在全国统一国语的目标仍远未实现。
“普通话”诞生
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那么，现代“普通话”标准是怎样确定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普通话的方言基础产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话(以西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获51票，以一票之差名落孙山；第三名是吴语(以吴语为基础方言，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获46票；粤语(以粤语为基础方言，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获25票，名列第四。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