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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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朱厚熜像

  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祐樘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明武宗无子,朱厚熜以外藩入继大统。正德十六年(1521年)即位,1521年—1567年在位,年号嘉靖,后世称嘉靖帝。在位时间在明代皇帝中仅次于其孙明神宗万历帝。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1567年1月23日)驾崩,享年60岁。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葬于北京明十三陵永陵

  嘉靖帝在位早期英明苛察,做了很多大事,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对外抗击倭寇,重振国政,开创了嘉靖中兴的局面。嘉靖帝在位期间巩固了明代的统治,为隆庆新政张居正改革、嘉隆万大改革奠定了基础。嘉靖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皇帝,也是明朝皇帝中最任性和倔强的一位,为人聪明,尤其在书法和文辞修养都有不错的造诣。同时也特别敏感,但是也十分勤奋,批阅奏书票拟经常到后半夜。虽然清人编纂的《明史》说他二十多年避居西苑,练道修玄,但是却始终牢牢掌控着整个明朝的政治、财经、军事和民生大权。史书评价嘉靖帝为“中兴之主”,说他“有不世之奇谟六,无竞之伟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独行五”。

  嘉靖中叶以后,朱厚熜渐疏于朝政,滥兴营建,迷信方士,自二十一年起,移居于西苑(今北海、中南海)一心修玄,日求长生。内阁首辅严嵩专权20年,贪污公行,排斥异己,吏治败坏,边事废弛。倭患起于东南沿海,北方蒙古族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扰边,形成南倭北虏局面。朱厚熜却信用严嵩,杀害主张收复河套的内阁首辅夏言、总督曾铣和抗倭有功的巡抚朱纨、总督张经,又杀害直言敢谏的太仆寺卿杨最、弹劾严嵩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等。故其晚年,海瑞上《治安疏》称嘉靖为家家皆净。

生平

  朱厚熜是兴献王朱祐杬之次子。兴献王封地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明朝时是三大府之一的承天府,正德二年(1507年)9月16日,朱厚熜出生于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市)的兴王府。他的父亲朱祐杬是明宪宗第四子,于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十一(1487年7月30日)受封兴王,弘治七年九月十八(1494年10月16日)就藩湖广安陆州。朱厚熜的母亲蒋氏是北京中兵马指挥使(追封玉田伯)蒋斅的女儿,她于1493年与朱祐杬成亲,1494年随朱祐杬就藩安陆。

  朱厚熜幼时就聪敏过人,兴王教他读诗几次后就能准确背诵。稍大以后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古籍,通《孝经》、《大学》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不仅如此,兴王还让他参加王府的祭祀和典礼,因此他很小的时候便熟悉了各种礼仪和规范。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1519年7月13日),兴王朱祐杬病薨,年仅12岁的朱厚熜袭为兴王,朱厚熜在长史袁宗皋的辅佐下接管王府。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驾崩。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在其弥留之际,首辅杨廷和预料到之后的继承人问题,他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于明武宗逝世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敕令,令朱厚熜缩短为其父服丧时间,并承袭兴王爵位。武宗驾崩后的当天,杨廷和让司礼监请太后懿旨,正式宣布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三月十六(4月22日),一个由司礼监、皇室和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安陆,朱厚熜以兴王的身份接见了使团并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同使团前往北京。在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时,双方发生了第一轮冲突。根据杨廷和的安排,要礼部用太子的礼仪迎接朱厚熜,即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并不接受这种方案,他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四月廿一(5月27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翌年改元嘉靖。

  即位不久后,嘉靖帝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嘉靖帝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嘉靖帝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嘉靖帝不顾朝臣反对,追尊生父为兴献帝后又加封为献皇帝、生母为兴国皇太后,改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兴献帝被追尊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的牌位升袝太庙,排序在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大礼议事件至此以嘉靖帝的胜利最终结束。

  嘉靖帝统治前期,出现“嘉靖中兴”的局面。嘉靖帝力革前朝时弊,励志效法太祖、成祖推行“新政”,大刀阔斧推行了改革,政治上集异纳谏,勤于政务,打击权臣和封建地主贵族势力,大赦天下,诛杀了钱宁、江彬等佞臣,整顿朝纲,总揽内外大政,推行新政,裁抑司礼监的权力,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重视任用张璁、夏言等贤臣,他吸取了前朝宦官当权乱政的教训,对宦官严加管束,中央集权得到复兴和加强,使朝政为之一新;经济上严革贪赃枉法,勘查皇庄和勋戚庄园,还地于民,鼓励耕织,重新整顿赋役,赈济灾荒,减轻租银,体恤民情,治理水灾,汰除军校匠役十万余人,极大地缓解了当时激烈的社会经济矛盾;军事上整顿军队团营,守兵东南,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整顿边防。文化上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这期间,“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天下翕然称治”。

