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复生
王复生(1896～1936)，原名王濡廷，化名甄海，亦称振海。男，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1896年9月27日生于云南省祥云县下川坝王家庄一个耕读世家，1936年8月15日，牺牲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当时，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组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王与罗章龙、李梅羹等参与其事。在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他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
1919年5月，王复生积极参加领导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1920年，李大钊支持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是发起人之一。同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又加入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劳动组会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1922年春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他改革教学内容，向学生推介《先驱》《新青年》等革命刊物。“二七”惨案消息传到华县，他发动师生召开大会。在县城游行示威，声讨军阀罪行。同年冬，他到赤水会见王尚德，研究成立了进步社团赤社(亦称青年励志社)，促使陕东革命力量走向联合。1923年暑假，王回北大复学。1925年夏又奉派来陕，在绥德省立四师任教，参与陕北早期青年团和中共组织的创建活动，次年春返回北京。
1926年夏，国民党中央派王到云南工作。他和杨青田主持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宣布成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王为负责人，参与领导“倒唐”斗争，促使滇系军阀唐继尧迅速垮台。1927年初，和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一起组织成立了云南省农民协会。
大革命失败后，王被中共组织派往东北，在永吉、滨江、龙江、瑷珲(今黑河市爱辉区)等地，进行反对国民党新军阀和抗日救国斗争。1936年6月在齐齐哈尔被日军逮捕，同年8月15日惨遭杀害。
生平
王复生出生在书香之家，自幼在祖父、父亲的启蒙教育下，打下了较好的学习基础。1912年春，王复生考入省立大理第二中学第七班，由于他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深受师生的好评。1916年春，王复生中学毕业后，去省城昆明补习功课，年底，参加了云南选送北京学生的严格考试，被北京高等师范体育专修科录取。翌年春，就读于汇文学校兼攻英语，1918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后升入法国文学系。王复生在北大学习期间，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迅猛兴起的时期，西方各种学说纷纷涌入中国，北大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校方针，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大钊、陈独秀为北大教授。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学说，王复生在知识救国思想的鼓舞下，广泛学习中外学术论著，对中外文艺理论思想有一定见解。他在日记中写到：“近读《元曲选》，觉吾国文学思想观念与彼方（西方）大异，西洋思想固应当积极介绍灌输入国内学术界。”他在认真学习和了解西方各种学说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8年，为了在进步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决定将馆藏的西方外文图书，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加以编目制卡，撰写提要，以方便学生借阅，为此，组织思想进步、谙习外文的王复生、罗章龙、宋天放等参加译文工作。在翻译工作中，王复生较多地接触和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问题。中国政府代表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正义要求。4月下旬，和平会议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悍然决定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这个消息在中国人民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北京高等院校的进步学生提出：必须发挥国民外交作用，发挥民众的力量，“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五四”运动前夕，由王复生、罗章龙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组成秘密行动小组，实施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行动。5月4日，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进行示威游行，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示威群众32人。5月5日，由于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爱国学生，北京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也纷纷响应。