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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拼音]]:<span style="color:#FF00FF;">jīng xué</span>;[[英语]]: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中国一门包含有丰富[[哲学]]内容的、以[[六艺]]或[[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汉代]]人视六艺为永恒和普遍的真理,故称为经。对六经的研究、传授和学习,称为经学,又称为“经艺”或“经术”。《乐》有声无书,早已失传。汉代所谓六经,实际只有五经。这些经典,是“先王之陈迹”,相传春秋末年经过[[孔子]]删订。经学作为[[儒家]]学者倡导和钻研的学科,开始于汉代,其后,历代儒家学者都以解释经书为己任,经学成为[[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据《[[史记]]》载,《易》的《易传》,即《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等是孔子所作;《诗》3000篇,孔子删定为305篇,并皆弦歌之;《[[尚书]]》3000篇,孔子删为100篇;《士礼》17篇,孔子所定;《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些传说是否可靠,后代学者尚有争议。儒家经典由孔子的弟子传授。《诗》、《书》、《礼》、《春秋》,由卜商(子夏)传授;《易》由商瞿(子木)传授。[[战国时期]]传授不绝;《乐》早亡,失传。[[秦始皇]]焚书,惟《易》为卜筮之书不焚。《诗》形于歌咏,虽焚而不绝。焚书令下,有的儒者把经书埋藏山崖屋壁之中。汉朝初年,陆续有所发现,但大都为断简残编,散乱缺佚。 经学历史的发展过程,经历了2000多年。从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开始,经学就具有树立起维护统治思想的作用,[[董仲舒]]的[[公羊学]]就起了这样的作用。五经博士重视师法、家法,也正是维护统治思想的表现。以至[[唐朝]]的《五经正义》,[[明朝]]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清朝]]的御纂经义,目的都是一样。在经学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有变化,有曲折,有斗争。这主要表现在经学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如今古文学之争、汉学宋学之争等等。这种斗争往往与政治斗争、学派分歧相联系,其目的在争夺统治思想的正宗地位。 == 形成和内容 == 两汉是儒家经学形成和定型的时期。秦统一中国后,由于采纳法家学说,“焚《诗》、《书》,坑术士”,儒家尊奉的典籍即六艺受到沉重打击。汉初的统治者,鉴于秦帝国灭亡的教训,开始表彰儒学。至[[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推尊孔氏,[[罢黜百家]],定儒学为一尊。汉立五经博士,博士下置弟子,传授和讲习经书,于是形成了经学,并出现了一批传经的大师,成为经学的骨干。[[西汉]]初期的经师,《诗》有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婴]];《书》有曾为秦博士的济南[[伏生]];《礼》有鲁人[[高堂生]];《易》有[[田何]]、[[杨何]]、[[丁宽]];《春秋》有齐人[[胡毋生]]、[[公孙弘]]、董仲舒。[[东汉]]初期立十四博士:《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与[[京房]];《书》有[[欧阳生]]、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诗》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戴德]]、[[戴圣]]);《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这是传授今文经学并且列为学官的经师及其派系。此外还有传授古文经学以及未列为学官的民间经学系统,其代表人物[[西汉]]有[[毛公]]、[[孔安国]]、[[费直]];[[东汉]]有[[郑兴]]、[[陈元]]、[[郑众]]、[[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时期的经学著述,《易》有13家,《书》有9家,《诗》有6家,《礼》有13家,《乐》有6家,《春秋》有23家,而《易》居群经之首,被称为五经之源。 '''两汉经学'''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的地位抬高了,尊称为“经”。[[汉朝]]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博士,博士下置弟子。博士与弟子讲习经书,从而形成了经学。 [[东汉]]初期,以今文经的内容为官学,讲习经学的风气兴盛,并且立十四博士:《易》,施、孟、梁丘、京氏;《诗》,齐、鲁、韩;《书》,欧阳、大夏侯、小夏侯;《礼》,戴德、戴圣;《公羊春秋》,严、颜。古文经学两汉初期就已经在民间传授。东汉时期,[[贾逵]]、[[马融]]、[[服虔]]传授古文经,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虽未能立为官学,势力却胜过今文经学。