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字通
《正字通》，十二卷。旧本或题明张自烈撰，或题清廖文英撰，或题张自烈、廖文英同撰。是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所分部首与梅膺祚《字汇》相同，凡214部。部首次序和每部之内的字次都按笔画多少来排，这也跟《字汇》一样，但是《字汇》注释比较简单，而《正字通》繁博得多。以楷书为字头，大抵每字之下先注音，注音先以反切，再施之以直音。次释义，释义旁征博引，资料甚详。之后列出与该字头相关的一系列字，并判明与字头的关系，如俗、通、正、同、譌等等。
《正字通》是明代一部很重要的正字书，保存了大量俗字异体，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用字状况。惟引书有的失注篇名，一字又有重见于两部的，都是缺点。
《正字通》，清钮琇《觚賸·粤觚下》云：“《正字通》出衡山张尔公（自烈）之笔，昆湖（文英）为南康太守，以重貲购刻，弁以己名，实非廖笔。”裘君弘《妙贯堂餘谈》也称文英歿后，其子售版於连帅刘炳，有海幢寺僧阿字，知本为自烈书，为炳言之，炳乃改刻自烈之名。诸本互异，盖由此也。可见《正字通》确是张自烈编。但根据今天所能见到一些本子附有满文十二字头，则可断定这絶非出于明人张自烈手，显然是廖文英在增益张书时所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从震泽吴山愚《復社姓氏考略》卷六所引《西江志》中检得有关《正字通》著者的资料，不仅进一步确定了此书作者为张自烈，而且搞清了张、廖二人的关係：张自烈晚年因明亡不仕，隐居匡庐，时廖文英为江西南康知府，因仰慕自烈为人，所以张自烈之书最初由他付梓当是极有可能之事。时值清初，廖又添入满文字母。《正字通》有今日之定本，与廖文英有关是不可否认的，至于《四库提要总目》认为廖将张书“掩为己有”，当然也事出有因，并非无稽之谈。《正字通》前所列诸人《序》，众口一词，无不以文英为此书撰者，廖文英自序说得更明白，称“叨守南康”以来，“少暇，更博采旁稽，出向所闕疑者，与多士共同讨论。性復健忘，遇有所得，輒笔记之。阅三年，粗成定本，原以课儿及受业诸生耳”，因“客有请者”，使“公诸寓内”，“顾予俸薄，安能遽受剞劂？会坊人鳩貲就版於白鹿洞，因名曰《正字通》，……若谓集字学之大成，则予又何敢自信？后有作者，尚精较诸。”俨然以《正字通》原始作者自居，只字未提张自烈。无怪《觚》、《妙贯堂餘谈》、《四库提要》要斥其剽窃。
由于《正字通》之作者问题尚有上述歧见，所以成书之确切年代颇难确定。现据廖文英自序结题一康熙九年岁次庚戌孟秋朔日”云云，大致推断此书成於清康熙之初。
《正字通》有清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弘文书院刊本、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吴源起清畏堂刊本以及康熙间秀水王氏芥子园重刻本。
内容与特色
《正字通》较明末梅膺祚《字汇》为晚出，基本上是为补正《字汇》的缺漏和错误而作，所以在分部、排列等体例方面一仍《字汇》之旧。《正字通》沿用了《字汇》首创的新部首分类法，将所收三万三千六百七十一字分别归属二百十四部。全书分为十二集，每集命以地支之名，始於子而终於亥，一集内有再细分上、中、下者。正文前总目中标明每一部收多少字，若所收字数与《字汇》同部所收字数不合，则注明“旧几宇，今增大字几，注附增小宇几”，每一集目标中，注明各部所收字从“几书至几画止”，颇便於查检。此书还将《字汇》首末卷的各种附録，如“运笔”、“从古”、“遵时”、“古今通用”、“辨似”等一并以《字汇旧本卷首》的名目排列在正文之前，只摒除了《字汇》的《韵法直图》一项和每部前面的目次表。其凡例和正文中所谓“旧本”、“旧注”之“旧”，即是指《字汇》而言。
《正字通》在编排和说解内容方面，有些地方也改变了《字汇》的原式；又因为它是补正《字汇》的缺点错误的，因而也确有许多改进和优于《字汇》的地方。《正字通》之特色，扬榷而言，有如下几端：
