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

　　南北朝（公元386－589年），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从386年北魏建国到589年隋统一，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南北对峙局面。南朝从420年刘裕代晋到589年陈亡，经历宋、齐、梁、陈四代。北朝从386年魏道武帝建立北魏开始，到534年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来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北周又于577年灭北齐。581年北周被隋所灭，北朝结束。589年隋灭陈和后梁，结束了西晋末年以后延续近300年的南北分裂局面。

　　南北朝初期仍是士族政治，社会阶层分为士族、齐民编户、依附人及奴隶。士族拥有大量不需付税的依附人从事生产与作战，影响朝廷的税收。虽然南朝皇帝仍然需要主流士族的拥护，不过也扶持寒门以平衡政治势力，并且在南朝梁时萌芽出科举制度。南朝士族因为长期安逸而逐渐衰退，在侯景之乱后彻底崩溃。北朝胡族缺乏政治的经验，所以重用汉人士族，引起双方的文化采借，久之形成文化混合，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最盛。混合的过程产生激烈的思想冲突、政治斗争或种族冲突，如六镇民变、宇文泰的鲜卑化政策。北齐提倡排汉文化。北周建立关中本位政策，融合鲜卑及汉文化以消除胡汉隔阂。在隋朝统一天下后，合并关东与江南人而形成新汉族，开创出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隋唐帝国。

　　相对于北朝战争不断、各阶级对立的局势，经济持续成长的南朝比较稳定，出现元嘉之治与永明之治等治世。中原人口自黄巾起义和永嘉之乱就持续南移，带来劳动力与生产技术。江南的繁荣，使得中国的经济南移。文化方面，乱世为思想自由提供沃土肥壤，提出务实求治和无君论等观点。对文学、艺术、科技等开创出独到见解与理论。玄学、佛教与道教都很兴盛。其中佛教带动石窟的发展，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名扬后世。对外交流也很兴旺，东到日本和朝鲜半岛，西到西域、中亚、西亚（埃兰沙赫尔），南到东南亚与印度。

　　南北朝是中国民族大融合时期，特别是南北文化交流程度最深。战乱带给人民的是离苦和凄情，对文化却是一个不能张扬其原因的好的结果。

　　>>>　中国历史纪年表

　　在南方，虽然先后有刘宋、南齐、萧梁和陈四个政权的更迭，但这中间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3年外，其余的时间，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终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政权，历4代8帝，共59年。南齐（479－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3年，但由于争杀频繁，竟历3代7帝，平均3年一帝，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梁代（502－557年）历3代4帝，其中武帝萧衍个人享国时间最久，几近半个世纪。陈（557－589年）首尾凡33年，历3代5帝。最终丧亡于隋朝之手。

　　南朝的历史是门阀士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南朝的皇权比较强大，门阀士族社会地位虽然高贵，却已不能完全左右政局。随着江南开发的不断深入，土著寒人在政治上逐渐上升，步入官僚行列，为皇帝所倚重。从梁陈之际开始，南方内地的土豪，也成为割据的一方势力。

　　南朝是继东晋之后，由汉族在南方建立起来的朝廷，虽然他们的存在都不过几十年，但其作为汉族的统治，使纯正的汉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所以，南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为华夏文明的延续作出了的贡献。

宋

　　公元420年刘裕废掉了晋帝自立，国号宋。为区别于后世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史学家长称之为“刘宋”。由于刘裕出身贫寒，又看到了东晋因大族屡屡兴兵反抗而使其灭亡的教训，故而在他登基后，不再重用名门大族。其用人也多为贫寒出身，兵权则主要交于自己的皇子，所以没重蹈东晋发生大族割据的覆辙。然而，由于皇子相互间的争权夺利，最后以至与相互残杀，这是刘裕始料未及的。 422年，刘裕驾崩，宋少帝、文帝相继即位。从425年起，文帝刘义隆在位的三十年间，是宋朝最繁荣的一段时期，这时南方的经济、文化才真正有所发展。但是文帝刘义隆好大喜功，贸然北伐，两次北伐未果,反而让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抓住机会，以重骑兵集团南下.兵抵长江北岸而返，至此南方的战略优势丧失。此间，宋与北朝的魏国交战虽各有胜负，都损失惨重，但是南朝比起北朝来说，损失更大，败仗更多，南军无力争夺中原，从此转入了战略防御阶段。而北朝很快又陷入国内的重重矛盾之中，不久北魏太武帝被宦官暗杀。至此，南北双方无力再发生大战。从此，南北方相对稳定下来。公元453年，刘宋文帝被太子刘劭所杀。文帝死后，宋孝武帝、宋明帝、宋前废帝、宋后废帝先后为帝，但他们四个都是有名的暴君，其不仅对诸将疑忌，而且兄弟间相互残杀，政治一度混乱。在此期间，南兖州刺史萧道成趁政治混乱之机而形成了较强的势力。479年，萧道成灭宋，建立齐。至此，宋朝宣告灭亡。

齐

　　齐是四个朝代中存在时间最短的，仅有23年。齐高帝萧道成借鉴了宋灭亡的教训，以宽厚为本，提倡节俭。他共在位四年，在他临死前，要求其子武帝继续统治其方针，并且不要手足相残。武帝遵其遗嘱，继续统治国家，使南朝又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武帝死后，齐国的皇帝又走上了宋灭亡的老路，他们纷纷杀戮自己的兄亲、叔侄，至东昏侯时，因其疑心过重，几乎将朝内大臣全部处死。这样一来齐国的江山又被动摇了。公元501年，雍州刺史萧衍起兵攻入建康，结束了齐的统治。

