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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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注》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王弼著。为历史上重要的《周易注》之一。唐太宗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其中《周易》选用王弼注,认为“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从此,王弼《周易注》作为官方定本而流传于世。至宋代理学大家程颐朱熹思想及哲学观点均源于王弼《周易注》。至清代官方仍以朱熹的《易本义》为科举读本,可见王弼对中国儒家影响之深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王弼《周易注》评价为:“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

  王弼在注《易》中,革除汉儒“互体”、“卦变”、“五行”等牵强附会的“按文责卦”的方法,主张着重领会和把握《易》中所包含的根本义理。晋人孙盛在评论王弼《易》学时说:“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王弼还以《老》解《易》,以玄理统易理,反映出贵无的本体论思想,使《周易》之解面貌一新,成为玄学理论的基本思想资料之一。

  王弼《周易注》包括《经》的部分,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及《传》的《文言》、《彖辞》、《象辞》等。韩康伯继承王弼思想续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唐修《五经正义》时以韩注合于王注刊行。

  王弼《周易注》版本很多,通行的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楼宇烈《王弼集校释》收有《周易注》并作了校勘简释。

《周易注》目录

 周易注全文 64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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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大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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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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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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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归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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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中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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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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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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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明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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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既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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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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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未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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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无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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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噬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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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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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周易注》是注释《周易》并阐述玄学思想的著作。各种版本卷数不统一。三围魏王弼撰。具体成书年代不详。

  王弼《周易注》包括《易经》全部及《易传》的《文言》、《彖辞》、《象辞》部分,共六卷。又另作有《周易略例》一卷,发明宗旨。至东晋,韩康伯承继王弼补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共三卷。王注与韩注原本各为单行,至唐始合为十卷。

  王弼的《周易注》包括对《易经》全部和《易传》中《文言》、《彖辞》、《象辞》三部分的注解。王注风格主要继承和发扬费氏易、王肃易的传统,以《易传》中的观点来注解《周易》经传文,抛开汉易中的象数之学,特别是今文经学和《易纬》的解易风格,不讲互体、卦气、卦变、纳甲等,而注重于义理,文字上也力求简明。王弼的取义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八卦的解释上采取义说或卦德说,以乾为健,以坤为顺,以震为威,以巽为申命·以坎为险陷,以离为丽,以艮为止,以兑为悦。一是对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的解释采取义说。王弼注中也夹杂一点取象说,但他在总体上是反对取象说的。他提出“象之所生于义也”的观点,认为有卦义,方有此卦所取之物象。

  王弼注还特别讲究爻位问题。注中采一爻为主说,依照《彖》传的爻位说,在解释一卦的卦义时,着重于阐述决定一卦之义的某一爻。认为每一卦都有一中心思想,这种中心思想由某一主要的爻统率起来。《周易注》虽然不讲卦变,但没有完全排斥,其中也取爻象往来说,甚至还吸收了荀爽的乾升坤降说,以说明爻有往来变动,爻义也变动不居。《周易注》还发挥爻变说,用爻的适时而变来说明爻所代表的吉凶之义是变动不居的。

《周易注》·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上、下经》注及《略例》,魏王弼撰。《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注,晋韩康伯撰。《隋书·经籍志》以王、韩之书各著录,故《易注》作六卷,《略例》作一卷,《系辞注》作三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载弼注七卷,盖合《略例》计之。今本作十卷,则并韩书计之也。考王俭《七志》,已称弼《易注》十卷(按《七志》今不传。此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则并王、韩为一书,其来已久矣。自郑玄传费直之学,始析《易传》以附经,至弼又更定之。说者谓郑本如今之《乾卦》,其《坤卦》以下又弼所割裂。然郑氏《易注》,至北宋尚存一卷。《崇文总目》称存者为《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则郑本尚以《文言》自为一传,所割以附经者,不过《彖传》、《象传》。今本《乾》、《坤》二卦各附《文言》,知全经皆弼所更定,非郑氏之旧也。每卷所题《乾传》第一、《泰传》第二、《噬嗑传》第三、《咸传》第四、《夬传》第五、《丰传》第六,各以卷首第一卦为名。据王应麟《玉海》,此目亦弼增标。盖因毛氏《诗传》之体例,相沿既久,今亦仍旧文录之。惟《经典释文》以《泰传》为《需传》,以《噬嗑传》为《随传》,与今本不同。证以《开成石经》,一一与陆氏所述合。当由後人以篇页不均为之移并,以非宏旨之所系,今亦不复追改焉。其《略例》之注,为唐邢璹撰。里籍无考,其结衔称“四门助教”。案《唐书·王鉷传》称为“鸿胪少卿邢璹”,子縡,以谋反诛。则终於鸿胪少卿也。《太平广记》载其奉使新罗,贼杀贾客百馀人,掠其珍货贡於朝。其人殊不足道,其注则至今附弼书以行。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蜀本略例有所注,止有篇首释‘略例’二字,文与此同,馀皆不然。”是宋代尚有一别本。今则惟此本存,所谓蜀本者已久佚矣。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本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於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於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诸儒偏好偏恶,皆门户之见,不足据也。

