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塞佩·威尔第

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 ；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也有译作朱塞佩·威尔迪。1813年10月10日生于意大利北部帕尔玛公国布塞托市郊一个名叫龙科莱的小村庄。父亲卡洛是乡村小旅馆的主人。威尔迪从小就显示出卓越的音乐才能，但他没有学习音乐的良好环境，以充当乡村教堂的管风琴手开始其音乐生涯。后得商人A.巴雷齐的资助去米兰深造，1832年投考米兰音乐学院被拒于大门之外，从声乐教师和作曲家V.拉维尼亚私人学习。1836年他和巴雷齐的女儿玛格丽塔结婚。1838年偕妻子移居米兰，创作第1部歌剧《圣波尼法乔的奥贝托伯爵》，1839年11月17日首演。1840年4～6月，威尔迪遭到沉重打击，病魔接二连三地夺去了他的儿女和妻子，使他家破人亡，孑然一身。他在十分痛苦的心情下，依然写出了喜歌剧《一日为王》（又名《假勋章》），1840年9月5日于米兰演出，遭到彻底失败。威尔迪在此后的50年间，再也没有写过喜歌剧。直到晚年，才写了最后的杰作──喜歌剧《福斯塔夫》。

19世纪40年代，是意大利人民反对法、奥奴役，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复兴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威尔迪40年代的歌剧创作，通过英雄题材的运用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给予为祖国的独立和统一而斗争的意大利人民以巨大的鼓舞。《纳布科》（1842）中的合唱曲《飞吧，思想，鼓起金翅膀》、《第一次十字军远征中的伦巴第人》(1843)中的合唱曲《啊，天主，你从祖国上空》成为意大利人民反抗外国奴役的战歌；《爱尔那尼》(1844)第3幕的合唱曲《起来，卡斯蒂勒的狮子》激起了威尼斯人的示威游行；《阿蒂拉》(1846)中的著名诗句“你可以占有世界，但让我保有意大利”成为当时的政治口号；《莱尼亚诺之战》(1849)第1幕的合唱曲《意大利万岁》成为革命人民的爱国歌曲。1848年革命时期，威尔迪接受民主共和派领袖马志尼的委托，用爱国诗人G.马梅利的歌词写了爱国战歌《把号角吹响》。爱国英雄主义的创作路线，不仅集中体现在威尔迪早期的歌剧创作中，也贯穿在他成熟时期的歌剧创作中。大歌剧型的《西西里晚祷》(1855)和《唐卡洛斯》(1867)就是这条路线的继续。威尔迪的爱国英雄歌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威尔迪的名字，甚至被认为是意大利统一的象征。当1858年歌剧《假面舞会》被那不勒斯检查机关禁止上演时，当地市民高呼“威尔迪万岁”，在他居住的旅馆前示威，并用粉笔在墙壁上写着：“威尔迪万岁”（这句口号中的“威尔迪”，是一个双关语，它的5个字母Verdi，恰好是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纽埃尔的缩略语）。

威尔迪的早期爱国英雄歌剧，在艺术上还不成熟，其中人物性格的刻划不够鲜明，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类型化、而不是典型化的形象，比起意大利前辈歌剧作曲家G.罗西尼和V.贝利尼所作英雄歌剧中的人物形象来，还有一些模仿的痕迹，较少鲜明的特点；管弦乐也只是处于从属于人声的地位，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50年代开始，威尔迪的歌剧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以《弄臣》(一译《里戈莱托》，1851)、《游吟诗人》(1853)、《茶花女》(1853)、《阿依达》(1871)为代表的50～70年代的歌剧，比起早期历史题材的英雄歌剧来说，不仅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态有比较深刻细致的刻画，从类型化的形象提炼成个性化、典型化的形象，并且把性格的刻划和情节的展开紧密地联系起来，以富于动力的音乐不断地推动着戏剧性的发展；因此音乐的布局和结构也有了显著的变化，逐渐打破了“分曲”的局限，变得灵活、有机，一气呵成；管弦乐也改变了它的从属地位，起着积极的、主导的作用。

