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

　　理学（汉语拼音：Lixue；英语：Neo-Confucianism），宋元明清时期以探讨理气、心性等问题为核心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它汲取佛教和道教思想，注疏儒家经典，并发挥己见，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发展阶段，故又称新儒学。

　　广义的理学，泛指宋元明清时期以讨论理气、心性、天道性命问题为主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诸多不同的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学说，即“程朱道学”，相对于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而言。理学之名，较道学为晚，最早见于南宋时期陆九渊和朱熹的著述中；而理学作为儒家道统的学术称谓，则始见于南宋宁宗赵扩嘉定十三年(1220)吏部考功郎中楼观上疏请赐周敦颐谥，推崇周敦颐为理学开山鼻祖：“理学之说，隐然于唐虞三代之躬行，开端于孔门洙泗之设教，推广于子思、孟轲之讲明，驳杂于汉唐诸儒之议论，而恢复于我宋濂溪先生周公敦颐。”（《周子全书》卷二十一）

历史沿革与演变

　　理学的产生，是伴随着北宋统治者结束五代十国的战乱纷争、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三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完善应运而生的；是为了稳定北宋社会秩序，重建中央集权，营造维护统一的思想武器，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铸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而产生的；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产物，特别是魏晋隋唐以来儒家与佛教、道教在长期的斗争中，回应佛道的理论挑战，采取三教兼容并蓄、融合创新的结晶体现；也是学术思想界实现了由隋唐儒、释、道三教之学向宋明理学的理论形态的转生，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义理之学的转变，标志着儒学思想的复兴。

　　理学在其自身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北宋中期开创和奠基、南宋时期的发展和成熟、元明时期的解构和明清之际的总结等阶段，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唐代中期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了儒家“道统”说，认为仁义道德之中，仁义是“定名”，道德是“虚位”，道德自仁义出，并提出尧、舜、禹、汤、周文王、周公旦、孔子、孟轲相继而传的儒家道统。李翱提出“复性说”，主张性善情恶，只有消除情欲，才能恢复善性，已开理学之端绪。而被称为北宋初“理学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以儒家经典《周易》、《春秋》为依据，主张“明体达用”，提倡道德性命之学，揭开了理学的序幕。北宋中期是理学思潮形成和奠基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建树的重要理学家，如有“北宋五子”之称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分别从不同方面探讨宇宙和人生的基本问题，提出了太极、阴阳、理气、道器、两一、心性、理欲、动静、体用、知行等基本范畴，奠定了理学的理论基础，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建构了各自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中，二程的“洛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显学，尤其是程颐提出的“性即理”及“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成为理学思潮中的重要思想，而程颢倡导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和心即天的思想，则开启了后来“心学”一派的先河。

　　南宋是理学思潮的发展和成熟时期，学派纷呈，人物辈出，先后出现了胡宏、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朱熹、陈亮、叶適等著名理学家。二程道学，经杨时、罗从彦、李侗传至朱熹，他“综罗百代”，兼采众说，集理学之大成，吸取和改造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气论”学说、二程的心性说和格物致知说等，建立了一个以“理”为核心的完整而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标志着理学的最终完成。而与朱熹、吕祖谦一同号称“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则继承和发展了胡宏以“性”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建构了“性论”理学思想体系，兴盛一时，成为理学向心学转变的重要一环。同时，与朱熹道学相对立的是陆九渊心学。陆九渊之学也来自二程，特别是程颢，经谢良佐、张九成到陆九渊，他提出了“心即理”的“心论”哲学思想体系，形成了理学思潮中的心学学派，反映了理学内部的分化。南宋后期，朱陆两派弟子就朱陆异同展开相互辩论、攻讦，朱学与陆学交错发展。但自陈淳以后，魏了翁、真德秀等人在维护朱学的同时，又有了调和朱陆的倾向，一直延续至元代。