东汉末年,马融的弟子[[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会通今古文经,为汉朝经学最后一位大师。以后郑学行而今文经的官学废,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只有[[何休]]的《[[公羊解诂]]》保存了完整的今文公羊春秋的经说,是一部唯一的流传至现在的今文经。 两汉是经学的全盛时期。传经的大师,人才辈出。大师门下的弟子有千百人,最多时达万人。郑玄在马融门下受业,三年不得见马融面。马融只令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经师传授,有所谓“师法”。师法指一个学派的传统和规范,弟子不得违背。经生后学既恪守师法,又自然形成自己学派的特点,这就有所谓“家法”。例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这是师法。施雠的弟子有张禹,禹又授彭宣,于是施家有张、彭之学;孟喜的弟子有翟牧、白光,于是孟家有翟、白之学;梁丘贺传子临,临授王骏、五鹿和充宗,充宗授士孙张、邓彭祖、衡咸,于是梁丘家有士孙、邓、衡之学。所以说,“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从师法分出家法,然后又逐渐从家法各分专门,如干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茂,然而却渐失其本。因此出现“是末师而非往古,用后说而舍先传”的背离原先经说的状况。 今文经师为经书作章句,传述大义。古文经师则为经书作训诂,解释文字、名物、制度。章句、训诂的学风,影响着整个经学苑囿,在师法、家法源流相承的情况下,章句愈趋愈繁,一经说竟有百余万言。小夏侯《尚书》经师秦延君,说《尧典》篇目两字的涵义达十余万言,说“粤若稽古”四字就有四万言。王莽时曾下令减省章句,规定每经不得超过二十万言。光武帝也有减省五经章句之议。即使这样,要想通经也还是十分不容易的,因此两汉经学逐渐走向衰落。 '''魏晋经学''' 魏晋时期出现了郑学的反对派[[王肃]](195~256)。王肃是[[司马昭]](211~265)的外祖父,所著《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解,魏时皆列于官学。王肃造《圣证论》,攻击郑玄。王学几乎夺郑学之席。 魏晋经学的特点是以老庄解释儒经。[[王弼]]的《易》学著作,摒弃汉时传统的象数,而用古文费直《易》,专说义理,开《易》学义理派的先河。[[何晏]]的《论语集解》,杂采众说,并下己意,盛行于世。[[郑玄]]的《易》注、《论语》注,均为王、何著作所掩。王、何鼓吹玄风,所谓“正始之音”,实为清淡渊薮,经学著作遂逐步玄学化。此外,[[杜预]](222~284)作《春秋左氏传解》,后人疑是杜撰。[[范宁]](339~401)作《春秋穀梁传集解》,多存旧说,不主一家。这些,对打破汉代儒学之风起了作用。 '''南北朝经学''' [[南北朝]]时期,南北分立,经学也有南学、北学的殊异。 [[南朝]]干戈扰攘,学术荒落。唯[[梁武帝]]在位40多年(502~549),环境比较稳定,能够建立国学,设置五经博士,以五经教授。又在州郡立学。一时学风称盛。梁武帝晚年好佛,儒风逐渐被代替。南朝学者,多好《三礼》。《易》学则黜郑置王,《易》与《老子》、《庄子》并称“三玄”。 [[北朝]]经学大体继承两汉学风。最著名的经师为[[徐遵明]](475~529),弟子众多,传授《易》、《尚书》、《三礼》、《春秋》诸经,影响较大。北朝经学,以北魏及北周为最盛。 《北史·儒林传》总论南北朝经学,指出“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基本上概括了南北学风各自的特点。 '''隋唐经学''' 隋唐时期,南北分立的经学走向统一。[[孔颖达]]奉敕编纂的《[[五经正义]]》是官书,几乎在整个[[唐朝]]都统治经学苑囿,至[[北宋]]初年还很有影响。这部书代表儒家经典的义疏之学。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诏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对经文多所正定。贞观七年,颁布其书,称为《新定五经》,命天下士子普遍修习。太宗又以经书章句繁杂,无所统一,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贞观十六年书成,凡一百八十卷。博士马嘉运驳正书中的失误。诏命再加裁定,未能成功。 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中书、门下与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重加考正,永徽四年,公布其书于天下。颜师古的《新定五经》,根据南朝的本子。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也多从南学。《易》用王弼注为本。《诗》用[[刘焯]](544~610)、[[刘炫]]义疏。《尚书》用[[孔安国]]传,刘焯、刘炫义疏为本。《[[春秋左传]]》主杜预解,用刘炫义疏。《[[礼记]]》用[[郑玄]]注、[[皇侃]]义疏。经学的统一实际是统一于南学。《五经正义》成于众手。孔颖达年辈较长,名位独重,被命撰集。 隋唐时,比较重要经学著作有[[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以[[郑玄]]注为依据;[[李鼎祚]]的《周易集解》,集[[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郑玄]]、[[荀爽]]、[[虞翻]]、[[张璠]]、[[蜀才]]、[[伏曼谷]]等三十余家之说,隋唐以上易家的著作多已失佚不传,但从此书可见一二。 