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
林伯渠（汉语拼音：Lin Boqu；1886-03-20～1960-05-29），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名祖涵，字伯渠，以字行。湖南安福（今临澧）人。卒于北京。1904年赴日留学。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1921年1月，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次年以中共党员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后被孙中山委任为总务部副部长，参与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1924年出席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次年出任农民部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赴苏学习革命理论和经验。1932年回国后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职。1935年10月，经一年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起长期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领导边区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1945年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47年随中共中央留守陕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等职。
生平
1902年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1904年被选送到日本官费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因反对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归国，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0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次年初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后在广州和上海，多次安排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中共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与孙中山会见。1923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总务部副部长，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兼农民部部长；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1 927年2月被推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国民党的领导工作。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1928年赴苏联学习、工作。1932年回国，次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审计委员，同月出席中华苏维埃二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任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第二届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同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革军委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总供给部部长。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和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行长。他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提高“苏票”信用，加强财政统一，保证了前线和后方的供给。同年12月底，中共中央确定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林参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致力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1937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代理西北办事处主席，全面负责政府工作。5月，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后，随周恩来等奔走于西安、南京、庐山之间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终于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林担任中共中央驻陕代表。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林被任命为主席。此后，他奔走于西安与延安之间，同时兼顾两地的工作。
在西安，林住在七贤庄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充实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为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等问题，多次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利用一切机会发动和组织民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经常接待爱国民主人士，同他们恳商抗日大计；对陕西省以外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以及许多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也相机做了许多统战和团结工作。为了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他同张国焘的叛逃进行了斗争，又在国民参政会上坚持反对汪精卫民族投降主义的立场。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起起反共摩擦事件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揭露国民党特务暗杀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的罪行，多次营救被国民党军扣押的八路军人员和车辆、货物。特别是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与彭德怀一起向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强有力的斗争。与此同时，林还为八路军、新四军输送干部，招收进步青年，在领取、购置和运送抗战物资及生活物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0年10月，林卸去中共驻陕代表之职返回延安。此前，从1937年起，他一直是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常委，还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工作重心一直是政权建设。此次从西安回来，更集中全力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这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最困难时期，他把全面贯彻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作为工作中心。为此，首先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并以搞好“三三制”选举作为建设“三三制”政权的基础。1941年11月，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隆重召开，林致开幕词并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林连任边区政府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铭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三三制”政权建设中，他把能否团结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共事，使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有权，视为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并带头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其次是领导边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边区上下经过三次精简，基本上实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第三，在领导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坚决贯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生产建设又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使农、工、商协调发展。第四，积极参与领导和投身于整风运动。他不仅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批判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而且手拄拐杖亲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甚至微服出巡，到各地实地考察，给广大干部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榜样。他关怀干部，尊重干部，信任干部，在整风运动后期的“抢救运动”中挺身而出，保护了不少干部。
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从1943年起，林伯渠领导边区军民，以发展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为中心，开展了更有成效的建设，实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文教建设也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广大军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把边区建设成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此期间，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1944年2月至11月，林曾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对“拉蒋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最大的努力。返回延安后，他出席了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拥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于解决党的历史问题所采取的方针。1945年4月至6月，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并作重要发言，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战胜利后，林领导边区军民为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而奋斗。1946年4月，他在边区三届一次参议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并第三次连任边区政府主席。会后，在全边区广泛开展了生产、减租和练兵运动，从人力、物力上为自卫战争奠定了基础。1947年春，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3月13日，林伯渠率边区政府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继续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做好支前工作。为了更有力地支持人民解放战争，林于8月至10月东渡黄河去山西，同晋绥解放区领导人会商，实现了两区财经统一。回陕北后，为了不影响党内团结和群众斗争情绪，他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地纠正当时土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同年12月，出席了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会后，他向边区人民提出了“恢复经济，解放大西北”的新战斗任务。1948年4月22日，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5月11日，林伯渠率边区政府返回延安，除继续领导支援战争外，积极部署恢复经济和生产救灾工作。同年12月16日，林奉命离开延安到中共中央工作，参与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林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在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3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9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又被选为常务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54年和1959年召开的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期间，他以古稀之年，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60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述收入《林伯渠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