梁

　　梁朝的建立者萧衍擅长文学，499年被任命为雍州刺史，他乘齐国内乱，发兵夺取了皇位，建立了梁朝。萧衍是为梁武帝，共在位四十八年。在武帝时期，北方的魏国已经衰落，再无能力对南方形成威胁。这本应为南方发展的大好时机，但武帝却昏庸无能，纵容大臣剥削人民，却又以自己节俭为借口，对梁一些忠臣的建议置之不理。公元548年，投降梁的东魏大将侯景倒戈。他以武帝从子萧正德为内应，进攻梁国。次年，侯景攻陷台城。此时，梁武帝早已饿死于城中，其子萧纲即位，是为梁简文帝。公元551年，侯景杀死简文帝，因此梁已完全处于崩溃的边缘。公元552年，西魏于谨宇文护杨忠，攻克江陵，将梁元帝萧绎俘获、处死，至此传统意义上的南朝已经灭亡。公元557年，在讨伐侯景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陈霸先灭梁，建立陈。至此，梁宣告灭亡。

陈

　　公元557年，陈霸先 废梁敬帝，自立为帝，建立陈，是为陈武帝。此时，中国南方经过了多年的战乱，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便注定是短命的。陈武帝与其继承者文帝、宣帝先后消灭了王僧辩、王僧智等反对势力，又在建康附近打败北齐军。陈朝疆域以太建(569～582)时为最广。太建五年伐北齐，得和、南司、衡、巴、罗、陈定、扬、霍、合、江、西楚、东广、淮、泾、南谯、东豫、光、建、谯、仁、潼、安、朔、青、冀等州，不仅恢复了淮南故土，而且也恢复了淮北的部分州县。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陈的统治，但毕竟由于国力衰微。中国历史上朝代名与皇帝之姓重合者，仅南朝陈一家。公元五八三年，陈宣帝卒。其子后主陈叔宝即位，此时北方已被隋朝统一，全国的统一也已指日可待。公元五八九年，隋文帝杨坚灭陈，结束了中国长达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十六国后期，一个极为落后的少数民族鲜卑族拓跋部落逐渐强盛起来，北魏道武帝拓跋圭从386年建国之初，就非常重视汉族文化，很快，在他的亲汉举措不久打败后燕入主中原，在建立北魏政权（386－534年）之后，又消灭各割据政权，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部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中国北方开始进入北朝时期。按照史家的习惯，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往往被视为北朝的起始之年。

　　北魏立国一百五十年，历经9代12帝，是南北朝历史影响最大的一个王朝。

　　公元423年十一月，北魏世祖拓跋焘（被后人追谥为太武帝）即位。在他统一北方期间，北方已经逐渐开始恢复了生产力，中原百姓民心也倾向于北魏。太武帝非常善于使用骑兵，先后多次引轻骑兵攻伐大漠，击溃柔然，柔西逃。后者便成为后来威震欧洲的阿尔瓦人。灭亡了赫连夏，北燕，北凉，又西逐吐谷浑赶出中原，北方统一。

　　北魏前期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都，后来孝文帝大举实行汉化，政治中心也迁徙到中原腹地洛阳。

　　北魏初期，实行宗主督护制，从5世纪下半期开始，其汉化趋势加快，开创了北魏黄金时代的正是北魏孝文帝元宏。公元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在迁都洛阳的同时，孝文帝将鲜卑族拓跋姓氏改为元，此外他还禁止使用鲜卑语，禁止穿带鲜卑服饰，并颁诏宣布吸收汉族文化。孝文帝企图通过限制自身文化，来达到与汉族融合的目的。孝文帝实行三长制，颁布均田制，迁都洛阳，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通过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使得汉族的先进文化及先进的政治制度完全融入了北魏的统治中，中国的北方已经开始进入了其民族融合的阶段。

　　孝文帝死后，由于部分守旧贵族和鲜卑武人的反对。北魏统治者逐渐废弃了以前的民族和解政策，又恢复了鲜卑族的特权，于是新的矛盾产生了，北魏开始逐步走向衰落。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六镇起兵，北魏陷入分裂和内战。给中国历史吹入融合新风的鲜卑族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族中。不久，连鲜卑族姓氏也烟消云散。但企盼民族大融合的孝文帝的美好意愿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廊中镌刻出不可磨灭的丰碑，昭示出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性进程。

　　北魏孝武帝末年，权臣高欢、宇文泰将北魏辖区切割成东、西两块。东魏（534－550年）以邺城为都，历1主16年，西魏（535－556年）都长安，经3帝，共享国22年。东、西魏先后被北齐（550－577年）和北周（557－581年）取代。北齐是鲜卑化汉人高氏所建的政权，立国28年，有3代6帝。公元577年，周灭齐，北方重新统一。北周是宇文鲜卑人统治的王朝，历3代5帝，计24年。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废静帝自立，改国号为隋，是为文帝，北朝结束。最终由北方的隋朝（统一之前也叫北隋）灭南朝陈，重新统一了中国。南北朝结束。