　　元明时期是理学的解构时期。元代理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涌现出赵复、许衡、刘因、郑玉、许谦、吴澄等一批理学家，但就其理学学说而言，没有大的突破和建树，仍然是沿着南宋朱陆异同之辨，大都主张“和会朱陆”，或宗朱而兼取陆，如许衡、吴澄等，或宗陆而兼采朱，如史蒙卿、郑玉等，或往来朱陆之间，只是元代统治者将朱学“定为国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被强化，陆学受到压抑。明代初期，程朱道学占统治地位，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理学家恪守宋儒学说，理论贡献不大。吴与弼弟子陈献章由宗朱学而转向陆学，“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师说·陈白沙献章》，《明儒学案》卷首），提出“心与理一”和“宇宙在我”的哲学学说，标志着明代学术从初期的朱熹道学思潮向中后期王守仁心学思潮的演变，开启了明代心学思潮之先河。明代中期，程朱道学渐趋僵化，其学说的内在道德理性与现实感性之间的冲突日益显露，孕育了王守仁心学的产生。王守仁与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以共同“倡明圣学”相期许，承陆九渊心学之传，批评朱熹分心理、知行为二，提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集宋明心学之大成，形成了王学学派，从而把中国哲学中的心学发展到一个新高峰，也从宋明理学内部解构了理学。王守仁之后，王门后学围绕“四句教”展开争辩而迅速分化，形成王门后学的众多派别，尤以被称为“狂禅”的浙中以王畿为首的学派和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影响为最，而泰州学派发展至颜钧、何心隐、李贽等人，则“复非名教之所能羁”，大胆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提倡思想解放，走向王学的反面。在王学出现的同时，罗钦顺、王廷相等思想家则继承张载气学，鲜明地批判朱熹道学和王守仁心学，主张理气相依、气外无理的气学。

　　明清之际是理学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的总结时期，因追究明朝灭亡的原因，或归咎于程朱之害，或归因于王学末流，掀起了一个思想上反思和批判的高潮，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如刘宗周、陈确、朱之瑜、傅山、李颙、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塨、方以智等。刘宗周作为王门后学的殿军，改造和发展了王守仁的思想，提出“慎独”、“诚敬”说。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重经史研究，开清代朴学风气之先。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揭露和批判君主专制主义制度；又作《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从学术史上对理学作了一次历史的总结。王夫之则总结性地批判了宋明程朱、陆王哲学，发展了张载的气学，成为中国古代“气学”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把中国哲学史中的气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理学后经颜元、戴震等人的进一步批判，至清代中期日益衰落。

特点和主要内容

　　理学是儒、释、道三教哲学思想长期冲突融合的结晶，就理论思维形态而言，具有与其他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和先秦儒学不同的基本特点：继承儒家道统的“正传”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哲理化和体系化，呈现为“新儒学”的理论形态。先秦儒学和两汉儒学注重对人伦道德和治世原则的追究，而疏忽对宇宙本体和人的本质的探讨；魏晋玄学和隋唐佛教虽重于形而上宇宙本体与人的终极关怀的追寻，但却流于空无和虚幻。宋明理学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既辟佛老，辨异端，又援佛、道入儒，批判地吸取了佛、道哲学的思想资料和理论思辨，将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与宇宙的本原本体、人的本质加以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而全新的庞大哲学体系。理学探讨的主要内容有：

　　理气心性论　对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问题的基本看法。理学家承认和肯定宇宙万物皆有一个形而上的体的问题，而这体又是一切存在的最终根据和决定者。但是，对于宇宙的体是什么，理学家的回答各有不同。张载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正蒙·太和》）的气学，以“气”为宇宙万物的体，认为万物皆是“太虚之气”的聚散。二程和朱熹则以“理”为宇宙万物的体，主张形而上之理支配形而下之气，理为万物生存之本，气只是万物生存的材料。胡宏、张栻以“性”为宇宙万物的体，认为“性，天下之大本”（《知言疑义》）。陆九渊、王守仁以“心”为宇宙万物的体，主张心即是理，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语），“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王守仁语）。

