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读

　　吏读（朝鲜读作：리두，韩国读作：이두），是以汉字表记朝鲜语（韩语）的一种方法。别名有吏书、吏道、吏刀、吏吐等。三国时代开始使用，直至公元十九世纪末。是研究古代朝鲜语的资料之一。

　　“吏读”是在韩民族还没有创制自己的文字时，根据当时的需要，借用汉字来标识朝鲜语的一种标识方法。它并非某一个人有计划制定的，也不具有统一的理论体系，因此，即使是同一句话，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识方法。例如，称呼同一个国王《三国史记》中记载为炤知王，而《三国遗事》里记载为毘处麻立干。另外，不同时期的同一个语句可能标识不同的意思。总之，人们的语言体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停的变动，因此，自然而然地过去的语句与现在的相比会产生差异，也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过去曾经使用过的语句，在某个时期消失了，现在已经没有相关记载。另外，由于时代的变迁，语句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以至于有的语句流传至今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不仅朝鲜语在不断的变迁，汉字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不同时代中意思、发音都有所变动。因此，有些资料，虽然在当时是朝鲜语和汉语对应着记载下来的，由于当时的朝鲜语与现在的朝鲜语有所不同，汉字的语音和意思也与现在使用的汉字大不相同了，致使现在看到这些资料会不知所云。

韩国语标记的历史

　　在古代，韩民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并没有记载这些语言的文字，直到后来，随着汉文化的传入，汉字也随之传入到朝鲜半岛，人们在学习汉字的同时，也利用汉字来标记本民族的语言。然而，至于汉字具体什么时间传入朝鲜半岛，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可以推测出，当初在朝鲜半岛设立汉四郡即公元前2世纪时，汉字就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扎根了。

　　根据高句丽广开土大王碑（公元414年），新罗真兴王（公元540-576年）的碑文等来推测，4-5世纪左右，汉字就已经在朝鲜半岛普遍使用了。7世纪左右，在高句丽已经编写了史书，可见汉字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然而，汉文和韩民族固有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很难把它应用于日常生活，不能灵活准确的表达韩民族所特有的思想、感情、情操等，还有，固有的人名、地名、官职名等也很难用汉字表现出来。因此，从三国时期初期开始，创制了借用汉字的语音或意义的标记方法，这种标记方法被称总称为“吏读”，从碑文开始，在记载人名、地名、官职名时这种标记方法被广泛使用。不仅如此，大约7世纪左右开始，还开始使用这种标记方法记录歌曲，从真平王时期（579年-632年）的“悲星歌”等来看，这种标记方法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了，统一新罗以后，运用得更为广泛。三国时期、统一新罗时期，在使用汉字的同时，创制了利用汉字的语音、意义的记载方法，不仅是固有词语，而且还用它来记载文章。

　　进入高丽时期，汉文的使用逐渐普遍起来，借用汉字的标识方法也被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依据高丽时期塔记、石标等几个种类的资料，很难了解当时的状况。进入朝鲜朝时期，汉文的能力有所提高，制定了纪录韩民族语言的文字，因此吏读的命脉几乎断绝。由于“事大思想”的影响，出现了更适当而且简洁的记载朝鲜语的训民正音，被称为谚文。需要记录确切事情的公函、契约、报告等以汉文为主，特殊的이름씨、어찌씨、以及辅助性的“토씨”等都用吏读记载，所以朝鲜时期存有很多含有吏读的文献、资料。

吏读的名称

　　吏读是借用汉字的语音和意义的标识方法，过去称为乡札、吏读、吏头、吏吐、吏套等。乡札的说法仅在1075年的《均如传》行状十门中第八门译歌功德分的崔行归序文中出现过，现在已经无法进行确切地考证。

　　可以推测，就如朝鲜语被称为乡言一样，记载朝鲜语的方法就被称为“乡札”。虽然有的学者把“乡札”和“吏读”看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事物，但是仅仅是由于使用时期的不同，其适用范围不同而已，这种标记方法从根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也把“乡札”和“吏读”看作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