　　北朝崇尚汉族文化，为后世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南北朝时期，有一门新兴的宗教，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这就是从汉代时就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鲜卑族举国上下都信奉佛教，在中华文明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佛教，正是在北魏前后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人们对菩萨的信仰十分流行。人们相信，不需要自身的修行，而只要通过向菩萨祈祷求助，便可以达到超度的目的。北魏时，随着佛教的传播，发展佛像、壁画、石窟寺院等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故而有许多庙宇及石窟造像流传于世，其中敦煌千佛洞、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成为我国造像艺术宝库之中的瑰宝。此后佛教中又加入了密宗、禅宗等新的教派。直至今日与道教、儒教一样，佛教在中国已扎入了深深的根基。

　　此外，南北朝的文学艺术更是有所发展，随着山水诗的出现，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开始转变，山水景色也成为绘画的内容。 南朝还有不少以人物画著称的画家，也有人在团扇上画 出“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的山水。南齐谢赫撰著了研究绘画理论的《古画品录》，而他所总结的“六法”，已 不仅限于人物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南朝书法也名家辈出。王羲之后裔、由陈入隋的僧人智永所写千字文,是今天能看到的南朝名迹。而郦道元所著《水经注》、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的作品都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

　　南朝的科学也颇有成就。宋齐时人祖冲之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即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南朝时，历法有所改进，炼钢技术有所提高，在医学和药物学方面，陶弘景作过显著贡献，他的《肘后方》广泛流传，很有影响。

　　自东晋灭亡以来，南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南北分裂时期之一，虽然它的形成使经济发展有所停滞，但由于从八王之乱起，中原之地不断混战，十六国诸强不断攻伐，北朝在统一北方之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而形成的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却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北方的诸族逐渐被汉族同化，最终成为同一民族。而正是这种作用，为将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打下了良好得基础，所以我们说南北朝的分裂，对加速民族统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南北朝社会的人口很复杂，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层：名门豪族的世族；自耕农、新民等从事农工商的编户齐民；属于部曲、佃客、衣食客、门生旧故等依附世族的依附人，受政府控管的杂户、百工户、兵户与营户也是依附人；最后是奴婢、生口、隶户及被俘掳迁移的城民，这些都属于奴隶。

　　魏晋南北朝是世族政治时期，虽然北方豪族的地位与权力逊于南朝，但也居于极高的地位。世族控制的人口有部曲、佃客与奴隶，不经“自赎”或“放遣”，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部曲主要用于作战，由于战事减少所以也参于生产活动。由于南朝大家族制的衰亡使得部曲逐渐受国家控制。佃客的来源有政府依官品赐给与私自招诱。奴隶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或是流民，他们是地主的私产，因而可以抵押或买卖。为了防止逃亡，奴隶都被“黥面”。奴隶可以经由“糜喃为客”、“发奴为兵”等方式转化为地主的佃客和国家的士兵。自耕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他们对朝廷负担租调、杂税、徭役以及兵役，这些都使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沦为世族的部曲和佃客。南北朝实行三国以来的世兵制，兵户世代当兵，平时还需要交纳租调。由于手工业者很缺，故官府对杂户或百工户的控制极严，百工户从民间征调到官府作坊后，与配到作坊里的刑徒为伍，终年劳作，世代相袭。如果贵族、官僚私占百工户往往受到惩治。在北朝还有新民和城民。新民是北魏道武帝为了充实国力，大规模迁徒各族人民或工匠至首都地区的人民，计口授田。城民是被征服、被迁移的人民，被配置在各州内，身分如同奴隶。城民民族复杂，分布广大。

　　南方约在晋末宋初由大家庭制转化为小家庭，在同一家族不同职业的十家就有七八家之多，互相漠视。这是因为宗族发展后各家庭亲疏贫富不同，若无共同外患就容易分离；朝廷课税方式对大家族制无益而导致的。而北方面对异族，需要团结合作，仍然保持大家族制。通过参与胡人政权的机会，逐渐将中国传统文化及典章制度灌输给异族。但是也有留下一些不良风俗，例如财婚的盛行。

　　南北朝时，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由互相冲突演化成文化的整合或涵化，形成胡汉融合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的过程中不断汉化，而中原世族为了逃避战乱则纷纷举家南迁，促进汉族与南方民族的接触与融合。所以隋唐时期的汉族以非秦汉时期的汉族，而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融合而成的新汉族。永嘉之祸使得大量北方汉人南下江南，东晋初期先设立侨州郡县的方式安抚这些北方流民(侨居白籍)，并且给予低税优惠。但是侨州郡县迁徙不定、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于是在东晋中后期实施“土断”，让北方侨民就地入籍(在地黄籍)，与当地人民共同负担国家赋役。南朝时期实行5次土断，以413年南朝宋刘裕进行的义熙土断成效最为显著。这导致南朝境内的侨居州县陆续消失。永嘉之祸使得北方汉族南迁，但仍有部分滞留在北方与游牧民族相处。由于胡族缺乏统治中国的经验，所以重用汉人世族治理国家，这引起双方的文化采借，久之形成文化融合。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各族君主与汉人世族的合作，最后使部分中原胡人转化成汉人；北魏孝文帝时期推动汉化运动，融合鲜卑皇族与汉人世族；西魏宇文泰采用苏绰建议，建立关中本位政策，这些都融合了胡汉民族。然而融合的过程难免会产生思想冲突、政治斗争或种族冲突。例如北魏太武帝因修国史事件灭重臣崔浩一族，牵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与河东柳氏，皆灭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使得洛阳鲜卑贵族与六镇鲜卑贵族产生矛盾，并发生鲜卑化运动以反抗汉文化，最后引发六镇民变。主要以六镇鲜卑人与胡化汉人为主的东魏北齐，保持尚武精神，提倡鲜卑文化、西胡化，极力排斥汉文化。最后由具备胡汉融合文化的北周与替代之的汉化政权隋朝攻灭政治与经济混乱的北齐与南朝陈，建立具开创性、“天下一家”性质的隋唐帝国。

