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哲学
印度哲学（英语：Indian philosophy），产生于南亚次大陆的世界主要哲学形态。印度古代思想史上提出的相当于或接近于“哲学”一词的概念是“见”，主要含义是“观点”、“见解”，引申为哲学方面的“理论”或“学说”。
发展简史
现存最早记述印度远古哲学思想的文献是吠陀和奥义书。吠陀中主要表述了上古印度人的宗教观念，但也初步提出了一些哲学方面的思想。主要的吠陀文献出现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600～前800年之间。奥义书是印度最早提出大量哲学思想的文献，主要的奥义书的形成时间大致在前800～前600年左右。有些冠以奥义书名称的文献出现很晚（在公元后）。吠陀与奥义书中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早期婆罗门教的哲学思想，但印度后世的许多其他哲学思想的早期形态也在这些文献中有反映。
前6～前2世纪，印度思想界极为活跃，各类思潮蓬勃兴起。印度著名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主要部分在这一时期形成。两大史诗中有一些部分表述了印度的哲学，故这一时期常被人们称为“史诗时期”。在当时流行的各类思想中，影响较大的除婆罗门教思潮之外，还有沙门思潮。沙门思潮的重要代表是所谓“六师”（当时思想界的六个主要代表人物）。沙门思潮在后来还发展出来三个影响较大的派别——佛教、耆那教和顺世论。
前2～公元4世纪，婆罗门教哲学经过奥义书时期和史诗时期的长期发展，形成了六个主要哲学派别，即：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和吠檀多派，称为六派哲学。这六派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各派根本经典的出现。同时，佛教、耆那教等派的重要经典也大量出现，因而这一时期常被称为“经书时期”。
4～9世纪是印度各派哲学系统化且得到较快发展的时期。婆罗门教逐步演化成印度教。六派哲学的根本经典在此时期一般都被其追随者作了注释。这些注释不仅使根本经典的含义更加明确，而且有些还提出了新的观点。佛教和耆那教在这一时期也有重要发展。尤其是佛教，思想日臻细密，流传地域不断扩大。
9～18世纪南亚次大陆经历了大规模的不同民族与宗教间的剧烈冲突。印度婆罗门教哲学在这一时期仍有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吠檀多派的哲学与印度教的宗教教义相结合，并吸收了佛教的一些理论，在思想界占据着主导地位。佛教在这一阶段的初期已密教化，至13世纪左右在印度衰亡。耆那教与顺世论的发展虽受到一些阻碍，但还是保存了下来。伊斯兰教在进入次大陆后，它的哲学思想逐渐在这一地区发生重要影响。
印度近现代哲学产生于18世纪。从1757年英印普拉西战役到20世纪。印度哲学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出现了不少既继承印度传统哲学，又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的哲学家，较重要的代表人物有辨喜、A.高斯和S.拉达克里希南等。
特点
印度哲学有许多重要特点，其中较显著的有以下三个：
1.哲学与宗教关系紧密。在古代印度，哲学的形成、发展与宗教密切相关，很难离开印度的宗教讲哲学，所谓印度的哲学多为不同宗教派别所表述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说，印度的宗教具有很强的思辨性，而印度的哲学大多带有宗教色彩。
2.哲学的相对横向发展特性。印度哲学史上的主要流派都产生较早。佛教、耆那教、顺世论，以及婆罗门教的主要哲学派别，产生的时间相差不是太远。这些派别产生后长期并行（横向）发展。后代的哲学家尽管也提出新的哲学思想，但在理论的基本模式上多沿用这些哲学派别很早就确立的学说框架，呈现出一种横向的发展样式。这与欧洲等地区在哲学史上主要哲学派别随时间推移不断出现，一般持纵向发展的样式是不同的。
3.古代哲学资料年代缺乏确定性。印度的哲学史是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如同要搞清古代印度许多重要人物或事件的确切年代很困难一样，要想判定古代印度哲学中各派创始人、主要经典等的确切年代也是很困难的。关于印度哲学各派在古代的主要人物、经典等的确切年代，许多都没有最后定论，多为大致的推测，其中许多推测的根据来自印度以外的其他国家在古代保存下来的资料，如旅行记、翻译的文献等。
吠陀与奥义书哲学
在吠陀时期，印度虽然已出现了哲学思想的萌芽，但抽象思维水平还是较低的，很难说它们是真正的、系统化的哲学理论。表现在吠陀中更多的是宗教成分。这种宗教的最初形态是多神崇拜，如在地上的山河草木、在空中的风雨雷电、在天上的日月星辰，等等，都被作为神来崇拜。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历史上阶级的出现，印度的多神崇拜或多神教开始出现向一神教或尊一神教发展的趋势。吠陀时代初期人们所崇拜的许多神的影响逐步缩小，开始在众多的神中寻找一个主要的、起主宰作用的神。
在一些吠陀赞歌中，已可以看到一些人对神的存在表示怀疑。这当然要导致人们在神之外寻找世界产生的原因。通常认为，吠陀中有几首明显具有哲学(或哲理)意义的赞歌，如《无有歌》、《生主歌》、《原人歌》、《造一切者之歌》等。这些赞歌中提出了不少有哲学意义的概念，如“无”、“有”、“彼一”、“原人”、“金胎”、“生主”等，对世界的形成原因、世界的基本存在形态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猜想或探讨。
奥义书所包括的典籍为数众多，大约有两百多种，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印度几百年间许多思想家的各种哲学及宗教观点。在这些观点中，可看出其涉及的基本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即：梵我关系方面的内容、轮回解脱方面的内容及世界的物质本原方面的内容。
