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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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712~770年),唐朝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阳),出生于河南巩县。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客”、“少陵野老”。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是西晋名臣杜预的后裔,祖父为唐初诗人杜审言。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对后世影响深远。《全唐诗》编其诗十九卷。

  杜甫一生坎坷。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天宝十一年,杜甫向朝廷献赋三篇,得到一个管理兵器的小官吏。“安史之乱”爆发后,他被叛军俘获困居长安。肃宗移居凤翔后,杜甫从长安偷越战区奔赴凤翔,谒见肃宗,被授左拾遗。后因朝廷大臣派系斗争株连于杜甫,他被贬为华州(治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两年间的生活经历,使他写出了《哀王孙》、《悲陈陶》、《春望》、《哀江头》、《北征》等名篇。乾元二年(759),杜甫离华州往河南旧居探亲,途中又写出了《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六首千古名诗。乾元二年秋,杜甫弃官流亡,在成都居住四五年,又漂泊到夔州(在今奉节县东白帝城)。大历三年(768),杜甫出川到达湖北,后流亡于湖南长沙、岳阳、衡阳一带。大历五年(770)冬,贫病交加使这位伟大诗人逝世于湘江上的舟船中,年仅59岁。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亲眼看到了社会政治现实的腐败,看到了远征兵士和亲人的眼泪,体会到了人民深受的疾苦,使他写出了千古流传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赴奉先咏怀》等,呐喊了人民的痛苦,暴露了统治者的腐败生活,反映了唐朝走向衰败的社会现实。

《中华经典诵读·学生必背与诵读古诗词》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年),唐朝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阳),出生于河南巩县。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客”、“少陵野老”。杜审言之孙。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后寓居长安近十年。及安禄山军陷长安,乃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长安收复后,随肃宗还京,寻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居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堂。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武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年携家出蜀,病逝于湘江途中。其诗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诗史”。与李白合称“李杜”。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练,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全唐诗》编其诗十九卷。(新、旧《唐书》本传、《唐才子传》卷二)

生平简介

  杜甫远祖为汉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审言。杜甫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祖籍襄阳(今属湖北),曾祖父杜依艺为巩县令,遂居巩县(今属河南)。杜甫出自杜预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预少子杜尹。杜甫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生于巩县。母亲崔氏,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他一生中曾多次和亲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杜甫少年时期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开元十九年(731年),十九岁的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临猗)。二十岁时,杜甫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乡参加“乡贡”。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杜甫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一职,杜甫于是赴兖州省亲,与苏源明等一起到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他在齐赵一带过了四五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几首诗:《登兖州城楼》,是省侍父亲于兖州时的作品;还有《画鹰》、《房兵曹胡马》两首,以青年人的热情歌颂了雄鹰和骏马;还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诗人少年时代不平凡的抱负。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会见了诗人高适,这是第三次漫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

  天宝四载(745年),他在齐鲁又与李白相见,在饮酒赋诗之外,又讨论了炼丹求仙,而且共同访问了兖州城北的隐士范野人。两人还互赠了诗篇。杜赠李的诗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赠杜的诗说:“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两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天宝六载(747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

  天宝十载(751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今陕西省蒲城县)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是为肃宗。这时的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

  至德二载(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城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疏救房琯这件事,杜甫经宰相张镐力救而得释放。但“帝自是不甚省录”,从此之后,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这年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广德二年(764年)春,严武再镇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将近两年。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辞了职。

  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他用一些生活细节来表现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说他的孩子那种还没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对父亲很尊重,不知夫子礼,饿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礼,饿了就吵着要饭吃,在东门外号哭,到了秋风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他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广德三年(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离开了成都。经嘉州(乐山)、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一些劳动。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

  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大历三年(768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冬天的时候漂泊到湖南岳阳,泊舟岳阳楼下。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想到自己晚年漂泊无定,国家多灾多难,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登岳阳楼》。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往南行。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阳),复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而得救。后来杜甫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这时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杜工部诗话选》