　　心性观　对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与体论密切相关，理学家试图解答人的本质和人性问题，其目的是为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提供主体的内在依据，但他们的观点不一。张载把“太虚之气”看成是人性的本原，提“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及“心统性情”说，认为“天地之性”是人的纯善本性，而“气质之性”则是各人所具有的特殊本性，驳杂不纯而兼有善恶。二程提出“心即天”、“性无内外”（程颢语）和“性即理”（程颐语）的命题，将心、性、天相统一，认为人有两重性：一是源于天理的“天命之性”，为善；二是禀受于气的“气禀之性”，有善恶之别。朱熹发展了二程“性即理”和张载“心统性情”的心性论，认为心之体即是性，而心又是性和情的主宰，性和情表现为体用关系，并把人性具有“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与“道心”、“人心”相联系。胡宏从“性”本论出发，主张“性体心用”，以体用、未发已发来展示性与心的关系。陆九渊主张心即性，即是理。王守仁则提出“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传习录》）的命题，而性是至善的。

　　格致论　关于对认知来源和体认方法的看法。理学家论“知”，涉及对“物之理”的探讨，但更主要是关注道德意识的自我认识和践履问题。张载率先将知识分为“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倡导穷理尽性之学。二程通过对《大学》“致知在格物”的诠释和发挥，主张至于物而穷其理，提出“格物致知”的体认学说。朱熹则训释“致知格物”在于“即物穷理”，主张通过“格物”的工夫来达到“穷理”的目的，一旦用力之久，便能“豁然贯通”，内外合一。胡宏肯定“致知”的重要性，提倡“学必以穷极物理为先”（《胡宏集·与张敬夫》），要求通过“缘事物”与“印证”来获得认知，强调“即物而真”（《知言·往来》）。陆九渊提出“发明本心”，主张认识只须向内“反观”，无须向外求索。王守仁从“吾性自足”出发，训“格”为“正”、“物”为“事”，强调“致良知”，认为“格物致知”是致吾良知于事事物物，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理学家还探讨了知行关系，力图将认识论与道德践履相统一，提出“知先行后”、“知行合一”等学说。与认识论相联系，理学家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与理为一”、“天人合一”为人生的崇高理想境界，主张通过主体高度的道德自觉来实现这一境界，即只能在日用人伦中，通过自我认识和道德践履才能达到。而主体道德自觉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天理”与“人俗”、“义”与“利”、“公”与“私”之间的关系，于是理学家提出了理欲、义利、公私之辨以及格物致知、诚、敬等修养工夫。

流派

　　理学作为体现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和人文语境的社会思潮，学派众多，各派别之间有同有异，使理学思潮呈现出纵横交错的复杂之势，但就各学派所起作用、影响和所居地位的主次而言，大体可分为主流学派和非主流学派。周敦颐的“濂学”、程颢与程颐的“洛学”、张载的“关学”、邵雍的“象数之学”、胡宏与张栻的湖湘学派、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王守仁的“阳明学”、王夫之的“船山学”等为主流学派；而王安石的“新学”、苏轼与苏辙兄弟的“蜀学”、吕祖谦的“婺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和叶適的“永嘉之学”等为非主流学派。就主流学派而言，又可分为以濂、洛、关、闽一脉相承的正统派，成为封建后期宗法社会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些不同的学派具有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特点，但是按照其基本观点和影响看，又主要可归结为如下四大派系：