在奥义书的众多思想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关于梵我关系的理论是所谓“梵我同一”或“梵我一如”。这种理论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梵(大我)和作为人的主宰体的我(小我)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我虽然表现为多种多样，但这些仅是现象，真正实在的只有最高的梵。梵是一切的根本，是我的本质。世俗之人把梵与我看作不同的东西，或仅认为我是人的根本，而不认识梵，这就是无明。无明亦即后来吠檀多派中反复强调的“幻”。这是造成人痛苦的根本原因。
轮回解脱理论与梵我关系的理论密切相关。所谓轮回状态也就是一种无明状态。它的产生完全是由于人们不认识梵我同一，不认识作为现象界具体内容的无数我在本质上是梵，不认识仅梵是唯一实在。这样人就会产生欲望和相应的行为，通过业力形成具体的轮回状态。而在轮回中，人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痛苦。脱离痛苦也就是解脱。它要在欲望消除后才能达到。达到解脱的方法是获得关于梵的智慧，领悟到梵我同一。如果真正认识到一切皆梵，自我即梵，那人就不会有对外物的欲望和追求了。无欲望和行为就无转生，就不会有轮回中的痛苦，这样就达到了解脱。
奥义书中的思想家在探寻世界的本原、人生命的根本时，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是“梵”或“我”，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的东西。如印度哲学或宗教史上经常论及的“四大”(地、水、火、风)的概念，最早就出现在奥义书中，一些奥义书把此类物质性元素中的一种或几种看作是世界的本原。这些理论对印度后世的哲学也有重要影响。
顺世论与耆那教哲学
顺世论是印度哲学中较特殊的一派。此派对印度历史上流行的基本宗教信条持反对态度。
耆那教在哲学上对事物作了基本分类。它把事物分为“命我”(灵魂)和“非命我”(非灵魂)两大类。在这两大类之下又有小的分类：“命我”分为两种，一种是处于轮回中的，另一种是解脱的。“非命我”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即：法、非法、虚空和补特伽罗。法与非法的主要作用是为运动和静止提供必要的条件；虚空的作用在于为事物提供场所；补特伽罗即物质，它有极微和极微的复合物两种形式。耆那教还探讨了时间问题，认为时间的功能在于解释了事物的存在、变化、运动和长短持续。耆那教把法、非法、虚空和补特伽罗及“命我”看作是五种永恒的实体。宇宙的根本要素就是这五种永恒的实体加上时间。
在认识论方面，耆那教提出五种“智”的理论，即：感官智(通过感官等获得的认识)、圣典智(借助符号和言语获得的认识)、极限智(直接获得的在时空上极为遥远的事物的认识)、他心智(对别人精神活动的直接认识)、完全智(对一切事物及其变化的最完满的认识)。耆那教认为这五种“智”中的前两种是“间接的”(指要借助感觉等)，后三种是“直接的”(指不借助感觉等，直接把握认识对象)，并认为前三种“智”有可能产生错误，后两种则不会。耆那教还提出对事物的判断形式理论，认为对事物的判断可有七种形式，即：有、无、亦有亦无、不可言、有亦不可言、无亦不可言、亦有亦无亦不可言。并认为，由于事物是变化的，事物在地点、时间、特性等存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因而在上述每一判断形式前都应加上“或许”一词。
耆那教的学说中亦有轮回解脱的观念，认为身、语、意的行为所产生的业的物质流入“命我”可使人陷入轮回。这种业的物质流入即是“漏”，要断灭轮回就必须灭“漏”，灭了“漏”后才能达到解脱。
佛教哲学
印度佛教的教义极为复杂，思辨性很强，理论十分丰富。这些理论是在佛教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不同时期的佛教学说在内容上有着自己的特色和侧重点。见佛教哲学。
婆罗门教六派哲学
在奥义书后，婆罗门教哲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所谓六派哲学中。见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
近现代哲学
印度近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亦有重要关联。它是在继承、改造印度古代哲学，选择、吸收西方近代文化（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特点主要体现在继承、改造与选择、吸收这两方面上。印度近现代哲学一方面包括18世纪以来印度著名哲学家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包括许多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哲学观点。这两方面的重要人物主要有：
R.M.罗易，印度近代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的最早发起者，著名的思想家。他较早向国人介绍欧洲先进的思想，提出 要普及近代教育，倡导印、西交流，主张要复归印度的传统精神，推崇印度古代的所谓“纯粹宗教”。在哲学上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有一种作为根本因的“最高实在”，这个最高实在即是神(梵)。虽然神(梵)是世间现象的根本因，但世间现象亦是实在的，并有着构成自身的物质原因和自身的规律。
D.沙罗室伐底（1824～1883），印度近代宗教社会改革与思想启蒙运动中的重要先驱人物，创立了近代印度著名的宗教与社会改革团体“雅利安社”(圣社)。他力主通过向印度古代的复归来进行宗教等方面的改革，以促进社会面貌的改观，但并不盲目排斥西方的思想，曾比较印度与欧洲的习俗，指出欧洲文明的长处。他认为梵是伟大的神或最高者，是渗透全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实在、意识和欢喜的人格化。他把吠陀看作是智慧和宗教真理的宝库，认为吠陀是神的语言，有绝对的权威。
R.泰戈尔，主要以诗人或文学家著称于世，但他也有较丰富的哲学思想。他受古代吠檀多派的影响，认为梵或神是最高的实在，但并不认为世界是幻。他提出梵或神是在对事物的创造中表现自己的，主张一种万物一体的观点，认为无论是人还是动植物或世界都是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同一个东西，提出人的观察力就在于能够透过世界在外部所表现出来的混乱现象看到神的力量的美与协调。他还认为有两类真理——自然界的真理和心灵的真理，并主张以爱为核心来宣传人道主义。