唐代经学虽然得到统一,有利于研究诵习,但是没有什么创新。明经考试,惟试帖经。考试时,掩经上下文,中开一行,帖去三字,令应试者填写帖去的地方。于是经学逐渐变为专考背诵,不求经义,故明经不为世人所重视。唐时称《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公羊》、《穀梁》、《左传》为“九经”。 '''宋明经学''' 宋初经学沿用[[孔颖达]]《[[五经正义]]》。[[庆历]](1041~1048)以后,风气始变。[[刘敞]](约1008~1069)《七经小传》,对经义表示怀疑,认为经文谬误。“七经”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王安石]]《三经义》不囿于先儒传注,独标新说。宋人学风,于是别开生面。疑《易传》、疑《诗序》、疑《孔传》,不一而足。正如[[陆游]](1125~1210)所说:庆历后,诸儒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黜诗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风气与汉、唐不同。[[南宋]]末,[[王柏]](1197~1274) 作《书疑》,对《尚书》全经移易补缀,使之面目全非。王柏又作《诗疑》,删去《诗经》中所谓“淫诗”32篇。 [[宋代]]称《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公羊》、《穀梁》、《左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为“[[十三经]]”。 宋代理学著作,往往以经注或经说形式出现。[[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易通》,以易理论述理学思想。[[张载]]著《易说》,又以易理贯串于其《正蒙》之中。[[程颐]]著《伊川易传》阐述其理学思想。[[程颢]]亦有经说。[[胡安国]]作《春秋传》。[[朱熹]]作《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又命门人蔡沈作《书集传》。朱熹作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最重要的理学著作。[[杨简]]的《易传》、《诗传》鼓吹[[陆九渊]]学派的心学。凡此都以经注或经说的形式阐述理学。 [[元代]]理学家也以经注或经说阐述其理学思想。如[[许衡]]著《读易私言》,[[吴澄]]著《五经纂言》等。 [[明代]],经学衰微,成就甚少,惟官修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与《性理大全》并行。[[顾炎武]]斥其“取已成之书,抄誊一遍,上欺朝廷,下诳士子”,“上下相蒙,以饕禄利。”私家著述,亦少可观。 '''清代经学''' 明清之际,经学兴盛。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是中国学术史上影响很大的思想家。王夫之的经学著作,闳富深刻,得未曾有。顾炎武的经学著作,开一代考据学的先路。黄宗羲的两部学术史著作《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总结了宋明时期700年的理学,又为浙东史学奠定了基础。 [[康熙]]朝官修诸经,以朱学为主。[[乾隆]]朝刊十三经注疏,汉学始著。而所谓乾嘉汉学,则多系私家著述。此时,汉学分东吴、皖南两派。东吴惠栋(1697~1758)、皖南戴震,有较大影响。惠氏三世传经,撰《易汉学》、《九经古义》,[[钱大昕]](1728~1804)拟诸汉儒[[何休]]、[[服虔]]。栋弟子余萧客辑《古经解钩沈》,网罗放失。戴震之学出于江永。永长于声律音韵历数之学。震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参稽考证,辨正名物,汪中谓其集古学之大成。震弟子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精文字训诂。焦循、阮元均传戴氏之学。阮元刻《清经解》1400余卷,清末王先谦刻《读经解》1400余卷,二书集结清儒经著,蔚为大观。 乾嘉汉学,精考证,通小学,辑佚书。学风笃实,有足多者。乾嘉时,庄存与、刘逢禄精《公羊春秋》,开常州今文学派。宋翔凤亦治西汉今文经学,其后龚自珍,亦治今文。 [[道光]]以后,外患日亟。[[康有为]]、[[梁启超]]倡言变法维新。康有为治今文,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礼运注》诸书,以公羊三世之说,为其变法论证;梁启超也唱公羊三世六别之说,鼓吹变法。[[章太炎]]治古文,邃深经术,以民主革命派立场与维新派辩论,指斥维新派的谬妄,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他所著的经学、小学,俱臻上乘,为中国经学史上最后的大师。 == 派别和论争 == 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流派。今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本是由当时的经师口授并用汉代隶书写成的,对经书的解释,注重章句,阐发其微言大义。西汉初期经师所传授的经学大都为今文经学,并被朝廷列为学官,成为官方的经学。[[汉景帝]]时,鲁恭王扩建宫室,拆毁孔子故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由[[先秦]]时期的古文字篆书写成,后来孔子后代[[孔安国]]得到这些书,献给了朝廷。