一、虽沿用《字汇》按部分画的原则，把一个字的古、籀、譌、俗各体分隶各部，但於本字释文之中将散见各部的异体一一注明，可使读者同时对异体也一目了然。如刀部十二画“划”字释文分别将篆体“划”、别体“”、体“”、“”、“”一并列出。
二、对复音词特别是连绵词，如“鸚鵡”、“梐枑”、“校朽”、“狻猊’之类的处理，《正字通》一改《字汇》前后两见、重復説解的弊病，而采取一处详释一处略举的合理方式，使之只见於一处，避免了迭牀架屋。如“狻猊”之义在七画“狻”字下详加注解，八画“猊”字则只注音切，说明“见前‘狻’注”。对不同部而相通的字，如口部的“呐”与言部的“訥”，《字汇一的注释彼此杂见；《正字通》则於“呐”字下解释两字的异同，在“訥”字下仅注明“详见口部‘呐’注”。
三、改正《字汇》的误收、错说和错训，《正字通》凡例云：“旧本有字画讹省者，有非古文以为古、非俗字以为俗字者，有字同异训、字异训同者，有首尾重復自相矛盾者。”其间援证失伦，真偽错互而为《正字通》指擿纠正者不在少数。如纠正误收，《字汇》目部收“”、“”二字，《正字通》则在“”字下注：“、并俗字，宜删。”纠正误説，如《字汇》手部有‘捃”字，注曰：“与‘攟’同”，而手部与“攟”通的“攈”字释文却又説：“《六书正讹》别作‘捃’，非。”《正字通》便在“捃”字释文中指出：“攈、攟、捃古通，旧本……前后矛盾。”纠正误训，如《字汇》训“嚬”为“笑”，《正字通》口部“嚬”字释文正读曰：“‘嚬’与言部‘’别，未闻训‘嚬’为‘笑’者，信如旧注‘笑’，则韩昭侯所云“一嚬一笑’犹言‘一笑一笑’，西施当是病心而笑，背理甚。”此外，对《字汇》涉及州郡沿革、古今姓氏诸字的缺漏、错误或未详也作了订补。
四、打破了《字汇》在注音上率由旧章、因循成规的保守思想。作为古音学上清初取得长足进步的反映，《正字通》对宋代以来广泛流行并有很大影响的“叶音”之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除诗歌、铭讚、謡谚叶以外，其他概不载叶音，不照搬《字汇》引《周易》、《礼记》、《释名》、《白虎通》之类书常强叶其音实际上是违反科学的做法。此外，《字汇》对同字同音，有时采用诸家之说，分注几个反切，使读者无所适从；《正字通》对一个字的一个音读，只注一个反切，减少了纠纷。
五、对所收字的说解不专主一家之言，也不专主汉晋之说。以往字书除引《说文》外，罕採唐以从之书，多只以汉晋人注释为根据，而《正字通》凡例则云：“释经概从马（融）、郑（玄）、王（肃）、赵（岐）、程（颐）、朱（熹）、蔡（沉）、陈（淳）诸家传注，粗通大义。”又云：“凡《法华》、《楞严》诸经，及歷代禪宗语録，择可存者附本注。”《正字通》引书范围之广於书前引用书目中可明显看出，这样既可扩大知识范围，又可广闻异说。兼取眾说并能择善而从，是《正字通》有别於《字汇》和以往其他字书的地方。例如人部“传”字的说解，所引《内则》及注，即是全引元人陈澔《礼记集说》之文，没有再加解释，这是因为，“传，移也”虽是郑玄注，但语焉不详；孔颖达疏虽加阐释，亦不甚明了。而除陈澔《集说》是兼取注疏而改写的，言简意賅，所以引陈注后无需再加说解。不寧唯是，《正字通》在引用经籍原文时，注意了上下文的连贯；并引用原注来说明所引之书，有时还对所引之注再作解释，使注的意思更明白晓畅。仍以“传”字释文为例：“又《内则》：‘父母舅姑衣衾、簞、席、枕，凡不传。’注：“传，移也。’谓此数者每日置之有常处，子与妇不得移置他所也。”
六、注意吸收字义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產生的新义项，包括当时俗语词中包含的新字义。如近代汉语中“派”字由“水的支流”所引申出的“分配”义乃以往字书所未收，《正字通》则吸收了这一新义项，释为“物均分曰派”。