特点

  王弼《易》注,标新立异,有人出来责难,如荀融驳斥王弼"大衍义"。对此,他答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由于玄学家大多站在司马氏集团的对立面,势必遭到打击,王弼《易》注开始没有列入学官,只能流传于民间,为后来玄学者所好。两晋,南朝宋、齐,北朝,《易》学博士多是郑玄之学。及至南朝梁、陈时,王弼《易》注才与郑注并列于国学。梁武帝大力倡导儒、道、佛,以玄学讲《易》的风气颇盛。王弼《易》注开始盛行,郑学则渐微而殆绝。针对汉儒性善情恶、圣人无情的人性论,王弼提出圣人有情说.此说开魏晋南北朝重情抑礼,调和情礼,缘情制礼的新风气,最终催生出了自然主义的教育观.影响所及,直达宋初,主要表现为唐至宋初诗赋取士不可动摇。王弼易学有三个特点,即条例义理化、形上本体化、具有内在性.朱熹在少年时用数年时间研习立于官学的王弼易学,从而受到了王弼易学思想的深刻影响。王弼的太极学说是朱熹太极本体论的思想渊源。

  《周易注》本费直之古文《易》,廓清汉人繁琐的象数之学和谶纬迷信,不讲互体、卦变、卦气、纳甲等,以简略易懂的文字,揭示《易》中所包含的根本义理。《周易注》还援《老》解《易》,注入玄学思想,阐述了贵无的本体论和“得意忘象”的认识论,使《周易》成为玄学理论的基本思想资料之一。

评价

  王弼《易》注的贡献,首先在于抛弃了费氏的经说,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这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汉人解《易》重象数,如把八卦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用“马”来代表《乾卦》“健”的意义,用“牛”来代表《坤卦》“顺”的意义,等等。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他强调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就是说,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寄言出意,探求玄理。这样,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其次,王弼站在玄学家的立场上,把《易》学玄学化。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以无为本”。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王弼就是用道家的本体论来释《易》的。如《彖辞》曰:“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他认为,“乾”之义是“健”,有形之"天"无非是"健"的表象。万物始于天,归根到底,“统之”于“至健”。“健”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总之,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清代"四库馆"学者评论道:“《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

  王弼注《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和郑玄一样,王弼注《易》也以费氏《易》为底本,因此是古文《易》学的支流和东汉古文经学演变的新形态。西汉费直以"传"解"经",即用"传"的某些内容来解释经义,其经说仍是象数之学,带有神学色彩。王弼注《易》,虽沿袭费氏以"传"解"经"的方法,但尽扫象数之学,从思辨的哲学高度注释《易经》。他对“经”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而对《文言》、《彖传》、《象传》加注,只突出“传”之义理以阐发“经”义。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后来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

  王弼《周易注》开创了以义理解《易》的新风气,它抛弃繁琐的象数之学,用简略易懂的文字揭示《周易》的义理,对汉易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周易注》行世后,流传迅速,晋代治《易》者都从其风。韩康伯以王弼易学观为出发点,对王弼未加注解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进行补注。后来王韩二人注合刊为《周易注》。唐代孔颖达作《周易正义》,采壬韩之注,从而使《周易注》成为官方正统易学。唐以后历代有人为之作音义、注疏和校勘,倍受重视,流传极广。宋明时期易学,主流上是追随王弼重义理的思维路线的,王弼《周易注》实际上是易宋学的源头。《周易注》的玄学思想也在魏晋玄学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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