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曾国藩（汉语拼音：Zeng Guofan；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居武，号涤生。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1843年，以检讨典试四川，旋升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曾从太常寺卿唐鉴讲求义理之学。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平时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后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曾国藩居官治军尤重整饬吏治、端正人心，曾作文劝诫州县：明刑法以清讼，重农事以厚生，崇节俭以养廉。江南任内，在江西、江苏、安徽等省实行减赋、缓征、免征；从太平天国手中重新占领安庆、芜湖、南京等地后，即筹复书院、课试士子，对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湘乡派的创始者。
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又有影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行世。
生平
早年
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1811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乳名宽一。父亲曾麟书是塾师，屡试不第，年近五十方才进学，成为生员（秀才）。麟书自忖功名仅能及此，从此在家乡一心一意栽培长子曾国藩科考。
曾国藩五岁啓蒙，次年入家塾“利见斋”。道光六年（1826年）春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应湘乡县试，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著名的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燕京准备来年的会试。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京师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初入仕途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并成为林则徐政敌、主张“鸦片上税免禁”的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侍讲。同年，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年底，充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升侍讲学士。不久，同榜进士李文安之子李鸿章入京会试，投其门下受业，住他北京家至少一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
围剿太平军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四月，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将奏折怒掷于地。次年，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同年生母去世，丁忧回籍。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横扫湘江流域各县境，清廷震恐。适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奉旨前往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受命后即上奏，力言绿营不堪使用，主张仿照戚继光练兵之法另建新军。遂招募农民为营勇，任用儒生为将佐，朝夕训练，号“湘勇”（通称湘军）。
1854年初，湘军练成水陆师17,000多人，会集湘潭；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极力攻击太平天国起义，誓师出战。湘军初战，连败于岳州（今湖南岳阳）、靖港，曾国藩为此愤不欲生，投水自杀，被其左右救起。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于1854年10月攻陷湖北省城武昌，奉诏署湖北巡抚。旋因朝廷恐其于地方势大，又被解署任，以后长期只以侍郎虚衔领兵。
1855年初，进攻江西九江、湖口，被太平军重创，退守南昌。在江西期间，受到地方官借饷挟制，多方掣肘，郁郁不得施展。1857年3月，闻其父病逝，遂返籍治丧，要求在籍守制。时湘军反攻，控制湖北，进围九江，胡林翼请其视师。
1858年6月，曾国藩奉诏出办浙江军务。清廷以太平军石达开部的去向，先后命其增援闽、川。但曾国藩坚持去天京（太平天国都城，今江苏南京）外围屏障、断芜湖粮路的战略，分军数路进攻太平天国安徽基地。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败溃后，加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从此，不但拥有兵权，而且掌握地方大权。次年9月，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11月，加太子少保衔，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
1862年，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直逼天京；命左宗棠部自江西进攻浙江；命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10月，湘军与李秀成等部数十万太平军在天京城外激战，持续围困天京。至1864年7月，终于攻破天京，纵兵屠杀奸淫洗劫，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
直隶总督
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企图在黄河、淮河之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因师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任。1867年，调任直隶总督。
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命其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十分惊恐，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他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处理“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
回任两江总督
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金陵总督辕门病逝。朝廷追赠太傅，谥文正。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军事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战败，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
后重整军备，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两湖。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呆仗”闻名。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荣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
曾国藩入南京后，湘军大肆焚掠，“……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屠城之后10多年，到光绪登基时，南京只剩不到50万人。
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巧言上书“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
曾国藩就地处死太平军降将李秀成，原因可能是李秀成想效法姜维诈降。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清朝廷令曾国藩剿捻。曾国藩采取“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专事近剿，不事尾追”的方针，在河南周家口、山东济宁、江苏徐州、安徽临淮关分置四镇，驻淮军和湘军八万，将捻包围在苏、豫、皖边区。又在淮北捻军的根据地修筑墟寨，清查户口，实行保甲连坐法。但捻军突破湘军、淮军的包围，进入湖北。又突破开封、朱仙镇间的贾鲁河防线，东走山东。曾国藩被撤钦差大臣，李鸿章继任。
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成为晚年的一大心病，事实上，这时湘军大部份裁撤，曾国藩只能用李鸿章的淮军，不如湘军容易差遣。各部协调不力，被张宗禹率捻军在贾鲁河一带突破，进入山东。
儒学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
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
国藩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其文风影响。著作收于《曾文正公全集》中。
修身
曾国藩写过很多关于为人处世的家书，他的部分家书得到很多读者的青睐。
他为自己立下课程十二条：
- 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 读史：念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 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 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 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 夜不出门。
评价
曾国藩一生笃好学问，作文每日不辍，是名副其实的儒家。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早年讲理学；办理团练军务时讲申韩；后学老庄。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蒋中正和毛泽东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曾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即使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中正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云南的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如此评价曾：“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他随后说到“但是他却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斥责为汉奸刽子手，为了满清异族统治者的利益，背叛及屠杀了同胞”。徐评论道“曾国藩虽然并非才华横溢，但却是一位坚持信念、孜孜不倦的士人”，“在居留京城其间，他与一些宋派理学的首要人物交友，并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对“静”、“耐”和“约”的领悟，这些信念运用到实际事务中，即意味着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和务实克己。他在日后的生涯中将大大利益于这些品格”。
曾国藩也是心狠手辣之军事家，他在家书中即自称“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湘军大将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当时金陵士大夫有隐语：“昨夜诸侯今庶人，江宁民家尽死人！”（昨夜诸侯今庶人，指“曾”为“国藩”）。南京百姓至今仍以“曾剃头”“曾屠户”等词称呼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形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攻打南京时，屠杀平民无数。太平天国天京城破三十余年后，谭嗣同在南京仍听当地人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