  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纳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藤王亭子“粉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若不用“犹”与“自”两字,则余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藤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隘,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言中其节,凡字皆可用也。 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著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氵念,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则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使晚唐诸子为之,便当如“鱼跃练波抛玉尺,莺穿细柳织金梭”体矣。七言难于气象雄伟,句中有力而纡余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悲声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尝恨无复继者。 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深浅以是为序。余尝戏谓学子,言老杜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波浪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为函盖乾坤句,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为随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门回,五月江深草阁寒”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者,当与渠同参。 〔摘自宋叶少蕴《石林诗话》〕 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摘自宋司马温公《续诗话》〕 孟嘉帽落,前世以为胜绝,杜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中度世尔。 摘自宋陈师道《后山诗话》〕 余顷年游蒋山,夜上宝公塔,时天已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屋峥嵘,时闻风铃铿然有声,忽记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铛。”恍然如己语也。又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惟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又暑中濒溪与客纳凉,时夕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惟当所见处,乃始知其妙。作诗正要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也。 凡诗人作语,要令事在语中而人不知。余读太史公天官书“天一枪培〔注:改为木字旁〕矛盾动摇角大兵起〔注:不知在哪断句,存疑〕”,杜少陵诗云:“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盖暗用迁语,而语中乃有用兵之意,诗至于此,可以为工也。 〔以上摘自宋周紫芝《竹坡诗话》〕 古之作者,初无意于造语,所谓因事以陈词。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纪行役尔,忽云“或红如丹砂,或黑如沾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此类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书乃是。 〔以上摘自宋强幼安《唐子西文录》〕 老杜不可议论,亦不必称赞,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记也。如唐太宗,相者如是之云:“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而老杜诗云:“真气惊户牖”,可谓简而尽。又经昭陵诗曰:“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老杜衡州诗云:“悠悠委薄俗,郁郁回刚肠。”此语甚悲。昔蒯通读乐毅传而涕泣,后人亦当味此而泣者也。 齐梁间乐府词云:“护昔加穷裤,防闲托守宫。今日牛羊上邱陇,当时近前面发红。”老杜作丽人行云:“赐名大国虢与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国秦国何预国忠事,而近前即嗔耶?东坡言老杜似司马迁,盖深知之。 摘自宋许□(“凯”右边换“页”)《彦周诗话》〕 予读杜诗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功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叹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则又骇其奋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女赖〗衣裳”“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爱其清旷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规院都边迷”“君随丞相后,我住日华东”,则又怪其华艳也。“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曩空苦羞涩,留得一钱看”,嗟其穷愁如此;及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笑时花近靥,舞罢锦缠头”,则又疑其侈丽也。至读“识归龙凤质,威定虎狼都”“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则又见其发扬而蹈厉矣。“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则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虽乏谏争姿,恐君有遗失”,则又知其许国而爱君也。“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谐”“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则知其伤时而忧民也。“未闻夏周衰,中自诛褒妲”“堂堂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斯则隐恶扬善而春秋之义耳。“巡非瑶水远,迹是雕墙后”“天下守太白,伫立更搔首”,斯则忧深思远而诗人之旨耳。至于“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风帆倚翠盖,暮把东皇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欲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义耶!呜呼!有能窥其一二,便可名家,况深造而具体者乎!此予所以稚齿服膺,华顶未至也。 陈无已先生语余曰:“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象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余曰:“如何等是?”曰:“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诗,叙述功德,反复外意,事核而理长;阆中歌,辞致峭丽,语脉新奇,句清而体好,兹非立格之妙乎?江汉诗,言乾坤之大,腐儒无所寄其声;缚鸡行,言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兹非命意之深乎?赠蔡希鲁诗云:“身轻一鸟过”,力在一“过”字;徐步诗云:“蕊粉上蜂须”,功在一“上”字,兹非用之精乎?学者,体其格,高其意,炼其字,则自然有合矣,何必规规然仿象之乎?” 〔以上摘自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 老杜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感时对物,则悲伤系之,如“感时花溅泪”是也,故作诗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饮诗云:“步屣随春风,村村自花柳”,遣怀诗云:“愁云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忆弟诗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日暮诗云:“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国”,腾王亭子诗云:“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言人情对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无情之物也。 近时论诗者,皆谓偶对不切则失之〖上分下鹿〗,太切则失之俗,如江西诗社所作,虑失之俗也,则往往不甚对,是亦一偏之见尔。老杜江陵诗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诗云:“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竖子至云:“〖木且〗梨且缀碧,梅杏半传黄”,如此之类,可谓对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鸡蕊红相对,他时锦不如。磨灭余篇翰,平生一钓舟”之类,虽对不求太切,而未尝失格律也。学诗者当审此。 陈去非尝为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诗,所谓“吟安一个字,扌然断数茎须”“句句夜深得,心从天外归”“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里清吟苦,舴艋舟中白发生”之类是也,故造语皆工,得句皆奇。但韵格不,故不能参少陵逸步。后之学诗者,倘或能取唐人语,而掇入少陵绳墨步骤中,此连胸之术也。 诗人赞美同志诗篇之善,多比珠玑碧玉锦绣花草之类。至杜子美则肯作此陈腐语邪?寄岑参诗云:“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夜听许十一诵诗云:“精微穿溟氵幸,飞动摧霹雳”,赠庐琚诗曰:“藻翰惟牵率,湖山合动摇”,赠郑谏议诗云:“豪毛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赠高适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寄李白诗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皆惊人语也。视余子,其神芝之与腐菌哉? 杜子美云:“为人性僻求眈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则是凡子美胸中流出者,无非惊人之语矣。读其集者,当知此言不妄。 〔以上摘自宋葛立力《韵语阳秋》〕