辨喜，印度近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印度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宗教改革家。他的哲学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属于他理论体系中的所谓“智瑜伽”的部分。他对以往的吠檀多派哲学进行了总结，认为哲学的种种立场可以分为三类，即：二元论、限定不二论和不二论。他本人是赞同不二论的。在他看来，不二论达到了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哲学与宗教世界的最美之花。但辨喜的不二论与商羯罗的不二论并不完全相同。他不认为物质世界是虚幻的，并且主张物质同运动不能分开，承认时、空、因、果的实在性。辨喜被认为是“新吠檀多派”的首倡者。他的这些观点与其在近代印度努力倡导宗教改革与思想启蒙的政治理论立场有一定关系。
M.K.甘地，印度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他的哲学思想与其政治及伦理思想紧密相关。他的思想不仅受印度教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耆那教很大的影响。他把体验与实现真理作为人存在的价值。认为真理即是神，是最高的实在或真正存在的东西。真理是普遍的或遍在的。人们可以借助冥想的力量来探求真理。甘地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是非暴力(不伤害)原则，认为非暴力是实现真理的唯一手段，并且认为要真正实施非暴力原则，就必须对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动进行抑制或控制，主张人应追求真实、纯洁、无所有等。
B.达斯，印度近代有一定影响的思想家。他认为有无限多的个我存在，承认世界万象的根源是大我(梵)，但反对吠檀多派哲学家商羯罗的世界是幻的观点，努力把印度传统的宗教哲学与近代西方的科学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对诸种科学进行分类的设想。除哲学外，他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也很有研究。
高斯，印度近代极为著名的哲学家和诗人。他对印度传统哲学(特别是吠檀多派的学说和瑜伽派的学说)都很了解。他认为世界可以分为“内在的世界”(现象界)和“超越的世界”(本体界)。“内在的世界”是由物质(肉体)、生命和心构成的，呈现种种形态。“超越的世界”是实在的、意识性的和欢喜的。“内在的世界”是“超越的世界”的反映或影像，是“超越的世界”的产物。高斯受西方近代科学的启发，提出了自己哲学体系中的进化论学说，认为进化的过程是从物质进展到生命，再从生命进展到心。但心并不是进化过程的终点，因为心的意识性并不彻底。进化还必须从“内在的世界”深入到“超越的世界”。高斯力图建立一种融合东西方的哲学、调解科学与宗教对立的思想体系。
K.C.薄泰恰里耶，印度近代有一定影响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受德国I.康德的学说影响较大，但并不认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他信奉商羯罗的不二论，此外，还把思想形态分为经验的思想、客观的思想、精神的思想和超越的思想四个层次。认为这四个层次的内容依次是事实、自存、实在和真理。他提出科学的范围是事实，而哲学的范围是自存、实在和真理。
S.达斯古普塔，印度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史家。他在哲学上主要关注哲学本身应具有的性质和哲学家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认为哲学应对人们的一切处于关联中的经验给予系统的解释，并借助这些来解释经验所表明的对象。哲学的方法应是科学的方法，哲学应分析经验及其所表明的事实，构造一些假设和理论去解释它们。
拉达克里希南，在近代印度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在世界学术界有较广泛的影响。他在哲学基本立场上是倾向于印度古代吠檀多派的，承认梵是世间一切现象的最高实在，但又认为世界是有与非有的结合。此外，他还强调直觉在哲学及其他科学领域中的作用。拉达克里希南在学术上的重要建树是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东西方哲学与宗教的比较研究，不仅对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评价，而且对中国、日本、埃及等其他东方国家的哲学也作了较细致的介绍，努力向人们揭示东西方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对推进东方哲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D.恰托巴底亚耶，印度近现代哲学家中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分析印度哲学和历史的主要代表。他极为注重考察印度古代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努力分析和阐述古代各派学说的基本哲学倾向和社会作用。他特别研究了印度古代的顺世论，细致地探讨了顺世论的产生、基本理论及历史地位等问题。他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印度哲学的新观点在印度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在当代印度哲学研究中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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