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
文体（汉语拼音：wenti；英语：literary form），文章风格与体裁的统称。文体在中国古代已有文章的风格和文章体制形式两种含义。如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南朝齐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云：“八体虽殊，会通合数。”曹丕所谓的文体，是指作家的禀赋气质在作品中体现的不同风格；刘勰所谓“八体”，则是指“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8种文学风格。这种以风格定体的观念，既可以针对不同作家，也可按不同时代、不同题材来区分。如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诗歌分为4类，而前3类按时代分为建安、永明诸体，按题材分为玉台、西昆诸体，按作家分为陶谢、徐庾诸体，依据均是作品的题材兼风格。直到现代，各类文学史把章回小说分为神魔、传奇、历史演义小说，把戏剧分为悲剧、喜剧、正剧之类，遵循的大致也是这样的标准。
文体的第二种含义，即文章的外在形式，系指文章为适应表达内容的需要，而形成的语言文字的各种组织样式和体制结构。这种含义的文体又称“体裁”，是文章构成的种种规格和模式的统称。它反映的其实应是文章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特点，但其主导方面属于外部形态的范畴。体制形式意义的文体，其构成包括文章的语言特征、内容功用、结构方式、表现手法、形态表象等多种因素。文体的不同特点及划分，是由文体的构成诸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异而形成的。
中国古代对外在文体予以分类的做法，在先秦已有萌芽。《诗经》的风、雅、颂分类，《尚书》的典、谟、训、诰名称，以及《周礼》中的六辞、六诗，虽然基本是依内容及相应风格而分类，但由于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制约性，不同内容风格文体在外在结构形态上也随之显示出相对差异，经刘向《七略》到班固《汉书·艺文志》，将赋、诗独立分类，已形成对作品的体制形式予以分类的不自觉尝试。有意识地研究作品体制形式差异，似当首推东汉末年蔡邕的《独断》，而对文体认真而全面的研究，则要到“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此四科(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者不同，唯通才能备其体”的论述，到稍后的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任昉《文章缘起》等对文体形式进行的愈见精细的分类，均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文体分类的周详体例和理论框架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大体同时的《昭明文选》，则从实践的角度，对各种作品的分类予以具体定位，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范例。
六朝以后的唐宋元明清，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文体著述均代有新作。如初唐欧阳询《艺术类聚》，宋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元苏天爵《元文类》，明程敏政《明文衡》，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以及南宋陈骙的《文则》，元陈释曾的《文说》，明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清王兆芳的《文体通释》，近代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直到当代褚斌杰近年出版的集古代文体研究大成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在文体分类上日趋科学精密，但沿袭的仍是魏晋六朝开创的两种分类范式，即将所有文体归纳为有韵(文)、无韵(笔，即散文)两大类。介于二者之间，又分出赋与骈文等。而在散文、骈文、赋、韵文之下，又根据形式、用途乃至内容的差异，再分为更多细类，从而在以形式体裁分类的总体框架下，兼顾及按内容题材予以分类的方法。
在中国古代的文体归类中，实用文体和文学体裁通常是混杂不分，这是中国传统儒家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所导致的杂文学体制的独特现象。同时，历代正统的文体论著对小说、戏剧不屑置辞，从而形成中国小说戏剧在正统文体论中的空白，这同样是由言志载道、风动教化、事父事君、为时为事的儒学观念造成的。
在现代文体论中，文体一方面可按外部形体的不同而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类，同时这四大类的所有作品，又可按社会功用的不同而分为实用文章和文学作品两大类。实用文章主要指散文类下的记叙文中的消息、通讯、报告文学、游记、回忆录、特写、速写、传论，和议论文中的社论、评论、宣言、札记、心得、学术论文、杂文，以及说明文中的说明书、介绍信、广告、解说词、章程、规则，乃至各类相对来说不具备文学意味的应用文。而属于文学作品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类，又可分为更多的细类。如仅按其内容特点，就可将诗歌细分为叙事诗、抒情诗、哲理诗；散文亦可细分为叙事、抒情、议论散文；小说可细分为叙事、推理、意识流小说；戏剧则可按表演形态不同，细分为话剧、歌剧、舞剧、戏曲、哑剧等。如按另一种标准，自然还可以呈现其他的细类分法。
各种已经成形的文体，是历史性和稳定性的统一。每种文体所展示的独特蕴涵和外部形态，既同一定社会的历史背景、文化发展以及人们表达的需要相适应，又有某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形式因素。
总体说来，任何文体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一方面，内容表达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相应的文章体裁；另一方面，选择、运用某种文体，也取决于文章表现对象所独具的特殊性，以及作者自身所持的态度。
从文体发展而言，新文体的产生，决定于新的历史环境和社会需要，同时也有一定的继承性；然而新的文体一经形成，则又会有相对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