　　南北朝经济主要是庄园经济。世族与寺院的庄园大部分都是多方经营，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农田有良好的水利系统供种植稻、麦、粟、桑、麻、蔬菜等作物，还可以种植竹木果树、养鱼、畜牧等等。还有纺织、酿造、生产工具等手工业。世族的庄园生产主要交给佃客、部曲和奴隶，而寺院是一般僧侣与民户。由地主集中开垦，这对于地区的开发起一定的作用。由于世族享有特权，佛教较为盛行，致使地主庄园与寺院庄园膨胀，并且大量隐匿农户。加上战争频繁又使得社会精壮劳动力损失极大，导致国家与地主、寺院间互相争夺土地和劳动力而爆发流血冲突。例如三武灭佛中的北魏太武帝灭佛与北周武帝灭佛。最后，由于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并逐渐融合为一体，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种民族融合中汲入了许多新的发展能量。而江南地区已进入全面开发阶段，使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最后促成隋唐大运河的建立。

农业

　　农业是庄园经济的重心，深受朝廷与世族关切。土地兼并的情形直到南朝仍然十分严重，朝廷难以禁止世族兼并土地，刘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朝廷干脆承认占领山林川泽的法令以限制世族抢占范围。然而法令颁布后反而刺激豪门权贵兼并山泽土地的活动。最后整个南朝在占田夺土、兼山并泽的事例一直是史不绝书的。南朝相对北朝来说比较安定，南渡的移民仍然络绎不绝，农业生产继续有所发展。比较突出的地区有荆扬二州，而益州居次。扬州是南朝最发达的地区，其中以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发展最大。而三吴地区（吴郡、吴兴、会稽）是南朝各种支出的主要来源。洞庭湖周围的荆、湘地区发展也很快。此外淮南地区原本也是粮食重镇之一，但是于451年的魏宋战争中遭到破坏。经过齐、梁二朝的经营才获得恢复。南朝各代兴修不少水利事业，例如有宋、齐、梁各朝于寿阳（今安徽寿县南）修治的芍陂；南朝齐在齐郡（治所今山东临淄）开垦二百顷废田，用沈湖水灌溉。基本上，江东带海傍湖和延江之地，乃至江南腹地即南川、湘川地区等都已经开发了。

　　北朝前期因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战争使得农业发展滞后于南朝，太和九年（485年）北魏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建议推动均田制，将战争时遗下的大量荒地按制度分给农民。这个制度日后推行于西魏、东魏、北齐、北周和隋唐，分配农地主要有露田（种谷物之田）和桑田。露田主要为国有地，给于男女奴婢均可，不可买卖，死后须收回国有。桑田为私有地，给予男子，可以买卖。最后地方官吏可按品级授给公田。北魏实行的均田制与三长制、租庸调制互相配合，促进了农民生产。北魏孝文帝推动汉化运动改善了吏治，使得农业能够发展成长。直到神龟三年（520年）政治虽然逐渐腐败，但官府粮仓还是相当充实。北齐的均田制与租调制比北魏限制多，并且增加奴婢的租调。然而东魏、北齐一朝贪污风气极盛，到齐后主高纬时，荒淫腐朽，大量修建宫殿与寺院，穷极奢华。西魏北周方面，宇文泰采用苏绰的建议，建立租赋预算和户籍制度，以保证朝廷收入。由于北周世族的力量不大，加以吏治比较清明，比较容易推行均田制。由于北朝的鲜卑人为游牧民族，其畜牧业原本就很发达，主要产地在漠南地区〔今河套地区〕。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又在河南设牧扬，养战马十万匹。有名的有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他拥有“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

手工业

　　由于朝廷大力提倡农桑，户调征绢布，当时绢布的地位等同货币，这些都促进纺织业的生产。南朝的纺织业与养蚕业比较发达，产地以荆、扬二州为主。由于丝、绵、绢、布等是南朝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是民间普遍的副业。织锦业则在益州为主，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到萧齐和萧梁时期繁荣。当时富豪人家穿绣裙，著锦履，以彩帛作杂花，绫作服饰，锦作屏障。南朝朝廷设有专官管理矿冶，用水排鼓风冶铸。炼钢则使用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这种方法可以炼出优质钢，用来制造宝剑和刀。瓷器的烧制技术早在三国、晋朝时期成熟。南朝时以青瓷为主，产地集中在会稽郡（浙江绍兴）。其硬度高，釉料匀，通体青莹。江南其余地区的制瓷技术各有自己的特点。南朝的纸张洁白匀称，完全取代了简牍，藤纸与麻纸都很流行。造船业也十分兴盛，最大可以载重二万斛。