[[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好儒学,从民间得到不少先秦古籍,皆为古文,其中有《[[周官]]》、《礼》、《[[礼记]]》、《[[孟子]]》,并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西汉时期发现的古文经,皆藏于秘府。研究和传授这些古文经,就形成了古文经学,成为当时的一大学术流派。古文经学解经的特点是,注重文字训诂以及历史事迹和文物典章的考证,很少谈阴阳灾异和“非常可怪之论”。《[[左传]]》和《[[周礼]]》是古文经学派所独有的典籍。古文经学家多次争取立为博士官,由于今文经学派的激烈反对,除汉平帝和王莽执政时外,均未能成功。古文经学流行于民间。 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关于《春秋》的解释。今文经学派推崇《[[公羊春秋]]》,受到汉武帝的支持,从而成为当时的显学。《公羊春秋》的大师有[[公孙弘]]和[[董仲舒]]。董氏的《公羊春秋》学,探讨《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不重视其中的历史事迹和典章制度,提出许多怪异之论,将《春秋》中有关灾异的记载,引向“阴阳灾异”说和天人感应论,神化孔子,宣扬“大一统”,成为汉代官方哲学的代表。此派经学后来发展为纬书,又进一步将经学神学化了。东汉[[何休]]著《春秋公羊传解诂》,将公羊学派解经的条例规范化,对今文经学派的《公羊春秋》作了一次总结,是唯一的一部流传到现在的今文经。古文经学则推崇《左氏春秋》,其代表人物有[[刘歆]]、[[贾逵]]等,同今文经学派多次展开争论。汉代经学还有齐学鲁学之别,齐学推崇《公羊》,鲁学则推崇《穀梁》,也相互论争。[[汉宣帝]]时,召开了一次经学会议,即[[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由宣帝裁决,增立《穀梁春秋》、大小夏侯《尚书》与梁丘贺《易》为博士。东汉章帝时,又召开了白虎观会议,讨论今古文经学和纬书的争议问题,其会议纪要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又对纬书作了一次总结,成为今文经学的百科全书。 今文经学曾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成为官学。但由于其学风与[[谶纬]]结合在一起,受到学术界的责难,日趋衰落。古文经学虽然仅短暂列为学官,但其影响日益扩大,东汉中期以后,成为经学的主要势力。郑玄作为有名的古文经学大师,同时又精通今文经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郑学终于压倒并代替了今文经学。 == 传授和影响 == 两汉经师招收弟子讲学授业,最多时可达万人。他们对经书的解释,有一定的传统和规则,为弟子们所继承。每一学派宗师解经的规则,称为“师法”,经生后学必须遵守。每一学派传授经书又有自己的派系,世代相传,各自名家,称为“家法”。两汉经学企图通过师法和家法的约束,保持其学术传统不变,以维护其社会地位,具有鲜明的宗派性。 在师法和家法的约束之下,两汉经师倡导的章句注疏之学和训诂考据之学,对经书的诠释,越来越繁杂,说一经竟达百万余言。如小夏侯《尚书》经师秦延君解说《尚书·尧典》篇目两字的含义,就有十万余言,说“粤若稽古”四字达四万言。以至于造成了如班固所说的“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的尴尬局面。此种烦琐的经学学风,终于将汉代经学由兴盛引向了衰亡。 汉代的经学,为儒学开创了依靠对经书的注释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学风,将儒学推向经学时代,其影响极为深远。由于对经文本义停留在阐述上,而不敢有所异议,在知识界养成了尊孔读经的学风,对人们的思想又起了禁锢的作用。 经学自身有其发展的历史,从汉代到近代,一直延续下来,经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由汉代的[[五经]]逐渐演变为宋代的[[十三经]]。各个时代对经书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可以分为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经学、隋唐经学、宋明经学、清代经学和近代经学。每个时期的经学又各有其特色。秦汉以后的儒学史,也可以说是儒家经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 参见条目 == *[[哲学基本条目]] *[[哲学史基本条目]] *[[中国文学]] [[Category:哲学宗教]] [[Category:哲学]] [[Category:中国哲学]] [[Category:中国哲学史]] [[Category:文化]] [[Category:中国文化]] [[Category:历史]] [[Category:历史学]] [[Category:中国通史]] [[Category:中国古代史]] [[Category:文学]] [[Category:中国文学]] [[Category:中国古代文学]] [[Category:中国古代文学史]] [[Category:典籍文献]] [[Category:文献学]] [[Category:历史文献学]] [[Category:中文字典]] [[Category:中华大词典]] [[Category:J音词语]] [[Category: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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