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
杨守敬（1839年6月2日－1915年1月9日），谱名开科，榜名恺，更名守敬，字惺吾，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清末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
生于宜都陆城一个商人家庭。同治元年（1862）中举，同治四年（1865）考取景山宫学教习，1874年考取国史馆誊录。1880年至1884年任驻日钦使随员，归国后先后任黄冈教谕、两湖书院教习、勤成（后更为存古）学堂总教长。1909年被举为礼部顾问官，次年兼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1915年1月9日，无疾而终，逝于北京，终年76岁。
生平
杨守敬1839年出生于 湖北宜都陆城镇，表字惺吾。同治元年（1862年）次参加乡试中举人后，1865年考取景山官学教习。以后他一共七次进京赶考，虽然没能考中，但结识了潘祖荫和张之洞等著名人物。
杨守敬很小就对地理感兴趣，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用来注疏郦道元6世纪的《水经注》。因为他通晓理知识，1880年出使日本，在驻日钦使黎庶昌手下充任随员。因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西化，传统的中国出版物不再流行，变得十分便宜。因此，杨守敬和黎庶昌在日本购买了上万本中国古籍，有的在中国也很难找到，甚至是在中国绝版的。这些书在1884年以《古逸丛书》之名出版。（杨守敬去世后，国民政府收购了他的收藏，将他的藏书大都保存在国立故宫博物院。）
回国后，杨守敬先后在武昌任黄冈教谕、两湖书院教习、勤成（后改名存古）学堂总教长，筑邻苏园，藏书甚丰，曾参加《荆州府志》的编纂。宣统元年（1909年）被举为礼部顾问官，次年兼聘为湖北省通志局纂修。武昌起义后，有歹徒持枪入屋，声言“借盘费。”避居上海。
袁世凯任大总统，欲聘其为顾问，以“年老无意出山”拒绝赴任。晚年在上海卖字为生，自号邻苏老人。民国四年（1915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
逝世后，民国政府派专车护送灵柩回宜都，归葬宜茔龙窝。
成就
杨守敬二十五岁前往北京，即好金石学，搜求汉、魏六朝金石文字，结交好友潘存。杨守敬在四十一岁的《年谱》写：“孺初（按潘存）以穷京官，自顾不暇，而啬衣缩食，以济吾用。……记之以告子孙，其恩不可忘也。”同治六年（1867年）着成《激素飞清阁评碑记》。
《三续寰宇访碑序》中说：“同治癸亥，余年二十有三（三当五）。入都，即好金石之学。”
《望堂金石二集》中说：“余癸亥入都，游法源寺，见翁刻尚存……往拓乃得数纸。”
在日本期间，收集散佚在日本的中国古籍，写成《日本访书缘起条例》。在大阪市，有人见杨购书，“莫不窃笑癖而且痴，而余不顾也。”回国后黄公度鼓励他写成《日本访书缘起条例》。
其亦好研究《水经注》。潘存为《水经注疏》初稿题《叙语》：“楚北杨君惺吾，博览群籍，好深湛之思，凡所论述，妙语若百诗，笃实若竹汀，博辨若大可。尤精舆地之学，尝谓此事，在汉以应仲远为陋，在唐以杜君卿为疏，此必有洞见症结，而后敢为斯言，所谓眼高四海空无人者也。所撰《历史舆地图》，贯穿乙部，《隋书地理志考证》，算及巧历，而《水经注疏》神光所照，直与郦亭共语，足使谢山却步，赵、戴变色，文起梅村，未堪比数，霾蕴岁久，焕若神明，旷世绝学，独有千古，大雅宏达，不我河汉。”
光绪三年（1877年）《水经注疏·江水》的初稿写成。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弟子熊会贞撰写《水经注疏》稿成。杨守敬每每点出：“此戴袭赵之确证。”
《虞初近志·杨守敬传》记载：“后十余年，与衍相见京师，则亟出《水经注疏》稿本相质，曰：‘吾书幸以成，多弟子熊生助属稿。’”陈垣曾与胡适论杨守敬《水经注疏》的成书年代。胡适根据杨守敬致梁鼎芬两封只署有“四月十三日”信札，于1948年8月14日写成《跋杨守敬论水经注案的手札两封》，考证此二信杨守敬写于光绪十九年或再后一年，陈垣回信说：“大跋在杨守敬写给梁鼎芬的信里，发见杨守敬光绪十九年还没有《水经注疏》的著作”。陈垣则认定信写于光绪二十三年。吴天任根据梁鼎芬《节庵先生遗诗》卷五“黄州诗”的记载，认为信写于光绪二十年，似较为可信。（见《杨惺吾先生年谱》）
《水经注疏·卷五》，顺帝更名安平……道元误矣。戴改安帝。杨疏：“赵氏不捡……而……以订郦氏，大谬。戴氏亦不加详考，竟依改，可哂也。”
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罗振玉给杨守敬信中，称赞其“舆地之学”与王念孙、段玉裁之“小学”、李善兰之“算学”为当时的“三绝学”。
工书法，宗欧阳询，撰有《楷法溯源》、《评碑记》、《评帖记》、《学书迩言》等。藏书40万卷。
著有《历代舆地图》、《水经注图》、《水经注疏》、《隋书地理志考证》、《寰宇贞石图》、《日本访书志》等。民国八十年（1991年）王永瑞编审《杨守敬集》。
书法
杨守敬的书法、书论驰名中外，于楷、行、隶、篆、草诸书俱长，撰有《楷法溯源》、《评碑记》、《评帖记》、《学书迩言》等多部书论专著。在日本期间，杨守敬以精湛的汉字书法震惊东瀛，折服了许多书道名家。他还应邀讲学、交流书艺，且收录弟子，在当时的日本书道界括起了一股“崇杨风”，其影响至今犹存。
杨守敬的书法在其众多的成就中，位列第三，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地位。