同时工人阶级也参加了这场斗争，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于6日释放逮捕学生，革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王复生看清了反动政府的残酷、腐败，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思想明显地起了变化，从追求科学与民主转到救国救民的时代使命上来，改变了自叹“欲于世界上创造一块清白干净之土以自托，实有所不能也”的悲观想法，取“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改名“复生”，决心“作成有益于社会、国家、世界、人类的工作”。1919年12月，为推动湖南反对军阀张敬尧的革命活动，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组织了100多人的请愿团赴京，新民学会会员，湖南旅京学生及各界人士，在北大举行慰问湖南省赴京请愿团大会，王复生以“辅社”和学生会的身份应邀参加大会。会后，王复生拜访了毛泽东，倾听了关于湖南民众驱逐张敬尧的见解后，在日记中写到，“记毛润之言：湘人于张敬尧誓不两立，然苟欲吴佩孚督湘，湘人想象之事实，或可减少痛苦。然为《新文化运动》计，则宁取张敬尧而斥吴氏。盖张敬尧，虽不学无识，其于新文化，但知其不利于己，不好而已。而其不好与好之何在，固懵然也，亦无术代以新文化以补之旧文化，吴佩孚思想顽固，苟其实行排斥新文化，必以固旧之思想文化代之。湘人脑力上所受之痛苦，更痛矣！与吾同意。”1920年1月18日，王复生同“辅社”成员一起，在陶然亭为毛泽东回湖南饯行并合影。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王复生与邓中夏、罗章龙、高尚德等北大同学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现称来雨轩）聚会，决定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立英、法、德文翻译组，翻译马克思主义。王复生担任法文翻译组组长。王复生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了解研究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对革命的积极性，多次去北京丰台铁路和门头沟煤矿工人中调研，并组织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回校后向研究会作了“劳动运动研究”的专题报告。为了启发弟弟王德三走上革命道路，他定期给王德三寄《新青年》、《向导》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王德三到北京后与王复生一起生活，思想进步更快，为革命忘我奋斗，先后担任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书记和省临委书记，1930年12月31日，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王复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活动，于1920年冬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复生入党后，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投身革命工作。他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北京、天津、唐山等地，为开展工人运动尽心尽力，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一位得力工作者。他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到陕西建立党团组织，回滇“倒唐”，开展工农运动，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党组织派遣王复生到陕西开展建党建团工作。王复生到陕西后，以华县咸林中学为据点，联系渭南赤水镇“两等职业小学”的王尚德。王复生以学校为讲坛，以师生为对象，在教学中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平时与学生交朋友，组织“青年励志社”、“学生体育会”，学习“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和进行演讲，通过郊游、旅行等社会活动，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23年春，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消息传到咸林中学，王复生组织师生召开悼念死难烈士，声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暴行的大会，在华县县城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在王复生、王尚德等人的领导下，咸林中学和赤水“两等职业小学”的进步师生阅读革命书刊，讨论革命的有关问题，组织演讲团到高塘、下郅等乡镇开展宣传革命的活动，为后来渭南、华县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同年秋天，王复生回到北京学习（王复生、王德三读书期间的费用，由兄弟两人轮流到陕西作教接济）。
1924年，王复生等组织发起云南旅京进步青年成立革新社（后改为新滇社），出版发行的《革新》、《铁花》周刊，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批判云南军阀唐继尧的腐朽统治，号召云南人民推翻独裁政权，革新云南政治。1925年8月，王复生服从党的派遣，到陕北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任教。“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后，中共陕北特别支部立即组织爱国师生开展罢课和游行示威，抵制英、日货，募捐援沪的运动，为陕北反基督教大盟撰写了《耶稣是什么东西》的宣传文章，帮助人们认清基督教的本质，对陕北的反帝斗争起了积极作用。1925年冬，王复生奉命离开陕北回到北京，从事学生运动和主持“新滇社”的工作。