威尔迪成熟时期的歌剧，在题材和体裁方面也有明显的转变。出现在舞台上的已不是神话人物或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而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演的已不是悲壮宏伟的英雄歌剧，而是亲切细腻地描写世俗人情的抒情歌剧和社会悲剧。这些歌剧揭露了专横残暴的封建统治者、狡猾自私的资产阶级伪善者和奸险毒辣的阴谋家的丑恶面目，表现了对被损害、被欺压人物的深切同情，它们反映了当时意大利人民的民主愿望，激起人们对腐朽残暴势力的憎恨。

成于70年代之初的《阿依达》，比起50和60年代的歌剧来，在音乐的戏剧性发展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阿依达》把大歌剧的特点和抒情歌剧的特点熔于一炉，剧中既有宏大的场面，又有深刻的性格描写和心理刻画。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进一步克服了由一系列独立分曲组成歌剧、使剧情发展陷于停滞和静止的缺点，充分发挥了“场”的作用。音乐根据戏剧的要求，机动灵活地连续发展。一系列刻画人物性格和描绘人物心理感情状态的浪漫曲和二重唱，已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曲子，而是有机地连续发展的“场”，其中丰富的旋律性和强烈的戏剧性互相结合在一起。《阿依达》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系统地使用了“主导动机”，从而增强了音乐的戏剧表现力，促成了音乐形象的贯穿发展。在两年前所作的歌剧《弄臣》中，威尔迪已经运用了主导动机的原则。预示着不可避免的报应的诅咒动机，是该剧唯一的主导动机，是在节奏上与和声上具有特征的短小乐思。《阿依达》中的一系列主导动机则是结构完整、旋律性很强的主题，它们从第1幕贯穿发展到第4幕，不仅是代表特定人物及其心理状态的简单符号，而且有鲜明的形象，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推动全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威尔迪在后期歌剧《奥赛罗》(1887)中，把朗诵调和咏叹调融合为既有歌唱旋律性又有语言表现力的“独白”。贯彻着戏剧性发展的“场”的写法，在这部歌剧中也做得更为彻底。4幕之中，每1幕的音乐都是不间断地发展，完全不存在独立的分曲。他的最后的作品《福斯塔夫》也有同样的特点，所不同的只是用喜剧性的音乐语言作为表现手段而已。表面上看来，《奥赛罗》和《福斯塔夫》的音乐有些像瓦格纳的“无终旋律”；但是，如果细加分析，则诚如威尔迪自己所说：“我和瓦格纳毫无共同之处。恰恰相反，要是你们用心谛听，努力领悟乐曲的内容，就会发现我有些地方和他完全相反”(1872年4月17日致C.德桑克蒂斯的信)。威尔迪和瓦格纳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在瓦格纳的音乐中，管弦乐常常占有压倒的优势；而在威尔迪的音乐中，则始终没有抛弃意大利美声唱法的传统，管弦乐的戏剧性发展和声乐的鲜明的旋律性是并行不悖的。

威尔迪一生写了27部歌剧。成熟时期的歌剧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西蒙·博卡内格拉》(1857)和《命运的力量》(1862)。他在创作歌剧时，十分重视舞台构思和戏剧效果，并亲自参予剧本的写作。他用A.博伊托的剧本写作的以莎士比亚戏剧为题材的《奥赛罗》和《福斯塔夫》，成为他的最后杰作。

威尔迪于1840年丧偶后，到1859年和女高音歌唱家G.斯特雷波尼结婚。晚年卜居故乡龙科莱附近的圣阿加塔，以创作歌剧所得的报酬投资于农业生产，提倡生产技术的改革；创办农场，安置失业者；捐款救济灾民和在普法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并在罗马为贫苦的老音乐家造“息庐”。1897年妻子死后移居米兰。1901年1月27日因脑溢血猝死，米兰数十万市民唱着《飞吧，思想，鼓起金翅膀》参加他的送葬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