杨守敬主张书法要“变”，变即是创新。他阐述后人的书法与前贤的书法“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洒洒14卷，目录1卷。顾名思义，他是在探寻楷法的源流，也是在论述文字的变革、书法的创新。“顾氏隶辨，皆依韵分篇，便于检寻，然而偏旁错杂，不足于见八法之变”。“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杨守敬在此书中如此反复论述书法之变，其创新意识自然溢于字里行间。历代书家定论在书法上要有新造诣，必须具备“三要”，即一要天分，二要多见，三要多写。杨守敬在肯定前人三要的同时，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他认为“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应该肯定，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
杨守敬不仅学富，而且品高。一是潜心艺事，无心仕途，十分痛恨统治人民的当权派。他曾被礼部选为安徽霍山知县，他以“力辞不耐薄书”而拒任。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为了笼络人心，聘他为顾问，并加以参政任，他又以“年老无意出山”拒绝赴京就任。二是资助乡里，体贴民众。三是热爱祖国，驻日期间，购回了大量流失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化书籍，许多还是孤本，为保存中国的文化典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守敬于书法，真草隶行篆诸体皆擅，但最具特色的当推其行楷。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陈上岷先生对杨守敬的传世书法更是情有独钟，“熔汉铸唐，兼有分隶引楷之长，在清代末期，真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独拔艺林”。究其原因，一是见识广博。大凡作为书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杨守敬先生即是如此。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杨守敬先生说：“多读书自能作文，多看名迹自能书”，这是至理名言。毕保厘在《楷法溯源》序中说杨守敬“收奇选异，积篑成山”。勿庸置疑，见识广博是其书法风格形成的坚实基础。二是碑帖并尊，这是杨守敬书法制胜的高明之处。历代书家重视南帖，而杨守敬更注重北碑的研习。有清一代，大兴碑学，有人拒之南帖，把碑和帖绝对起来。而杨守敬始终碑帖并尊，唯美是尚，力破传统，自立门户。因此，其传世书法形神兼备，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语）。
“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外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是甚辩，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说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诸法之妙乎？”这则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对先贤“笔笔中锋”、“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撞击，也让人明白了一种哲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更可贵的是杨守敬不作凭空臆造，不作无稽之谈，而是身体力行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并使之光大。这样，促成了他的书法风格独特，有异人之趣的笔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其书法高古、深远、质朴、秀逸的一面。
光绪六年至十年在任出使日本大臣庶昌的随员期间，广泛搜集国内散佚的书籍，并带去汉、魏、六朝、隋、唐碑帖13000余册，致力于六朝北碑书法的传授，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著有《书举要》、《评碑记》、《学书迩言》、《望堂金石》、《重订说文古本考》、《楷法溯源》。论者赞许为千古绝业。《行书七言联》，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纸本墨迹，行书。七言联1则，凡上下联14字，款9字。共23字。杨守敬精于书学理论，曾作《书学迩言》一书，阐述书法理论，多有独到见解。他的书法在日本影响很大，开日本现代书法的先河。这幅行书作品，运笔加强力度，撇、捺、垂露都笔笔送到，大有雄放之气，同时，在法度之中加以变化。亦有的笔画，如撇、捺却加以放纵，使整幅作品气韵生动而富有个性。字的结体取横势，是六朝碑版的特点。从行笔上看又不尽是六朝笔法，字里行间有很浓的粘味；每个字结构疏密参差，纯朴古拙，得自然之趣。整体章法一气呵成，气势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