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运动

唐宋古文运动，中国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是在复兴儒学的旗号下，让散文反映社会实际，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生动自由的古文。

所谓“古文”，是相对骈文而言的，指先秦两汉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形式拘束的散文。自魏晋，尤其是南北朝以来，骈文盛行，讲求声律对偶，堆砌典故辞藻，内容空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隋文帝下诏禁“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改文体，都没有扭转颓风，至唐初，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天宝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写作古文，成为古文运动先驱。贞元、元和间，韩愈、柳宗元进一步提出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创作出大量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许多年轻人追随他们学写古文，终于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韩、柳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愈强调仁义和道统，反对佛、道二教，柳宗元则更强调“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强调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主张“不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认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文章不但可以直抒怀抱，也可以“杂以瑰怪之言”(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③学习标准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文章，吸取其精，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④反对模仿因袭。要求“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以为“唯古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对于古圣贤人著作，则“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显而易见，韩、柳的古文运动，是一场文学革新的运动，从内容到形式都推动了散文的前进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

韩、柳的古文运动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因为他们的继承者古文写作艺术远逊于他们，所谓的“韩门弟子”(如皇甫湜、樊宗师、沈亚子等)片面地发展了韩文“怪奇”的一面，古文运动到中唐后期即开始走向消歇，五代、宋初，浮靡华丽的骈文再度泛滥。

宋初，王禹偁、柳开提倡古文，但影响不大。真宗、仁宗时，西昆派追求声律骈丽的骈文，一时大盛。

宋代的古文运动始于欧阳修。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倡导古文，其同时文士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皆积极响应，后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又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推动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与韩、柳同。第二是直接取法韩愈，但又摒弃韩文奇古奥僻的偏向，着重学习韩文“文从字顺”、平易明白的一面，使宋文在韩、柳以外，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推动散文在更广阔的道路上发展前进。明人朱右编韩、柳文和欧、曾、王、三苏六家文为《八先生文集》，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名遂风行天下，古文终于在与骈文的对抗中取得主流地位。明代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以及清代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无不受到唐宋古文的启发和影响。唐宋古文运动，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