　　北朝的纺织业主要是丝织业和毛纺织业，是手工业中最发达的一个产业。丝织中心有泾州（今陕西泾川）、雍州（今陕西西安市）、定州（今河北定县）等地。绢布产量增加使得绢价下降。由初期每匹绢千钱，到北魏孝文帝后降到二三百钱。官方的丝织业规模巨大，有宫内或京城内的官方工场、作坊，为朝廷生产绫罗锦绣等丝织品。民间有专业的绫罗户、细茧罗縠户，分散在今河北、山东一带，其产量大且质量精美。有山东的大文绫、连珠孔雀罗，阿县的缟。毛纺织业的产品主要是毡，用途很广，利润颇丰。可用来作襦（短衣）、袴（套裤）、靴垫及帐蓬等。北朝朝廷也设有专官管理矿冶，以冶铁业最为发达。铁产量很高，450年南朝宋军队攻克北魏碻磝戍（今山东聊城东）时就缴获大量铁器。资量方面，相州的牵口冶造的刀，为全中国地区之最，皆送入京师武库。北齐綦毋怀文所造的宿铁刀，既有非常强的硬度，又有韧性，斩甲过三十札。

商业

　　南朝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加上江河交通便利，使得商业发达。由于政治松弛，币制废弛，质量不精。市场上有普通的生产用品、生活用品与奢侈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商税是朝廷收入的大宗，然而世族有免关税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商业重镇有建康、江陵、成都、广州、广陵等地。建康是三吴的经济中心。南朝梁武帝时建康城内有居民28万，贡使商旅，方舟万计。会稽、吴郡、余杭居次。广州是海上贸易重镇，贸易对象有东南亚各国、天竺、狮子国、波斯等国。江陵是关中、豫州、益州、荆州、交州、梁州的转运站。成都不仅商业繁盛，也是蜀锦的重要产地。

　　北朝商业在北魏汉化运动后也逐渐成长起来。货币方面，原本以绢布谷物的物物交换作为交换媒介，孝文帝改制后铸五铢钱改善，但仍然难以流通。商业重镇有洛阳、邺和长安。洛阳是北方的贸易中心，西阳门外有大市，周围八里，十分繁荣。当时除了商贩和大商人外，许多贵族、官僚也从事经商。贸易对象有中亚、西亚诸国、高句丽、百济、伽耶、新罗与日本商人。西域商人经营的主要是金银珠玉、珍物器玩，以换回中国的丝织品、工艺品等。尽管南北朝彼此战争不断，停战期的贸易仍然活跃。双方常以谷物、布帛代替货币在市场上流通。贸易方式主要有官方互市与个人走私，其中走私在民间、官员、军队中都有。关于商品的需求，北朝需要甘蔗、荔枝、芒果、香蕉、菠萝、杨梅、橘柚等水果以及北方官员、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南朝则需要北朝的马匹、骆驼与毛织品等。总体来说，北朝商业仍然不及南朝活跃。

学术思想

　　儒学独尊的地位在晋朝被破除后，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思想。在诸多的思想流派中，出现了以法治国、务实求治的主张(三国曹操与诸葛亮、东晋王导)和《无君论》(东晋鲍敬言)、《神灭论》(南朝梁范缜)、提倡“人死则神灭”(北魏邢邵与北齐樊逊)等有价值的观点，也产生了消极颓废、遁世游仙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玄学思想。玄学在南朝十分兴盛，宋文帝时设至玄学馆，玄学与史、文、儒并列四学，清谈益盛。到梁武帝时鼓励提倡经学，但此时经学已经受清谈影响，只注重于辩论之说。隋朝统一后清谈渐渐衰退，直到唐朝中期才终止。由于佛教过度膨胀与糜烂，出现了不少反对过度崇佛的思想家如南朝梁范缜、北魏邢邵与北齐樊逊，这些人的思想衍生出无神论。

　　范缜是南朝齐梁之间人士，489年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宴席上发表了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论，认为灵魂并不存在。他的观点主要是唯物论的“变化的形一元论”，认为身体与精神都是物质，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物质的动态变化。神灭论处理了“体”、“用”、“变化”、“关系”诸主题，完整概括了“唯物本体论”所应处理之主要范畴。范缜著有《神灭论》与答复反对派曹思文的《答曹舍人》。他的论点引起朝野反弹，曹思文作《难神灭论》，萧琛引“杜伯关弓”、“伯有被介”故事驳之。笃信佛教的梁武帝也展开论战，作《敕答臣下神灭论》，命令他放弃观点。梁武帝组织僧俗六十多人发表文章对范缜进行围攻，引发思想界一场关于“神”（灵魂）灭不灭之理论大战。然而变化的形一元论的涵义与变化广大，几可做无穷尽的推论引申，范缜辩才无碍，众人难以反驳他，最后判范缜为“异端”而流放他。

　　北朝的邢邵与樊逊等思想家主张无神论。邢邵是北魏后期东魏初期人士，当时佛教受到鲜卑皇室提倡而兴盛。他反对“神不灭论”，主张人死则灵魂就会消失，否定人死为鬼的理论，认为“欲使土化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应如此。”他还主张类化论，只有同颣事物，才可以转化；不同类事物不能转化。类化说显现出物种产生的多元性与差异性。邢邵思想以及他和杜弼争论轮回等问题等都纪录在《北史·卷五十五·杜弼传》与《北齐书·杜弼传》中。樊逊北齐人，554年北齐文宣帝欲封禅泰山，樊逊向齐帝劝谏道教、神仙皆为虚妄。

