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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汉语拼音：Shɑnɡshu；英语：Book of History），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又称《书》。“尚”的意义是上古，“书”的意义是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主要记载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有关商代的几篇流传到周代，或受周人语言文字的影响，或由周代宋国史官加工润饰。另四篇所谓虞夏的书，除《甘誓》素材可能传自夏代，历商到周才写定外，《尧典》、《皋陶谟》、《禹贡》均为春秋战国时代根据部分往古材料再加工所编成。 '''《尚书》'''（[[汉语拼音]]：Shɑnɡshu；[[英语]]：Book of History），[[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又称'''《书》'''。“尚”的意义是上古，“书”的意义是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主要记载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有关商代的几篇流传到周代，或受周人语言文字的影响，或由周代宋国史官加工润饰。另四篇所谓虞夏的书，除《甘誓》素材可能传自夏代，历商到周才写定外，《[[尧典]]》、《[[皋陶谟]]》、《[[禹贡]]》均为春秋战国时代根据部分往古材料再加工所编成。 《墨子·贵义》说周公每天要读一百篇《书》，可知周初这类历史文献还不少，但到春秋战国时期所存已不多。从当时引用的情况来看，《左传》有五十多处，所引篇名为十八篇；《墨子》达二十二篇，综计当时各家所引，除泛称《书》者外，所见篇名合计逾四十余篇。其中三十余篇为现存《尚书》中所无；而传到汉代的二十八篇中，先秦未见引者也有十四篇。当时还出现《夏书》、《商书》、《周书》等名称，可能已按王朝作了汇编。不过还没有“虞书”一词，《左传》文公十八年出现过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无“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曾出现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校订为“尚者”之误。《尚书》书名为汉代今文家所定。 《[[墨子]]·贵义》说[[周公]]每天要读一百篇《书》，可知周初这类历史文献还不少，但到春秋战国时期所存已不多。从当时引用的情况来看，《[[左传]]》有五十多处，所引篇名为十八篇；《墨子》达二十二篇，综计当时各家所引，除泛称《书》者外，所见篇名合计逾四十余篇。其中三十余篇为现存《尚书》中所无；而传到汉代的二十八篇中，先秦未见引者也有十四篇。当时还出现《夏书》、《商书》、《周书》等名称，可能已按王朝作了汇编。不过还没有“虞书”一词，《左传》文公十八年出现过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无“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曾出现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校订为“尚者”之误。《尚书》书名为汉代今文家所定。 儒家的课程原有“诗、书、礼、乐”四项，礼、乐为讲堂外经常排练的实习课，讲堂上的课本只有《诗》、《书》，所以《商君书》和秦始皇的诏令中所严禁的也是这两种。到孟子、荀子时加上《春秋》，到《礼记·经解》中又加上《易》。《庄子》中后出的《天下篇》亦举此六种，《天运篇》并有“六经”之名。由于古时无法将乐调写成乐谱传下来，所以到汉代就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合称为“五经”。《尚书》也成了儒家宣扬二帝（尧、舜）三王（夏、商、周）圣道的《书经》。 [[儒家]]的课程原有“诗、书、礼、乐”四项，礼、乐为讲堂外经常排练的实习课，讲堂上的课本只有《诗》、《书》，所以《商君书》和秦始皇的诏令中所严禁的也是这两种。到孟子、荀子时加上《春秋》，到《礼记·经解》中又加上《易》。《庄子》中后出的《天下篇》亦举此六种，《天运篇》并有“六经”之名。由于古时无法将乐调写成乐谱传下来，所以到汉代就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合称为“五经”。《尚书》也成了儒家宣扬二帝（尧、舜）三王（夏、商、周）圣道的《书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