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明道
文以明道（汉语拼音：wen yi minɡdɑo），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对文学作品中“文”与“道”关系的概括说法。文以明道的思想，早在战国《荀子》中已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把“道”看作客观事物的规律，又把儒家的“圣人”看作客观规律的体现者，总理天地万物的枢纽，因此要求文以明“道”。汉代的扬雄则在《太玄·玄莹》、《法言·吾子》等篇中，进一步提出了作者要遵循自然之道的问题，而最好体现自然之道的，他认为是儒家的圣人及其经书，所以又把明道与“宗经”、“徵圣”联系起来。这些初步的明道思想，给后来的刘勰以直接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设有《原道》篇，而且在其中更加明确地论述了文以明道的问题：“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强调“文”是用来阐明“道”的。
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文以明道”思想及实践有特殊的意义。韩愈、柳宗元之“道”主要是先秦时期孔子的“仁义”思想和孟子的“仁政”的社会理想。在“道”与“文”的关系上，韩愈、柳宗元首先重视的是“道”。韩愈在《答李秀才书》中写道：“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他认为学古人立言，必须先学其行仁义，加强儒家思想文化修养：“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烨，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同时，他们对文学都有热烈的爱好和深刻的理解。韩愈在《答陈生书》中明确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辞。”就文学的发展、革新来说，韩愈在文与道的关系上突出“道”的价值，强调为文者精神人格建设的意义，有其现实的针对性。韩愈倡导古文，所针对的是骈文，而当时骈文的根本弱点不仅在于缺乏社会生活内容，更在于文章缺乏“自树立”的人格独立精神。韩愈、柳宗元提出的“修辞以明道”、“文以明道”，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要求文学要有充实的内容，同时也是要求文章表现作者的独立人格精神。从根本上说，韩愈对“明道”的倡导，正符合散文发展的审美要求。对此，郭绍虞认为：“固然，后人对于韩愈的评价，重在他的文，并不在他的道，但是韩愈在道的方面即使没有特殊的成就，而就他强调‘道’、重视‘道’这一点讲，正是古文运动成功的关键”（《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
宋代欧阳修和韩愈、柳宗元一样重视“道”的意义。他的《答吴充秀才书》中言“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并认为“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再次强调道是根本，道胜则文至。但同时也主张“文与道俱”，反对因重道而轻文。
韩愈、柳宗元及欧阳修作为文学家，重视的是“文”作为手段的丰富性、有效性。而两宋的理学家周敦颐、程颐等更为关注的是文作为手段的局限性。理学家们不是重道轻文，就是将“文”与“道”对立起来。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标榜“文以载道”的人，他在《通书·文辞》中强调指出：“文所以载道也。”但他所说的“文以载道”与唐宋古文家不同。他把“文”当作“道”的运载工具，“载道”如车载物，车是车，物是物。周敦颐在《通书·陋》中又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矣。陋矣。”表现了他重道轻文的倾向。周敦颐之后，程颢、程颐将其重道轻文的主张，向更加片面的方向发展，甚至认为“作文害道”。朱熹则从道本体论出发，把“文”看作是“道”的派生物，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又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答吕伯恭》）朱熹主张“文”统一于“道”，“文从道出”，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实际上不可分，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朱熹以及整个宋代理学的“道”实际上源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加强专制制度的需要，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对文学往往起束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