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京区委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5000余人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段祺瑞的卖国罪行，在执政府门前，卫队开枪镇压，当场伤200余人，死亡26人，造成“三一八”惨案。王复生等组织“新滇社”成员和云南的进步学生参加了游行，“新滇社”骨干，共产党员姚宗贤、范示融在“三一八”惨案中罹难，他以悲愤的心情写了《新滇社为“三一八”流血宣言》，声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血腥罪行。他在后来发表的《“三一八”流血的代价》一文中指出：“三一八”流血的代价，使人们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官僚是人民的仇敌，欲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官僚。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决心牺牲一切做国民革命。先锻炼一个冷静的头脑，坚定的意志。”同年4月底，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以“新滇社”的名义组织云南籍革命青年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决心去接受血与火的洗礼。到广州后，王复生在国民革命政治部工作，并撰写讨伐唐继尧檄文《告云南青年朋友》，在《铁花》第六期上发表。不久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军委书记张伯简，找王德三、王复生、杨青田等研究了云南的情况后指出：云南军阀唐继尧正与北洋军阀勾结，反对“三大政策”和北伐战争。云南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联合“反唐”势力，进行“倒唐”工作，解除北伐军的后顾之忧。保障革命中心广州的安全；然后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林祖涵委派王复生、杨青田。王、杨到昆时，正值唐继尧政府发布“反赤”布告，对青年学生实行严厉镇压。杨青田先到昆明被密探盯梢，无法开展工作，只好离开昆明。王复生巧妙地利用同学、亲友关系隐蔽下来，积极开展活动。他不顾云南军阀的血腥镇压，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通过揭露唐继尧扩充嫡系，任人唯亲，对下属多疑多忌等事实，批判唐继尧破坏国民革命，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夹击广州国民政府的阴谋，造“倒唐”的社会舆论。他还通过胡若愚的秘书长郭子谦、张汝骥的高参高竹章的关系，策动“倒唐”活动，并根据广东区委的指示开展工作。
1927年，云南发生“二•六”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分别派王德三、王复生回云南主持国共两党的地方党务。3月12日，王复生在教育会内主持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并宣布建立“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大会选举王复生、李鑫等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为执行委员，由王复生主持工作。以后陆续在昆明、滇南、滇西、滇东建立了国民党党部，使全省国民党左派力量迅速增长。在中共云南特委和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下，建立了农民协会、学联、妇女解放协会等群众团体，并在全省各地建立分会开展工农运动。5月11日，龙云政府步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后尘，突然查封了云南省国民党左派党部及团体，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将王复生、李鑫等6人指控为赤化乱党要犯“予以监禁”，并电示南京蒋介石政府，欲批准后加以杀害。中共云南党组织，利用胡若愚为标榜开明，拢络人心的时机，组织发动社会各界请愿要求保障人权，释放被捕人员。在社会压力下，王复生等人得以释放出狱。由于王复生的身份已经暴露，无法继续留在云南工作，于当年秋离开昆明前往上海。1928年6月，王复生根据中央的指示，到东北恢复和加强党组织力量。他化名甄海（振海），先后在哈尔滨第一中学、第三中学、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任教，在黑龙江省任《民报》主笔，用合法手段宣传马克思主义。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让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内，只有一部分奋起抵抗，日军迅速地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各界各阶层的抗日反蒋怒潮。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反蒋抗日，东北党组织领导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各阶层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王复生按照党组织的布置，与苏联驻黑河领事馆取得联系，奔走于讷河、黑河一带，帮助解决北满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的粮食和武器供应困难问题。马占山部受挫后王复生继续在黑河、齐齐哈尔进行抗日活动。1934年11月，王复生任伪满黑龙江省《民报》社长兼总编辑。王复生与共产党员金剑啸等利用报纸开展各种形式抗日宣传。他们以《民报》文艺副刊为阵地，先后发表《王二之死》、《瘦骨头》、《兴安岭的风雪》等文艺作品，揭露日伪的黑暗统治，歌颂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事迹；组织“白光社”剧团，演出《钱》、《母与子》、《黄昏》等具有爱国思想的剧目，宣传抗日救国；组织猗澜读书会、同仁会、人生改善会、经济研究会等群众团体，宣传抗日活动。
1935年夏天，王复生在日伪残酷统治的环境中，与中共北满省委取得联系，在齐齐哈尔建立党组织。首先在《民报》社和进步教师、学生中发展党员20多人。针对伪满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王宾章有爱国心，对日本扶植的满州国政局不满的情况，进行说服争取，王主动给党组织提供经费，以请客聚餐为名，把自己的公馆作为开会场所，给予党组织活动很大支持。1936年6月13日，日伪在东北实行大检举，对共产党人、抗日爱国人士大肆逮捕，疯狂镇压。当天，王复生及部分同志在《民报》社被捕。王复生入狱后，日本宪兵队为逼供齐齐哈尔党组织及其抗日活动情况，使用了灌凉水、压杠子、上大挂、夹手指等酷刑，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多次昏死过去。
1936年8月15日，日本宪兵队在齐齐哈尔北校场杀害了王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