【《旧唐书》文苑本传】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注:应为开元末)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注:应为右卫率府参军)。十五载,禄山馅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注:时未尝到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注:应为凤翔),拜右拾遗(注:应为左拾遗)。房[王官]为布衣时,与甫善。时[王官]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是年十月,[王官]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王官]罢相。甫上疏言[王官]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王官]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注:成州之上漏去秦州),自负薪采[木吕],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注:公不赴功曹之命,系代宗广德元年居梓、阆间事)。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注:武凡两镇成都,其在上元二年,则以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兼除西川。至以黄门侍郎再帅剑南,乃代宗广德二年事),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注:此在严再镇后,非上元也)。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公之去蜀东行,以公诗证之,当在严武未卒之前)。 及郭英□(“刈”的左部)代武镇成都,英□武人,粗暴,无能刺谒,耐游东蜀,依高适(注:时适已官京朝,不在东蜀,公亦未依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杨子琳功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注:去蜀后居夔且二年,史漏),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注:其时江陵无警),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注:自衡往郴,舟泊耒阳耳,未尝寓居也)。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注:阻水不在岳庙),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注:当作大历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注:此说出于唐小说家,不可信,当以公诗正之),时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注:元氏撰墓系,无自耒阳之文),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有饭颗山头之嘲诮(注:唐《本事诗》云:太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此诗太白集不载,不可信)。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新唐诗》本传】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楚、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注:公献赋在天宝十载)。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途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先鸣诸子,至沉郁顿挫,临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注:三川县属[鹿阝]州)。肃宗立,自[鹿阝]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载,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与房[王官]为布衣交。[王官]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王官]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礼。时论许[王官]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王官]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王官]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鹿阝],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亲。从还京师,(注:孺弱饿死,乃天宝十四载自京赴奉先时事。若往[鹿阝]迎家,则在至德二载)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注:更以东都残毁,故乡不可归),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注:此二句当在“往依焉”之下)。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以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注:此说出《云溪友义》,不可信。以公诗考之,严武来镇蜀,章彝已入觐)。武卒,崔[日干]等乱,甫往来梓、夔之间(注:游梓乃宝应、广德间事,至是惟寓夔耳)。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注:此段之谬,与旧史同),年五十九。 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浇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亻全]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为,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馀。残膏胜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于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元稹撰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江陵士曹时作)】

  叙曰: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馀年,仲尼缉合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馀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兴。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子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固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举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耳。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礻付]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之为文,拜余为志。辞不能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 系曰:昔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命宰相试文,文善,授右卫率府胄曹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岁馀,以直言失官,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功曹。剑南节度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 铭曰: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呜呼!千载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

