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

　　西域文化，从总体上说是一种东西方文化汇聚、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与屯垦文化并存、多种宗教文化辉映的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复合型地域文化。西域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部分，与中华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生产方式与自然环境的差异看，古西域文化分为南部绿洲农耕文化、北部草原游牧文化、屯垦文化三大类型；从文化结构看，又可分为西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形态文化；从民族发展历史看，可分为古代民族文化和近现代民族文化；从语种看，既有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文化，又有汉藏语系民族的文化；从宗教传播角度看，萨满教、祆教、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等文化兼容并蓄；从文化形态看，有民族音乐、舞蹈、书面文学作品、口传民歌和故事，还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

　　新疆南部的绿洲农耕文化大约形成于距今3000多年的铁器时代，在汉代（前206—220）定型，魏晋时期（220—420）得到发展，到唐宋时期（618—1279）达到鼎盛，一直沿续到清代（1644—1911）。丝绸之路穿过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片片绿洲，在南北两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于阗文化、龟兹文化、楼兰—鄯善文化和高昌文化，绿洲农耕文化为丝绸之路的辉煌留下了历史的印迹。

　　考古发现，在新疆南部铁器时代，农耕及生活用品已使用铁器，同时兼用铜器和石器；丧葬习俗多为屈肢葬和二次葬，与中国陕西、甘肃地区的秦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及中亚、南西伯利亚文化有一致性，可见古西域文化早期就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此地出土的彩陶造型、纹饰、制法与中国中原、甘肃、青海等地的彩陶有共性；信仰习俗既有土著性，亦受周边地区民族的影响，比如孔雀河下游古墓冢外部的太阳辐射状标志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太阳崇拜信仰的证明。

　　处在丝绸之路南北道上的于阗、楼兰—鄯善、龟兹—焉耆和高昌等地，是丝绸之路贸易兴盛时进行东西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在汉代，中国中原地区的丝绸、漆器、铁制农具、服饰、铜器、钱币就已传入这些地区，而中亚、西亚的名马、毛皮、毛织品、香料等，也是经过这些地区传入中原的。从汉到魏晋，于阗一带的居民操于阗塞语，龟兹、焉耆一喧的居民操焉耆—龟兹语（亦称吐火罗语），而鄯善一带则通行佉卢文。随着西汉王朝在公元前60年统一西域，这些地区也流行汉语，如鄯善国上层就使用汉语文。在佛教传入前，新疆南部绿洲的居民崇拜自然，信仰祆教，祭天拜火多用巫术仪式。公元2世纪左右，印度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这些地区，于阗成为大乘佛教的文化中心，龟兹是小乘佛教的文化中心。于阗在佛教雕塑、绘画、建筑上受犍陀罗艺术影响较浓，与中原文化也有密切联系；龟兹佛教石窟艺术在风格上受中原、印度、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同时龟兹乐舞东传、龟兹名僧东进，又丰富了中原文化；鄯善文化是一种汉文化和犍陀罗文化并行的文化，楼兰、尼雅出土的汉文化简牍、黄历及标有“万事如意”、“延年益寿大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纹样或字样的汉锦、服饰和日用品就是明证；兴起于公元4世纪的高昌文化是以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汉文化，延续了三百多年。

　　隋唐时期（581—907）是南部绿洲文化鼎盛时期，这与民族大融合密切相关，文化交流、整合现象十分突出。此时期的龟兹乐、高昌乐被纳入隋唐宫廷乐，龟兹音乐家影响中原乐坛，于阗画派为中原开一代画风。同时，中原的不少诗人从军到西域，西域边塞诗写入了中国文学史。南部绿洲的本土民俗文化与佛教、突厥文化交相辉映。公元840年回鹘西迁到高昌地区建立回鹘汗国后，突厥文、回鹘文、摩尼文、粟特文等又在高昌地区流行。

　　10世纪后，伊斯兰教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于阗等地传播，15世纪以后又传入吐鲁番、哈密等地。这期间蒙元控制统治权，西域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文化也发生重大转型。伊斯兰文化深入到了南部绿洲的社会生活、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在这个时期先后出现了《突厥语词典》、《福乐智慧》、《编年史》等文化典籍，规整的《十二木卡姆》也是这一时期的文化业绩。

　　天山以北的草原游牧文化经历了以下几个历史时期：两汉时期以塞种、匈奴、大月氏、乌孙为代表的游牧文化，魏晋南北时期的（“口+厌”）哒、悦般、高车、柔然等民族的游牧“行国”文化，隋唐时期的突厥文化，蒙元时期的蒙古游牧文化，清代新疆北部的准噶尔蒙古、哈萨克游牧文化和南部的柯尔克孜、塔吉克游牧文化。草原各游牧部落因“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文化上有一定的共性，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仍然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历史上，这些游牧民族几乎都信仰过萨满教、祆教，但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还信仰过佛教、摩尼教、聂思脱里教和伊斯兰教。在生活习惯上，住毡房、食肉饮酪、身着动物毛皮制成的服饰都是普遍现象。但在风俗上，却各有特点，如突厥人敬鬼神，信巫觋，披发左衽；伦理上贱老贵壮；实行自择配偶和收继婚制，实行部落外婚姻，同部落人不得通婚，如果通婚，必须七代以上没有血缘关系。由于各游牧民族之间，以及他们与外界的交往频繁，彼此在文化上互相吸纳、互补的现象也明有发生。