　　颜之推南朝梁人，后被迫仕北朝。他主张早教，认为“人在小的时候，精神专一；长大以后，思想分散，不易学习。”他所撰有的《颜氏家训》对往后中国社会有深远影响力，后世视之为家训的典范作品，获得儒家学者及佛教徒的重视。

文学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迅速，其中南朝风格偏向华丽纤巧，而北朝风格偏向豪放粗旷。北朝代表人物是北地三才，即邢放、魏收、温子升。南朝方面，文学代表是骈文，讲究格律、词藻、用典。内容多脱离实际生活，抒发一些富贵闲愁。以庾信文章为代表。诗风流行元嘉体与永明体。元嘉体是代表南朝宋元嘉年间的诗风，代表人物有“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与鲍照。他们的共同功绩是把古体诗推进到完全成熟阶段，并且注意声律和对偶的运用，并且逐渐发展出近体诗。而永明体（亦称“新体诗”）是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形成的一种诗体，受印度梵音学特别是佛经转读及梵呗经声的启发，周颐首先发现了汉语平、上、去、入四种声调，著《四声切韵韵》。诗人沈约又根据自己对四声的理解，撰为《四声谱》。王融等人为之扇扬，并在创作中进行试验，永明声律论盛极一时。永明诗人在诗中力求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避免所谓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于是产生了永明体，这是唐代格律诗的源头。南朝陈徐摛、徐陵与北周庾信的徐庾体文章绮艳，也是很有名。江淹与鲍照并称南朝辞赋大家，江淹的《恨赋》、《别赋》与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并称南朝辞赋的绝唱。江淹在狱中写的《诣建平王书》，辞气激昂高亢，不亢不卑，字行间流露出真实情感。江郎才尽也是指他晚年时减少写作的情形。

　　叙事长诗方面以北朝的《木兰诗》和南朝的《孔雀东南飞》为代表。民歌方面，由与南北文化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乐府诗集》即有“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的说法。小说受到名士清谈的影响，促成轶事小说的出现，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比较有名的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大量典故和成语。道教影响了中国艺术及科学。例如《游仙诗》等文学，描述神仙飘逸之妙或借由神仙之说抒发情怀。道教名士陶弘景、陆修静均擅长神仙文学。《玉台新咏》为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所撰录，主要收录男女闺情之作。

　　文学研究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主张实用的“攡文必在纬军国”的落实文风，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于唐朝时与五经并驾齐驱，盛极一时。直至北宋的民间尚传谣曰：“文选烂，秀才半”。这两部巨著都对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钟嵘的《诗品》也是重要的专著，开创中国古代诗论、诗评的体制。其专注于汉朝至南朝梁的五言诗，确定文章风格的来源，一派学《诗经》、一派学《楚辞》。然而三品评判过于牵强，如下品的曹操、中品的陶潜、嵇康、曹丕等人在今日已获得较高评价。

史学

　　南北朝继承了汉代以来设官修史之制。宋设著作官（宋齐梁陈时官名及分职屡有更改），负责撰修国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南齐始有国史与前朝史之分。北魏亦设著作官及起居令史，使修史官与起居官逐渐分职。北齐始设史馆（或称史阁），为专门修史机构，影响中国日后的官方修史制度。西魏、北周亦设著作官制度。南北诸朝又有大臣监修史书。此外，南朝梁时始行编修武帝、梁元帝的“实录”，是为唐代开始一朝接一朝修实录的滥觞。

　　纪传体断代史书在南北朝史学仍占一席位。官修的有如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私修的有如范晔《后汉书》。

　　反映社会各种状况的史书，亦在南北朝盛行。如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当中新增“独行”、“逸民”（或“隐逸”）、“列女”等类传记各种人物面貌；宗教史籍有慧皎《高僧传》；记述寺院建筑的有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地理类著作方面，以郦道元《水经注》为南北朝集大成之作。少数民族历史亦因五胡各族建政权而深受重视，成就较高的有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

　　谱学（或叫谱牒学）在南北朝门阀政治影响下而大盛一时。各豪族郡望为求巩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乃撰修家牒，以彰显自身血统、门第及婚宦。继家谱出现后，又有了家谱学的研究，当时便出现“统谱”、“百家谱”等书籍。

　　南北朝的注史之学，具代表性的有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裴注着重资料搜集、补充史事，不再局限于对音训及解释史文，对中国的注史方法产生有相当影响。裴松之对史料相互考异，日后史家有所继承，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裴注里又有对前代史家的评论，这推动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

宗教

　　本时期的宗教逐渐以佛道为主流，并与玄学互相竞争。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发展，已脱离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于北魏刘宋时开始流行并逐渐中土化，时人对菩萨的信仰十分流行。当时佛教逐渐产生出学派，有名的有三论宗、涅槃宗、天台宗、律宗以及禅宗。三论宗奠基于南北朝僧肇、辽东僧朗、兴皇法朗、茅山大明、吉藏大师。因依鸠摩罗什所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等三论立宗，故名为三论宗，属大乘中观派。净土宗的思想主要在《往生论》内，其代表昙鸾提倡他力、易行思想等思想。涅槃宗方面，《十地经论》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论学派，以及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北本)，传入南朝后弘扬更广。律宗始于南北朝法显、慧光，着重研习及传持佛教戒律、严肃佛教戒规而得名。天台宗是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始祖智顗主要依据《妙法莲华经》，所以又称法华宗。该宗主张实相和止观，以实相阐明理论，用止观指导实修。禅宗达摩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以心修禅，出世后还需度化他人。达摩的禅法，简明深入。与宝志禅师、傅大士合称梁代三大士，有名的还有“一苇渡江”。佛教的高度发展也导致政府抑制、儒道二教激烈的问难。由于大量寺庙与僧侣减少税收与兵源，各国开始限制信仰佛教的人数与扑灭佛教。其中北魏太武帝、周武帝的灭法运动最有名，与后世的唐武宗合称三武灭佛。佛教进入刘宋代愈为一般人士所好，从而引起与儒教及道教为种种问题而论争。如“三世因果之真伪”、“精神之灭不灭”、“佛之在否”等问题盛为诤论。随着佛教的传播，空前的发展出佛教艺术如佛像、壁画、石窟寺院等。其中敦煌千佛洞、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成为中国造像艺术宝库之中的瑰宝。

