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汉语拼音：Siku Quanshu），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修于清朝乾隆年间。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原文津阁本统计，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下谕开馆修书，至五十八年全部完成。历时9年成书。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全书按照西汉以来历代沿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纂，每大部又分若干类，类下细别为属。全书除收录中国历代各种典籍外，还有朝鲜、越南、日本，以及印度和明清之际来华的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述。全书共抄录7部，分别贮于北京内廷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鉴于全书卷帙繁多、翻阅不便，当时曾选录其中一部分，计463种，编为《四库全书荟要》。 后又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其编简本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20卷。在修书过程中，清廷还查禁了一批书籍，禁毁的书籍，总数十分可观，但历来无准确统计。浙江省编《禁书总目》、河南省编《违碍书目》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7部全书中，文源、文宗和文汇3部藏书，连同原翰林院副本，已全部毁于战火。现存4部中，文渊阁本贮于台湾，余均在大陆。1983～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根据文渊阁本，影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影印32开本，已全部出齐。
目录
内容
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
经部 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 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 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集部 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不足
《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
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
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
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
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编纂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瑢负责，任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三千六百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三千八百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征收准则以阐明性学治法、考核典章、九流百家之言为优先，族谱、尺牍、屏障、寿言、唱酬诗文等等则不在考虑之列。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献书最多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四家赐以内府所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当时乾隆还规定，凡从坊肆来的，应该付给一定的费用；若是家藏图书，则装裱印刷；如未曾刊刻，则抄本存留。这些书筛选后按“着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着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帧，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征集图书
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整理图书
《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水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抄写底本
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校订
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删改古籍
编纂《四库全书》时，清廷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有所谓违碍字句的古籍，见四库禁书，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另一种说法为2855种）、15万部以上。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凋零”。
鲁迅曾经说过：“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光绪七年（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以后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市国立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现藏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近些年，对于文溯阁本是否要归还沈阳，甘肃、辽宁两省一直未能达成一致。避暑山庄文津阁本于1950年代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下令调拨到北京市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杭州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刻，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于戈壁沙漠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民国七十五年（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书版。2006年，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内联网版和网上版。
评价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
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另一种观点：四库全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次大浩劫
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中华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中华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中华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中华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狱；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中华，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
《四库全书》大事年表
1772年 乾隆皇帝诏谕购访遗书。11月，安徽学政朱筠奏请开局校录《永乐大典》。
1773年 诏开《四库全书馆》，纪昀为总纂官，自《永乐大典》内辑出零散篇章，并采访各地遗籍。
1774年 乾隆下诏仿照宁波天一阁在故宫修造文渊阁，在圆明园建文源阁，在避暑山庄建文津阁。
1782年12月 第一部《四库全书》告竣，藏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完成。沈阳文溯阁建成。设四局为南方三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抄书。
1785年 北四阁陆续完成。1789年南三阁陆续完成。
1792年 纪昀完成总目定稿。1853年太平军攻至扬州，文宗阁、文汇阁遭兵火焚毁。
1860年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被付之一炬，文源阁及库本荡然无存。
1861年 太平军攻入杭州，文澜阁阁毁书散。
1925年7月 故宫博物院成立。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交由该院图书馆接管。
1928年 京师图书馆改北平图书馆，文津阁本入藏。
1933年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随故宫古物南迁上海，藏于法租界。
1934年 浙江图书馆从文津阁本重抄以补文澜阁之缺。
1937年 南京沦陷。文渊阁本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
1938年 辗转于浙江境内的文澜阁本先迁至贵阳，再迁至重庆。1946年文澜阁本由重庆运回杭州。
1948年 文渊阁本被运往台湾。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966年 文溯阁本自沈阳移运至兰州，现存甘肃省图书馆。
1982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同意台湾商务印书馆开始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1986年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完成。全套大16开，1500册。
1991年 北京图书馆开始对勘文津、文渊两阁，差异颇巨。于1997年出版集部《补遗》，共15册。
1998年 香港出版电子全文检索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2003年 中国出版集团论证出版方案，筹备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
2004年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影印版开始接受预订。同年，筹备影印文澜阁本《四库全书》。
2005年1月 影印版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正式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