【浦起龙撰读杜提纲】

  杜集不应称草堂。草堂特流寓之一,该不得此老一生。 读杜逐字句寻思了,须通首一气读。若一题几首,再连章一片读。还要判成片工夫,全部一齐读。全部诗竟是一索子贯。 读杜须耐拙句、率句、狠句、质实句、生硬句、粗糙句。 天宝间诗,大抵喜功名、愤遇蹇、忧乱萌三项居多。 玄、肃之际多微辞。读者要屏去逆料意见、腹诽意见、追咎意见。老杜爱君,事前则出以忧危,遇事则出以规讽,事后则出以哀伤。这里磋一针,厚薄天渊。 客秦州,作客之始。当日背乡西去,为东都被兵,家毁人散之故。河北一日未荡,东都一日不宁。晓此,后半部诗了了。本传旧谱并说是关辅饥,没交涉。 蜀中诗只“剑外官人冷”一句盖却。设不遇严武,蚤已东下。夔州诗口口只想出峡,荆州、湖南诗口口只想北还。 说杜者云每饭不忘君,固是。然只恁地说,篇法都坏。试思一首诗本是贴身话,无端在中腰夹插国事,或结尾拖带朝局,没头没脑,成甚结构?杜老即不然。譬如《恨别》诗,“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是望其扫除祸本,为还乡作计。《出峡》诗,“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卢”,“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是言国乱尚武,耻与甲卒同列,因而且向东南。以此推之,慨世还是慨身。太史公《屈平传》谓其“系心君国,不忘欲反,冀君一寤,俗之一改也。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数语,正蹋着杜氏鼻孔。益信从前客秦州之始为寇乱,不为关辅饥,原委为然。 代宗朝诗,有与国史不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不言朝廷轻儒,诗中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若拈了死句,苦求证佐,再无不错。 杜诗合把做古书读。小年子弟拣取百篇,令熟复,性情自然诚悫,气志自然敦厚,胸襟自然阔绰,精神自然鼓舞。读杜诗不颛是学作诗。

文学成就

诗歌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他以“沉郁顿挫”四字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其中“三吏”为,“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一首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极精密、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社会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学习杜甫最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以杜甫为宗的江西诗派。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也有明显的学杜倾向,也像杜甫一样用律诗反映当时的抗清斗争,慷慨激昂。

  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朝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 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文学特点

语言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

意象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书法

  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了。同时,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后世纪念

杜甫墓

  杜甫晚年穷困潦倒,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全家经今湖北入湖南,溯湘江而上,经沅湘以登衡山。大历五年去郴州探亲,因耒水暴涨遇阻,寓居耒邑,耒阳聂令礼为上宾。是年,杜甫因贫病交加,死于耒阳至衡阳湘江舟中。聂令治葬筑墓,背北向南,墓周砌石栏,正面有南宋石刻“唐工部杜公之墓”。

  唐天佑四年(907年)环墓建杜公祠,背北面南,四合院式封山楼房,土木结构。正中主殿设杜甫檀香木雕像,东、西廊房十数间,供祭祀守墓用。宋代在杜公祠旁建杜陵书院。

  杜甫遗愿要归葬首阳山,但其次子宗武因穷困无力做到,只好暂时掩埋于耒阳。在诗人死后四十三年,方由其孙杜嗣业扶柩归葬于河南洛阳偃师首阳山下。现在首阳山下也有杜甫墓。

杜公祠

  堂凡有数处,自成都﹑耒阳、夔州外,又存四祠。四祠指江原、鄜州、同谷、剑门诸祠。今耒阳有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杜甫墓、杜工部祠、杜陵桥、杜陵书院等遗址,在杜甫遗址的基础上辟有杜甫公园。今陕西省西安城南长安少陵塬有“杜工部祠”,为明代创建,解放后全面修整,辟为“杜甫纪念馆”。

杜甫故里

  杜甫故里,位于河南郑州巩义市站街镇南瑶湾村。占地34亩,座北向南,主体建筑有大门楼、杜甫大型雕像、双层亭、诗圣碑林、杜甫墓、吟诗亭、望乡亭、草亭、献殿等组成。整个景区种植花木3000余株,奇花异草点缀、绿树成荫、松柏辉映,巍伟庄重,各种设施具有园林建筑风格,已成为邙岭上闪闪发光的一颗明珠。

  杜甫故里建有纪念馆,陈列历代杜诗版本和研究杜诗的论文,杜甫世系表以及“三吏”、“三别”诗意画等。

杜甫江阁

  杜甫江阁,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属于园林仿古建筑,为纪念唐朝诗人杜甫所建。与橘子洲、岳麓山隔江相望,距天心阁不足一千米。江阁园林区占地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多平方米,主阁共分四层,高18米。2002年长沙市政府决定正式修建,2005年9月19日整个建筑全面建成并通过专家验收,随后向市民进行试开放。

杜甫草堂

  四川成都杜甫草堂,最初为杜甫所建草堂,后经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杜甫草堂是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而成,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和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基本上奠定了杜甫草堂的规模和布局,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的博物馆。历代仅杜甫墓、杜公祠题咏多达六十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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