　　道教的改革颇多成就，五胡十六国晚期的寇谦之受东晋灵宝派的影响，制作《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等经八十余卷，在精义经理方面无所创新，却明确声称要清理道教。寇谦之对道教进行改革的的总原则是“以礼度为首”，除去五斗米道的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严格斋戒礼拜，使道教组织更为严密，道规教仪更为完备，使道教“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炼”。由于寇谦之的道教改革，不仅在宗旨、组织、道经、斋仪等各方面创立了新道教的基本规模，而且将北朝君主和汉、鲜卑士族加入道教。将道教发扬至社会各阶，一度成为北朝的国教。南朝宋的庐山道士陆修静则收罗以往道教典藉，参考当时的制度级佛教修持仪式，改革南朝的天师道。陆修静对南朝道教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他的《陆先生道门科略》中。不过它的发展很快被上清派和灵宝派所遮掩。寇谦之与陆修静的改革使道教的教规、仪范逐渐定型。而后的陶弘景继续吸收儒佛两家思想，充实道教内容，构筑道教神仙谱系，叙述道教传授历史，主张三教合流，对后世道教的发展影响极大。他融合南方葛洪的金丹道教、杨羲的上清经道教及陆修静的南天师道后，开创了茅山宗。道教在南北朝时期还造作了大量的经书，道教经书的分类方法三洞四辅十二类就是这时形成的。

　　在北魏尚有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祆教的思想属二元论（即光明神与黑暗神），主神被称为“胡天”，主要经典是《阿维斯陀》。祆教主要由西域进来的粟特人所传播，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祆教，北朝也有部分皇室信仰，北魏灵太后所祀之胡天神就是祆神。

艺术

　　南北朝时艺术兴盛，南朝以绘画为主，北朝以雕刻塑像为主。北朝雕刻的盛行与佛教流行有关。佛寺大量兴建，无论是木造、砖筑或是石窟建造都有，并且雕刻吴书大大小小的佛像。在佛像石窟雕像上，著名的有366年前秦时开凿的敦煌莫高窟、384年后秦时开凿麦积山石窟、北魏孝文帝时开凿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北齐文宣帝时开凿的天龙山石窟等。石窟艺术最雄伟的是云冈石窟20窟的座像。佛像容貌丰满，两肩宽厚，衣褶线条紧贴身躯而雕，庄严中寓有慈祥，表现出佛的胸怀气度。彩塑最好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造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最为精致，面目传神。天龙山石窟还是为北齐佛教文化的代表，以漫山阁及九连洞著称。 综合印度佛塔及汉朝塔楼为基础而建立的木塔，为当时重要的建筑发展。中国本地的儒道思想亦为艺术提供新主题、新风格。儒家思想多与孝道结合，道家艺术家则偏好自然山水及民间传说。世俗艺术传统亦产生变化，尤其展现于绘画方面。中国山水画始祖顾恺之为此时期的代表。陶器工艺在中国南方亦有显著进展，最著名的为“越窑”的绿釉“越瓷”。越窑十分耐用，甚至外销海外，远达埃及、菲律宾。六朝也是中国开始出现文人画家、书法家、重要私人艺术收藏的时期，文学、艺术批评亦有所发展。

　　南朝陵墓石刻方面，历代帝王、贵族陵墓前有神道石柱、石碑、石兽等。石兽又称避邪，由狮子造型演变而来，有驱邪、求福或升天之含意。其中以南朝齐武帝陵前的天禄（双角石兽）、齐景帝陵前的麒麟最具代表。风格承袭汉代石兽雕刻，善于利用整块石材，已洗练的手法表现雄伟的气势。

　　绘画方面，中国古代山水画兴起于南北朝。由于玄学流行，老庄的自然观和江南秀丽的山水结合，使得绘画脱离儒学的限制，朝向纯艺术的方向发展，有名的画家有南朝宋陆探微与南朝梁张僧繇。张僧繇画的龙非常神妙，画龙点睛就是出源于他的画工。张僧繇一生苦学，“手不释笔，俾夜作昼，未曾倦怠，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闲”，绘有《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雪山红树图》等等名作。由于山水诗的出现，使得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转变为山水景色。南朝有不少以人物画著称的画家。例如南朝宋宗炳是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述。其《画山水序》最为著名，精辟地理解“山水以形媚道”之外，在自然山水的观察，归纳出展现物体远近的绘画方法。南朝宋山水画家王微，著有《叙画》一篇，强调观察自然和主观能动作用。南朝梁萧贲可在在团扇画出“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表现出遥远的空间距离感。绘画理论在此时期已经成熟，南朝齐谢赫撰著研究绘画理论的重典《古画品录》。这本书分为论绘画六法论与画品等两个部分。他所提出绘画品鉴的六法，已不仅限于人物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其中“气韵生动”的理论更被历代画评家奉为最高水平。

