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论
性善论，战国时期孟子提出的一种人性论，与“性恶论”相对。孟子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人的仁义礼智等品德是天生固有的，封建伦理道德是天赋给人的本性。人的为恶是由于后天环境影响和主观不努力造成的。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孟子以性善论作为根据，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不忍人之政”）。“性善论” 作为孟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孔子思想的发展。
《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从内容上看，孟子人性善的思想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关于人性问题说的并不多，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而且“仁爱”之人还能在道德实践中体现“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实的利益和人性的本质“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人后天受的教育、教化水平，以及人格修养方式等都有所关联。通过和别的思想家的辩论，孟子发展和丰富了对人本性上的认识，使自己的性善论已经成为先秦时期的理论的代表。
孟子的性善论对传统思想影响很大，宋代以后流传的《三字经》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善论也成为后来儒家的正统观念。
在先秦儒家中，有一派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主张性恶论。这一派的代表是荀子。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著名论点。他认为，人生来的本性是：饿了就想吃饱，冷了就想穿暖，累了就想休息，这是人之本性的真实表露。在他看来，“好利”、“疾恶”、“好声色”等，都是人的自然情欲，也是人的性恶的表现。而善的道德意识是后天人为加工的结果。这种后天人为的加工就叫“伪”。
“性善论”的主要内容
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1．人性是善的。孟子曰：“水性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的本性就如同水向下流一样平常。孟子不仅把心限定在善良和道德范围内,而且认为这个“心”是人人固有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曾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每个人也有不忍人之心，若看见小孩将要掉入井中，并不因为交情、声誉等利害关系而救人，而是因为内心“善”的本质自然流露而救人。孟子认为，人的本性虽然是善良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其善性，都能使自己道德的发展，顺乎人性的本然。其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他举例说：水向下流是水的本性，但如用水拍水，可使水跳过额角；激水倒流，可以使水上山，难道这是水的本性吗？不是，是外力的影响。为了使人的“善性”能够保持和发展，孟子从他的“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唯心主义的修身养性的方法。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因为追求过多的物质欲望会使人失去善性。
2．性善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差别。人之性应该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与禽兽相异的地方很少，庶民把这些相异的地方去掉了，只有君子注意保存。又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谈的人性，主要是在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层次上讲的。他认为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禽兽相区别的特性，这种异于禽兽的人性就是人作为“类”而与其他“类”的本质区别所在。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生来就具有“善端”，即在人的意识中，有一种先验的善的萌芽，这是人之异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例如当一个人看见小孩即将落井的危险时刻，出于一种“怵惕恻隐之心”，会立刻去挽救这孩子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他行为的动机不是因为和这孩子的父母有交情，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只是出于一种天然的、纯粹的“不忍人之心”，即对别人痛苦、危难的同情心。这“恻隐之心”(或称之为“不忍人之心”)只是四类“善端”中最根本的一种。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耳目口鼻四肢和仁义礼智之心。身与心都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对于人的耳目口鼻四肢和由此产生的各种物质欲求，孟子淡然视之，认为这只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一种生存本能和生理需要，并非人的本质属性，凭此并不能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只有人的心理需要和社会属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正是它们使人真正脱离了动物界而成为天地间最高贵的存在。所以，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眸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意思是说，君子所得自天的本性，仁义礼智深深植根在他的心中，它生发出来的神色温润清和，表现在颜面，显露于肩背，遍及到四肢，四肢一动作，不待用言语说明，人们一看便知道了。这表明，孟子所讲的性善是就人的本质属性而言的。具体地说.性善的内容就是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这四“心”，四“心”是性善的根本标志。
3．孟子认为“善”的本质分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为“四端”。“端”是起点的意思，孟子认为只要努力地把四端扩充，即道德实践，就可成就德性。然而，既然“善”早已存在心中，还有人行恶，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不善，是因为受到私欲所蒙蔽，孟子认为人应该放弃私利，保存仁义。人的善性体现为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四心。孟子又称之为“不忍人之心”。四心即仁义礼智这“四端”，“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说：“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因此可得出，他认为四心或仁义礼智“四端”犹如人的身体是人本来就有的。那么，如何才能使“四端”“扩而充之”以至性善臻于完备。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
如何实现向善
孟子认为，首先要有从善如流的主观愿望。他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豚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要想成为尧舜那样充分实现性善的人并不困难，只要愿意“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即只要能以尧舜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作为行动的准则努力实践，就“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有了向善的主观愿望之后，必须通过自我反省的修养方法去寻求放大了的善心。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
其次，孟子认为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必须注重客观环境的影响。“富岁，子弟多懒；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麦，播种而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孟子·告子上》)少年子弟的懒惰与横暴，并非天生本性如此，而是使人心堕落的环境造成的。这就如同种麦，客观环境的好坏只能影响收成好坏，而不会种麦而得豆。因此，要想使人性得到完善与发展，客观环境固然很重要，但关键要依靠人的主观努力。
孟子认为，要做到求其心、存其心、养其心，就要节欲寡欲。道德在心，欲望在身。心与身是对立的，追求欲望不符合人的本性。欲望过多会侵害心中的道德。欲望越多，道德的空间就越小，所以必须不断把欲望排除出去，这样才能充分地保有良心。 孟子指出要真正做到“寡欲”，就必须“养吾浩然之气”，充分体会心中的“善端”，并使之充分扩充，发展壮大。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一种人格培养的方法，它使得人们的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然后让其充实完满，贯注全身。然而，培养“浩然之气”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它需要天长日久的积累，不是产生于一朝一夕。
孟子性善论的历史评价
孟子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性善论，虽然他的论证过程也具有合理性，但仍有让人怀疑的地方，同时也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以及丰富的思想资源，让后人们去更好的研究人性问题。因此，他的“性善论”在伦理学史、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是不可怀疑的。
第一， 孟子有了一种很大的进步就是用社会属性来界定人的本质。例如，他与告子的辩论中，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有没有仁义等道德的问题，有之，即是“人”；无之，则是“非人”。表明孟子将人视为社会的人。
第二， 孟子以“仁”为性善论的基础，肯定了人们在道德实践和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为了保持“善”的性质，需要人们自觉地修养和提升人格。在理想人格的养成中，孟子对人的道德自觉、主观能动性、道德理性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而这正是我们现代社会道德教育中需要汲取的有益思想。道德品质的养成应该重视培养受教育者的内心自觉，而不能只靠外在的灌输与规定。
第三，孟子为了解决人性问题，让人们看到了人性中的美好的一面， 而且也为大多数人努力向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人皆可以为尧舜”使人们觉得缩小了“圣人”与普通人之间的道德距离，让普通人也可以很快了解人格修养的路径与奋斗的目标。尽管这一高度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但“高山仰止，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性善论对于人的发展与自我完善的作用的认识，对于行为道德修养对人的本质发展以及客观环境制约与影响人的本质发展都有极其深刻的认识。这些深刻、合理的认识使得后世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