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

　　心学（汉语拼音：Xinxue；英语：Philosophy of Mind），宋明理学思潮中关于以“心”、“良知”为宇宙天地万物之体的学说。因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与北宋程颐和南宋朱熹所倡导的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不同，故世人又称为陆王心学。

　　“心学”一词，最早见于唐代韩愈诗句：“谁言宾朋老，犹自将心学。”（《昌黎先生集》卷八）作为学说名称使用，则始见于北宋邵雍“心为太极”（《皇极经世·观物外篇》）的提法。陆九渊不满意程朱道学将理与心为二，远承孟子“尽心”说，近继程颢“心是理，理是心”（《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三）的思想，杂糅禅学，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杂说》）的命题，创建了以“心”为宇宙之体的哲学体系。他认为，充塞宇宙万物之中的“理”就在人心之中，强调“心”与理或“心”与道的合一，主张“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九渊集·与李宰二》），将“心”视为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主宰”，是宇宙之体和伦理道德实体。陆九渊反对南宋朱熹倡导的读书、穷理的“道问学”，即于事事物物上求理的做法，崇尚反省内求的“尊德性”，指出学问之道主要不是靠读书、格物，而要“切己自反”，悟得本心，就能够体认事物、判断是非，提出了“先立乎其大者”、“发明本心”、“存心”、“养心”、“尽心”、“求放心”等道德认识修养方法。他说：“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陆九渊集·语录下》）陆九渊与朱熹在1175年的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之会”上以及其后的往复通信辩论中，就无极与太极、形上与形下、阴阳、道器、心与理、天理与人欲、尊德性与道问学等基本哲学命题进行了讨论和辨析，明确标榜自己的为学之方是“简易工夫终久大”，讥讽朱熹之学是“支离事业竞浮沉”（《陆九渊集·语录上》）。

　　陆九渊心学在当时主要传播于江西、浙东两地，即以江西傅梦泉、邓约礼为首的“槐堂诸儒”和以浙东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代表的“甬上四先生”，他们继承陆学，特别是杨简将陆氏“心即理”命题发展为“万物为我”的唯我论，所谓“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慈湖遗书·己易》）。由于宋以后程朱道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陆氏心学影响有限，至明朝中期，陈献章由宗朱转向宗陆，王守仁更是以陆学传人自居，另辟途径，在与湛若水共倡“圣学”的交往和论学中，倡导陆氏心学，将心学发展至高峰，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王守仁在宇宙观上接受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并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王文成公全书·与王纯甫》）的命题，主张“意之所在便是物”，认为“良知”是人人具有的先天善良本性，即“天理”，也是唯一的体认对象和修养目标，提出“致良知”的体认方法、途径，所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传习录中》）。针对宋儒的知先行后或知而不行的做法，提出“知行合一”说，主张“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同上），从道德主体修养的知行统一上，强调“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传习录下》）。明代后期，阳明心学大盛，其后学因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遂发生分化，形成许多学派，依据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划分，主要有泰州、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七派，其中尤以王畿、钱德洪为代表的浙中学派和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影响为大。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具有明显摆脱宗法礼教束缚的倾向，李贽提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高扬个人主体精神，被视为“异端”思想，就深受其影响，而明末以刘宗周为代表的蕺山学派也承王学之余绪，成为王学的殿军，其弟子黄宗羲的哲学思想也深深地打上了王学烙印。

　　正因陆王哲学突出“心”范畴，形成了与程朱道学不同的特色，其最大的特点是反权威、不盲从，强调人的自主、自立、自觉、自信，凸显主体的能动精神。从南宋至明末清初，心学对动摇和冲破程朱道学的统治地位及思想禁锢，对于触发早期启蒙思想的萌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近代史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陈独秀等都从王学的自尊无畏、大胆怀疑中得到启发，鼓吹维新变法。现代新儒家代表如熊十力、梁漱溟、贺麟、牟宗三等也都推崇王学，阐扬心学观点。明以后，王学流传至朝鲜、日本，特别是在日本形成“阳明学派”，并成为显学，与代表日本的“朱子学派”相对立，后来成为推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指导思想之一，使日本的历史航船驶向资本主义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