　　古西域屯垦兴于西汉，盛于唐代，清代又开创屯垦戌边的新局面。古西域的屯垦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汉唐屯垦时期，中原较为先进的生产工艺如冶铁、铸造、丝织、造纸等技术传入西域，丰富了西域物质文化的内涵。同时，自汉唐至清代，汉字书写的典章制度、汉文典籍、边塞诗、官修方志、西行记等，更是西域汉文化光彩的一页。清代，由于屯垦戌边的需要，东北的锡伯族西迁到伊犁河流域，锡伯族文化与汉文化、满族文化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交流，为古西域文化增添了光彩。清代建新疆省后，中国中原及南方各省的商人纷纷来到新疆各地，尤其是在城镇落脚经商，在乌鲁木齐等地建有内地诸多省份的会馆，新疆的城镇文化由此发展起来。汉族的年节习俗、方言俚语、饮食习惯、地方戏剧、婚葬礼仪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形成新疆多元文化的内涵。

西域古国

　　东西汉交替之际，中原战乱频仍，无论是篡汉的王莽，还是挟武力重安汉室的光武帝刘秀，都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到经营西域上。西域进入了“战国”时期。乘着这个短期的外来势力“真空”状态，西域先是由莎车王贤称雄，不久就为两强——于阗、鄯善——分立所取代。这时那个原为汉、匈奴两极所挤压摧折的西域小国鄯善（楼兰），获得一个机遇，降伏了南道的城邦小宛、戎庐、且末、精绝，一直把国界向西南拓展到今民丰县的尼雅河。

　　在莎车王利用汉朝放弃西域的机遇，自称“大都护”，而为其制服的西域各国，又尊称他为“单于”。大都护是西汉在西域所设最高军政长官——类似于总督。单于是匈奴王的称号，而贤一个人居然兼而有之。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贤给鄯善王安写了一封信，要求他阻绝汉朝进出西域之道。安不但不听从，还杀了莎车使节。于是莎车王发兵攻鄯善。安率军迎战，兵败，逃亡于山中。莎车军队杀掠楼兰千余人，便引军西还。鄯善王收拾残众，还归战后的国都，面对破败家园再次上书汉朝，表示愿意派质子入侍，并请示汉朝重新于西域设都护。如果都护不设，只能奉匈奴为宗主。汉光武帝的精力主要放在中原政务上，给鄯善的回信中竟说：目前不可能派出都护，如果西域各国力不从心，可以便宜行事。于是，鄯善又附属于匈奴。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班超为假司马出塞，将兵随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首战于蒲类海（今巴里坤湖）。窦固很赏识班超的胆识才能，便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鄯善。

　　汉代以后，中国史籍中关于楼兰/鄯善的记载比较简略零散。仅知鄯善成为西域三十六国中的重要国家，长期雄踞南道，但一直力图与中原王朝保持良好关系。前凉时期，鄯善王元孟向凉王张骏献女，号为“美人”，为其建“宾遐观”作为住所，并在鄯善国中的楼兰城（即海头）设西域长史府。但在中原没有强有力的统一王朝时，很难把鄯善和整个西域都纳入势力范围。

　　后秦弘始元年（339），年近六十的和尚法显从长安首途，西行求法。他是行纪完整保存至今的少数西行者。

　　西行求法并留下经行记的僧人，最著名的是唐初的玄奘。以其西行取经为蓝本创作的长篇小说《西游记》，使玄奘（即唐僧、唐三藏）妇孺皆知。而印度当代史学家曾指出，如果没有记载玄奘西行的《大唐西域记》流传至今，就没办法重建和研究印度中古史。玄奘不像法显，从陆上去，从海上还，他来去都是路经西域的。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离境西行，贞观十八年（644），负经东归。路经楼兰/鄯善故地，是他在西域的最后一段行程。《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这样记述楼兰王国故地见闻：（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到尼壤城，“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却不见居民。行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东行六百余里，到且末。“城郭岿然，人烟断绝”。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不但未见居民，连其地也成为“故国”。所谓“尼壤”，就是尼雅，故地在新疆民丰。“睹货逻故国”，“睹货逻”即吐火罗，故地当在安迪尔河附近。“纳缚波故国”，“纳缚波”，即纳布、纳钵，一般认为是“新”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