  嘉靖帝统治后期,由于国家承平日久,逐步丧失进取精神,日益腐化,滥用民力大事兴建,而且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嘉靖二十一年后更是移居西苑修玄。方士、道士们利用嘉靖帝梦想长生不死和灵瑞现象的迷信,屡行诈骗之术,愚弄嘉靖帝,使每年不断修设斋醮,造成巨大的靡费。在用人上 ,嘉靖帝“ 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态度变化很大,对于权力把握很强,对于文官集团控制也很强。功臣、直臣多遭杀害、贬黜。首辅严嵩专国20年,吞没军饷,吏治败坏。边事废弛,倭寇频繁侵扰东南沿海地区,造成极大破坏。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嘉靖二十九年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大肆掠夺。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朝的祸患。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爆发“壬寅宫变”,几死于宫女之手。此后嘉靖帝移居西苑,此后首辅严嵩专国二十年,残害忠良,杨继盛、沈炼等朝臣惨遭杀害;吏治败坏,爆发多起民变;边事废弛,1524年以后爆发多起大同兵变,1535年爆发辽东兵变,1560年爆发振武营兵变;长城北方蒙古鞑靼俺答汗寇边,倭寇经常侵略中国东南沿海,后赖朱纨、张经、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率军肃清。在此期间,葡萄牙人于1553年取得入居澳门的特权。

  晚年嘉靖帝疏远严嵩,起用徐阶为内阁首辅,国家才再次走上了正轨。嘉靖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厘革缩弊、振兴纲纪等改革措施,下令退还一些被侵占的民田,汰除军校匠役10万余人,开创了嘉靖年间的“新政”时期,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

  随着嘉靖帝年龄增大加之长期服用有砒霜,水银,雄黄,处女红的丹药,朱厚熜的身体每况愈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方士王金等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制长生妙药献嘉靖帝。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嘉靖帝大怒,下狱论死,为徐阶所救。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1567年1月23日),嘉靖帝驾崩于乾清宫,年60岁。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葬北京昌平永陵。 嘉靖帝驾崩后,裕王朱载垕继位,年号隆庆。奉先帝世宗皇帝遗诏,“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以海瑞为代表,赦免了所有谏言诸臣。从这一刻起,揭开了长达十八年隆万大改革的序幕。

评价

  嘉靖帝在位45年,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前二十年中颇有作为,以不因循守旧的革新精神开创了中兴局面,他顺应历史潮流、敢于打破传统、体恤士农工商、有利社会发展的一面,还应当看到,他的时代的许多建筑,如北京的天地日月四坛,钟祥的明显陵、元佑宫等,至今仍显现着劳动人民艺术创造的风采,为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在嘉靖二十一年之后日益腐化,朝政日坏,大礼议杖笞群臣、崇奉道教并祸及自身、寻兴大狱、误用佞臣、刚愎自用、局势动荡不堪。嘉靖帝是个极其聪明并且自信的皇帝,而且有些自大狂妄,但却十分小气,又喜欢乱花钱,也很要面子,能与之打交道的,也只有徐阶、严嵩这类的官场老手。

  嘉靖帝执政的四十五年,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的时期,“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

  嘉靖帝和他父亲读圣贤书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这也可与他在礼仪之争时的强硬态度联系起来,除了与前朝老臣争权的因素之外,嘉靖帝更在乎的是要为他敬爱的父母争名分,因此他不顾自己势单力薄,在群情汹涌之中,毅然要为自己父母争得更为尊荣的地位。嘉靖帝是个十足的孝子,但他逞一己的私孝而不顾天下公义,终究太小气太狭窄,有违宽阔浩荡的为君之道,后人说他是“中材之主”,似可认作确论。

  后世的史家说嘉靖除了他自己和他父母,他没有爱过任何人。在四十五年的统治中,杀大臣杀言官,他毫不留情,连后宫中都到处弥漫着他的强横。嘉靖帝与儿子们的关系也说不上融洽,他一直到死都没有立太子。可以说在他父母去世后,嘉靖帝已经没有可以温馨相处的人。每逢节日和他父母的忌辰,嘉靖帝总要屏退众人,向父母的灵位长跪,流泪默祝,神情惨楚,让偷偷窥见的宫女也为之动容,也只在这时,刚强的皇帝才显出骨子里的些许温情与脆弱。

  《明世宗实录》:“神圣不世出之主”;“躬秉圣资, 出抚兴运, 铲奸剔蠹, 丕举王纲, 肇修人纪。立极建中,,肇修人纪。凡诸大政令之因革,大典礼之制作,咸稽谋于天,会通古今,经画自心,毅然独断,一洗俗吏牵迹,经生守文之陋。……君臣奔走以受成,万姓倾心而向化。卒之幽明协顺,中外敉宁,声教暨于交南,威灵于穷朔。盖举我太祖、成祖丕造之光烈,而觐扬之巍巍乎,盛矣!”

  《明史》赞曰: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不已过乎!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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