由於以上特点，比较《字汇》，《正字通》确有其改进之处，但是也存在不少缺点。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出的，徵引繁芜，颇多舛驳，实此书一大弊端。例如“方”字、“文”字之释文皆长达千言，“主”字、“传”字和“琶”字的说解分别有九百和六百之多。不仅失之太繁，而且其基本内容往往与《字汇》大同小异，只不过增加了引证和解说而已。其次此书“又喜排斥许慎《说文》，尤不免穿凿附会”。例如人部“候”字注：“呼扣切，音后，伺望也。《释名》：‘候，护也，可以护诸事也。””其实，“候”义“伺望”，原见《说文》，字本作“倏”。《正字通》先出此本义，本来是很正确的，但偏不出《说文》而引《释名》之声训，其义又不相副。其末还要加说明：“通作‘’，《说文》有‘’无‘候’，互见前‘侯’字注。”而“侯”字注仍本《说文》，详辨“侯”、“候”两字的区别。实在过於执拗，殊为治文字训詁者之大病。至於《字汇》引书不出书名、篇名之弊，亦同样见於《正字通》。崇尚《说文》的清代学者往往十分鄙夷《字汇》、《正字通》一类的书，朱彝尊《汗简跋》中曾说：“小学之不讲，俗书繁兴，三家村夫子挟梅膺祚之《字汇》、张自烈之《正字通》以为兔园册子，问奇字者归焉，可为齿冷目张也。”所谓“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正字通》在清代学术界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儘管此书当时地位不高，但连四库馆臣也不得不承认由於“《说文》体皆篆籀，不便施行；《玉篇》字无次序，亦难检阅。《类篇》以下诸书，则惟好古者藏弆之，世弗通用；所通用者，率梅膺祚之《字汇》、张自烈之《正字通》”。可见和《字汇》一样，《正字通》在民间的流行和影响是十分广泛的。
自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问世以来，中国字书“分别部居不杂厕”的部首分类法沿用了一千多年，直到金代韩孝彦、韩道昭《四声篇海》才对《说文》这一体例进行了一些成绩并不很大的改造，改併《说文》五百四十部为四百四十四部；而真正出色地完成部首分类革新的即是受到轻视的《字汇》和《正字通》。《字汇》首创的二百十四部分类为《正字通》所继承，中国古代字典体式、规模的确立，《正字通》起了重要开基作用。比之《字汇》，《正字通》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后出的《康熙字典》正是在《字汇》、《正字通》奠定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古代字典从形式到内容的革新的。
关於此书的研究著作，清徐文靖《管城硕记》三十卷中有《正字通略记》四卷，今存。另据谢启昆《小学考》载，清胡宗绪有《正字通芟误》，收入《桐艺文志》，存佚不明。
作者
张自烈，明季文士，生卒年无考。《四库提要》於《正字通》条下云：“自烈字尔公，南昌人。”而同书“四书类存目”中有《四书大全辨》三十八卷，云：“明张自烈撰。自烈字尔公，宜春人，崇禎末南京国子监生。”其人时代名字，均与作《正字通》者同，但一作宜春人，一作南昌人，两县同隶江西，未审孰是。余嘉锡乃据吴山愚《復社姓氏传略》卷六所引《西江志》提供的资料：“张自烈，宇尔公，号芑山，宜春人。博物洽闻，著有《四书大全辨》、《古今文辨》、《正字通》十餘种行世。”断定其籍贯确为宜春（今属江西省）。关於张自烈之生平行事，《四库提要》云：“自烈与艾南英为同乡，而各立门户，以评选时文相轧，詬厉喧呶，没世乃休。”清宜兴陈贞慧《书事七则》中有《防乱公揭本末》篇，记明末阮大鋮事云：“乙酉，逮诸生沉寿民、张自烈、沉士柱，凡号为清流者，惴惴惧重足立矣。”则张自烈为当时復社文人之流亚无疑矣。所著书除最负盛名的《正字通》和上文涉及者外，尚有《与古人书》二卷、《芑山文集》二十二卷、《芑山诗集》一卷和《诸家辨》，
廖文英，清初人，字百子，号昆湖，连州（今广东省连县）人。性通敏，少嗜学，长读书榕园，年二十筮仕。博涉经史百家，究心理学，康熙中官南康府知府，曾主持修纂《南康府誌》十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