　　道学派（亦可称理学派）　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绝对理哲学。由北宋二程创立，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并由其后学加以丰富和发展。二程以“理”立教，他们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理”或“天理”提升为形而上学，建构了“理”—“气”—“物”—“理”的逻辑结构，注重体用、道器、形上形下、本末之辨，提出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等重要命题，开创和奠基了理学体系。朱熹则溯源洙泗，承继和发展濂、洛、关诸学，系统地阐述了理气关系问题，主张理气相依，但“从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孟子或问》卷三），提出了一两、体用、阴阳、动静、常变等范畴的辩证法思想，建构了博大而精深、严谨而细密、系统化的理本论哲学体系，将理学的思辨水平推至时代发展的最高点，成为道学一系的真正集大成者。

　　心学派　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哲学。由南宋陆九渊创立，明代王阳明集其大成，经湛若水及阳明后学王畿、王艮、刘宗周等人进一步发展。陆九渊以道德之“本心”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为“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陆九渊集·语录》），倡导发明本心、自作主宰，建立了心学哲学体系，开创了理学思潮中的心学学派。王阳明进一步发挥了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提出和阐发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心学命题，主张本体与工夫的现存同一，系统地完成了心学体系的建构，成为宋明理学思潮中心学一系的集大成者。

　　气学派　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气学哲学。由北宋张载创立，经明代中期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等人继承和发展，并由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集其大成。张载以“气”为宇宙万物变化的根本实体，提出“太虚即气”、“一物两体”、“渐著变化”等命题，批驳“以天地万物为幻化”和“有生于无”的佛道理论，肯定太虚之气的物质实性和辩证运动性，率先建构了气学的哲学体系，开气学之端。王夫之继承气学的学统，在程朱、陆王的理气、太极、阴阳、道器、心物关系中，以“气”的实有性来统摄理、太极、道，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实在，主张理在气中、道在器中、无其器则无其道，肯定“气”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天地万物“变化日新”，提出“气外无虚托孤立之理”、“道者器之道”、“太虚者，本动者也”等命题，从而建构了完整而细密的气学哲学逻辑结构，成为宋明理学思潮中气学一系的集大成者，把中国哲学中的气学发展到一个顶峰。

　　湖湘学派　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性学哲学。胡宏通过对北宋理学诸命题、范畴及学术思想的总结和发掘，把原属于人道范畴的“性”抽象化为最高的形而上学范畴，高扬“性，天下之大本”（《知言疑义》）的形而上学，并从性出发，以体用、未发已发言心性，提出“性体心用”、“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知言疑义》）等命题，建构了颇具特色的心性论哲学体系，开创了宋明理学思潮中的性学一系，且在南宋盛极一时。胡宏弟子张栻衍其说而集大成，既秉承师说，主张以“性”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又别于其师，通过对天命、心、性、理诸关系的论述，提出“同体异取”的命题，认为天命、性、心等名称虽异，而体则同为“理”，带有调和道学与心学的特点，为通向心学开启了门户。

历史地位和影响

　　理学作为儒、释、道三教长期冲突融合的结晶和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是宋明时期的哲学理论形态，也是在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新发展阶段，其内容之丰富、著述之浩瀚、涉及的学派和人物之众多、持续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大之广，都是历史上罕见的。就其理论思维水平而言，理学家对形而上学等哲学问题的思考与探讨，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已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顶峰，可谓是理论思维的一次飞跃，在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理学作为宋明时期的社会思潮，就其影响和作用来讲，可谓是一剑双刃：一方面，理学特别是程朱道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官方的意识形态，定于“独尊”的地位，统治长达七百余年之久，影响深巨，在对中央集权的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统治起了稳定和维护作用的同时，也逐渐成为僵化和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另一方面，理学中关于“气”的系统学说，关于“一物两体”、“一中有二”和“物皆有对”等辩证法思想，具有合理的价值，特别是心学一系的理学家强调道德主体的价值和个体的自觉，主张独立思考，反对崇拜权威，对后世思想家起着一定的思想解放和早期启蒙的作用。理学还传播和影响到东南亚各国，尤其是韩国、日本和越南三国，分别形成了源自中国而又结合其本国实际的气学派、朱子学派和阳明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