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艺学
民间文艺学（汉语拼音：minjiɑn wenyixue；英语：folk literature,knowledge of），研究民众口头文学作品及其传承现象的学科。主要任务是对各类民间文学作品进行理论的探索和阐明，或对它的理论史进行清理和论述。诸如研究民间存在的口头文学的性质、特征、流传和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探讨民间创作所具有的形态、结构，揭示它与民众的社会环境、物质条件、生活境遇以及思想、感情、要求的关系等。中国民间口头文学十分丰富，它的收集、整理工作也是这一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古代民间文学作品的记录和收集
中国记录、收集民间口头文学有悠久的历史，至少春秋战国时期这方面就有了显著的成绩。此后历代都有著录，很多古代载籍在民间文学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在《诗经》国风和小雅（一部分）中，就收集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民间歌谣。宋人编纂的《乐府诗集》同样录载了相当丰富的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和杂歌谣辞，这些民间歌谣是古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散文作品从春秋战国起就有记载，如《山海经》、西汉末“纬书”记述了许多原始形态的神话、传说，魏晋六朝兴起的志怪小说（如《述异记》、《续齐谐记》等）、后来编辑的《太平广记》及历代笔记中，也都保存有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谚语的编辑是从宋代周守忠开始的，明代杨慎继续收集古今谚语、民谣，编有《古今谚》等。冯梦龙在民间文学辑录方面成绩最大，他编辑了《山歌》、《笑府》、《广笑府》、《黄山谜》等书，是难得的民间文学作品收集家。
中国古代关于历史和哲学的著述，往往引用民间文学作品说明问题；文人的文学创作中也多有以民间文学作品为题材或据以进行再创作的，这便以不同方式保存了古代人民的口头文学。例如，先秦诸子著作中就保存有大量的古代寓言。
古代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的产生也是很早的。《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中国诗学上有代表性的言论，之后的《礼记·乐记》、《诗大序》等也都有类似的话。《诗经·魏风》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公羊家何休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都是讲民间歌谣产生于现实生活以及唱歌在劳动中的作用问题。
古人把作诗的方法系统化为赋、比、兴3种，特别是“兴”这种手法在民间歌谣中一直沿用至今。而它在2,000多年前就被发现，并给予准确的命名，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诗学的发展程度。
宋代朱熹在《诗集传》序言中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并在具体的注文中抛弃了汉代经学家那些把许多诗附会到史实上去的旧说，对赋、比、兴也有了较为简明确当的解释。
中国古代文献保存了相当丰富的神话、传说、故事的资料，可是，很多带有原始思维特点的神话、传说，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被删削、节略而历史化，有的虽然未经改窜，但儒家对其中神怪的因素加以曲解，使之合理化。如《太平御览》引《尸子》所记孔子对“黄帝四面”的解释：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还有《吕氏春秋·察传》孔子把“夔一足”解释成“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这种把神话、传说历史化的解释和作法，成为后代儒家把神话、传说历史化的重要依据。它除反映儒家理性主义思想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由于时代发展，某些远古神话已不能为后世所理解和信奉。从研究角度看，屈原的《天问》对许多古代神话、传说提出质疑，就是在这种时代条件下产生的。这类资料和创作对于研究古代神话、传说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保留了许多古代小说的目录，并对古代小说的起源、意义等作了说明：“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对古代小说的这种看法，一直为后代史学家等所承袭。
东汉还有一些学者，如王充、应劭，他们对古文献所载和当时流传的神话、传说、民间风俗等，也用一种唯理主义观点去评价。例如关于共工怒触不周山，折天柱，绝地维的神话（《论衡·谈天篇》），燕太子丹致天雨粟、乌头白、马生角的感应（《风俗通义》卷二）等，都被认为不合事理，给以驳斥。一方面表现了这些学者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还只能指出神话、传说的某些情节非实际生活所能有，对于古代神话、传说产生的社会条件及其思维特点，仍然缺乏理解。这种情况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不能忽视的现象。至于他们著作中保留的古代神话传说资料，则更可宝贵。
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是在“五四”前夕歌谣搜集活动中开始的。由于新的文化思潮的影响，1918年春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从此以后，采集民间文学的工作盛行一时，二三十年代各种民间文学作品集大量涌现。民间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工作，也是在北京大学校刊发表《歌谣选》的时候开始的（个别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要更早些）。当时北大校刊在所登歌谣后面都附有简单评论，如李大钊在他收集的短谣“瘦马达拉脖，糠饭秕子活”后面评注说：“直隶乐亭一带，地主多赴关外经商，农事则佣工为之。此谣乃讽地主待遇工人不可太苛；言地主以糠饭食工人，则工人所作之工活，亦秕子类也。”《歌谣周刊》出版后，发表作品的范围逐渐扩大，并且每期都要登一些短论或讨论文章，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等论文，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此后广州、杭州等地同类刊物也都既刊登各种民间文学作品、民俗介绍，又发表评论和研究文章，有的还出版理论研究专刊，对国外的理论著作加以介绍。民间文学的理论活动渐渐成为文化科学界一种常见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民间文学理论活动约有3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北京大学校刊刊出《歌谣选》到抗日战争爆发为第一阶段；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算作这方面研究和理论发生、发展的时期，在研究观点上初期主要是文艺学的，如用诗歌的理论去评论歌谣之类，但也有人从教育学、民俗学等角度进行考察，如探讨民间童话的教育作用，或者着重从民俗现象上去谈论歌谣、故事等。第二个阶段，由于战争的影响，在不同政治区域内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国民党统治区的学者们，由于当时政治上处理边疆问题的需要和他们住在接近少数民族聚居省份的方便，他们更有条件发展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并从这些学科的角度去研究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和语言、风习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地区，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时学习人民群众的民间艺术。延安鲁迅艺术研究院的同志收集了许多传统的和革命的民歌，后来由何其芳和张松如编选成《陕北民歌选》出版。这个时期很多作家依据民间艺术进行创作，新的小型秧歌剧流行一时，产生了《白毛女》等优秀作品。李季运用信天游的形式创作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小说也与民间文艺有着多方面的联系。这一时期的部分评论和研究文章编辑成《民间艺术和艺人》、《民间音乐论文集》以及《秧歌论文选集》等书，汇集了民间文学理论初步建设的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0)，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都继承并发展了解放区的传统。民研会刊行以发表理论文章为主的《民间文艺集刊》和作品、理论兼及的《民间文学》。在《民间文学》上曾展开关于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范围界限等问题的讨论，对新民歌、反帝传说故事以及各族民间诗人歌手的创作进行评介，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述和苏联的口头文学理论。
1966～1976年，民间文学事业遭到严重摧残。1976年之后，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北京和一些省份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很多大学文科开设了民间文学课，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也逐渐扩展。北京出版有民间文艺理论刊物《民间文学论坛》、《民族文学研究》，上海有《民间文艺集刊》。许多专题的讨论会，如史诗讨论会、神话讨论会、白蛇传讨论会、孟姜女传说讨论会、机智人物故事讨论会、吴歌讨论会、花儿讨论会、傣族文学讨论会等不断召开。神话和史诗成为研究的热门。这个时期有多种民间文艺基础理论著作出版，国外民间文学理论的译介范围也更加广泛。
20世纪末，神话研究、史诗研究、故事研究、传说研究都获得长足进步，民间文艺学研究逐步走向规范和科学。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与民众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力度加大，促进了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和广大民众及相关学术团体对民间文化保护和研究的重视，民间文艺学研究再获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