　　魏晋南北朝是楷书发展的青年期，其中碑刻是楷书的宝库。北朝碑刻即所谓的魏碑书法，魄力雄浑，气象浑穆，体态多变。《龙门二十品》是指在龙门石窟中发现的北魏时期二十方造像记，这些作品被认为是魏碑书法的代表。《张猛龙帖》备受书法家们的推崇。清朝碑刻学家杨守敬评论：“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成就远超过唐人作品。《郑文公碑》是北魏书法家郑道昭的作品。清朝碑刻学家叶昌炽认为：“其笔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朝书法家欧阳询和虞世南都深受此碑影响。其他还有《石门铭》等众多的墓志铭文。南朝有名的碑如《爨龙颜碑》、《瘗鹤铭》等。

　　云冈石窟（山西大同），风格带有浓厚犍陀罗及笈多王朝的色彩，也有汉文化的风格。其中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龙门石窟（河南洛阳），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唐朝书法家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

　　敦煌莫高窟（甘肃敦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衍生出了一门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

　　麦积山石窟（甘肃天水），素有“东方雕塑陈列馆”美誉，是中国唯一保存北朝造像体系最完整的石窟，也是唯一全面保留北魏至明清时期泥塑艺术演变史的石窟。

科技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混成。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

　　郦道元从小志于地理学研究。由于当时地理著作不够完备，所以他在各地做官之际进行实地考察，最后以《水经》为蓝本，完成《水经注》。《水经注》为陆地水文地理，他以水道为纲，详细描绘其本身性质与周边环境，为中国古代地理学做出杰出贡献。《水经注》不仅讲河流，还详细记载了河流所经的地貌、地质矿物和动植物。《水经注》中记载了许多古生物残骸化石和遗迹化石，渭水上游成纪县（今甘肃庄浪县）僵人峡还有人类化石。后世可以从中了解古代的耕作制度、古代植物种类和植被分布，动物的地区分布及其活动的季节怙，以及古人如何利用它们取得经济效益。

　　贾思勰为北魏农学家，家境较为富裕，他面对当时的天灾人祸及连年饥荒，主张重视农业，并以齐民谋生为己任，所以决定写出一本农书。他所写的《齐民要术》在中国或世界的农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齐民要术》以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山东地区为重点。描述当时农业生产概貌，并介绍中国传统农业细耕和多种经营方法和包括食品加工技术在内的农业科技的高超水平。书中正文分成10卷，92篇，收录1500年前中国农艺、园艺、造林、蚕桑、畜牧、兽医、配种、酿造、烹饪、储备，以及治荒的方法。援引古籍近200种，其中《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汉晋重要农书现已失传，后人可以从此书了解的汉晋时期的农业运作。这是经营庄园的地主和农民所需的知识，也是北朝农业技术发展的重要指标。

　　祖冲之为南朝宋人，家族历代成员大多熟悉天文历算，所以祖冲之从小对天算有兴趣。他平生著作丰富，天文方面有《上“大明历”表》、《驳议》；数学方面有《缀术》、《九章术义注》、《重差术》。他写有《安边论》一文，建议朝廷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安定民生，巩固国防。祖冲之的主要成就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三个领域，在张衡、刘徽的基础上，将圆周率数值精准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岁差”数值记入历法运算中，他还将闰月规则修整，这是唐代之前最好的方法。祖冲之和他的儿子祖暅共同提出推算球体体积的公式，称为“祖氏定理”，比西方早一千年以上。在机械方面，制作出指南车、木牛流马、千里船（即脚踏轮船）、水力运转的水碓模，以同一原动轮带动碓和磨作功。

　　北朝张子信初步发现了日行盈缩的规律。北魏末年，张子信避葛荣兵乱而隐居海岛，用圆仪测天三十年。大约在565年前后，他发现关于太阳运动不均匀性、五星运动不均匀性和月亮视差对日食的影响的现象，并且提出计算方法，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具划时代的意义。经由张子信的学生张孟宾、刘孝孙等人的努力，这三大发现及其计算方法在孟宾历和孝孙历576年中大约已被应用。

　　南朝医学发达，有名的有南朝梁的徐之才与姚僧垣。徐之才为医学世家，他随梁豫章王萧综投奔北魏后获北魏皇帝重用。他对本草药物及方剂研究较深，撰有《药对》及《小儿方》。对妇科也有一定的见解，其《逐月养胎法》实本自先秦时期《青史子》中胎教法而作，对于孕妇之卫生及优生均有重要意义。徐氏一家由南仕北，对于南北地区医药之交流，也有积极的意义。姚僧垣，曾多次为梁武帝、梁元帝治病。之后因为战乱投奔北周，为北周大臣医治疾病而出名，其治病药方留存到唐代，成为治疗“气兼水身面肿”的重要药方。此外，较重要的医学学者有陶弘景，撰有反映汉末以来医药发展的《本草经集注》（今存第一卷）、《名医别录》（附入《本草经集注》，已佚）等医籍。而可使人中毒甚至死亡的寒食散，南北朝的诸王及大臣们也常有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