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版本间的差异

2013年3月20日 (三) 18:42的版本

　　西藏自治区（汉语拼音：Xizang Zizhiqu），简称藏，通称西藏，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边疆的一个藏族自治区（省级民族自治地方），位于青藏高原上，首府拉萨市。

　　旧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就有了人类活动。

　　到了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上的人类分布更加广泛，藏南雅鲁藏布江流域和藏东三江谷地是其主要活动地区。乃东、拉萨、林芝、墨脱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特别是1978年发现的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说明四五千年以前，西藏地区已出现了堪称发达的远古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各地形成了许多部落。活动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雅隆部落，由于自然条件优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私有制已经破土而出，原始社会开始瓦解。

　　据藏文史籍记载，公元前3世纪左右，聂赤赞普作为雅隆部落的第一个王出现在西藏历史上，建立了部落奴隶制的博王国。聂赤赞普建雍布拉康宫，“定君臣之分”，“三舅臣”、“四大臣”、“父王六臣”分掌军政事务，建立军队保卫赞普和抵御、征伐外部敌人，并大力扶植苯教，建雍仲拉孜寺，宣扬王权神授，维护以赞普为首的奴隶主阶段的利益。

　　公元五六世纪时，藏族奴隶制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以雅隆部落为主建立的博国，大量繁殖杂交牲畜骡和犏牛以作耕畜，广泛使召铁制农具，沟通湖泊，建池蓄水，灌溉农业有了显著发展。牧业已知储草过冬。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交换的繁荣，出现了固定的量器，有了一定的比价。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博国的统治者先后兼并了吉曲（拉萨河）流域的补尔哇和年楚河流域的藏蕃等奴隶制小邦，将尼木、堆龙、拉萨、达孜、彭波、墨竹工卡等前藏各地和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大部分地区置于赞普的统治之下。赞普赤伦赞以大量属地和数以千百户的奴隶赏赐有功贵族和大臣，被尊称为“朗日伦赞”（意为功比天高，盔似山坚）。

　　在博国崛起的同时，西藏北部的苏毗（地跨唐古拉山两侧）和西部的羊同（在今阿里地区）等奴隶制邦国也很强大。博国与苏毗、羊同的政治联系十分密切，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也相当活跃。

　　公元7世纪初，朗日伦赞的儿子松赞干布继任赞普，迁都逻些 （拉萨），降服苏毗，征服羊同，逐步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的吐蕃王朝。松赞干布将吐蕃全境划分为六如：卫如、叶如、藏如、约如、羊同如、孙波如，每如又划分为上下两个支如，以马匹和旗帜的不同颜色为区别。除孙波如下设11个千户府，其它各如均下设10个千户府。在王朝中央，设大相、副相（不常设）各一人总管军政事务，设都护一人主管属部和对外征战事务，设内大相、内副相、内小相各一人主管内部事务，设整事大相、副整事、小整事各一人主管司法事务。上述官员都在赞普直接领导下主持其主管事务。

　　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松赞干布在大相噶尔．东赞的协助下，制定了严酷的法律。“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其狱，窟地深数丈，纳囚于中，二三岁乃出。”这些法律还明确地规定了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和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特权。

　　松赞干布非常重视发展吐蕃的社会经济，为此规定了统一的度量衡制，大力奖励垦荒，兴修防旱排涝设施，整修商道，保护商旅，积极发展贸易。松赞干布的上述措施，为吐蕃社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藏文也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完善起来的。他派遣大臣吞米桑布扎等人赴克什米尔一带学习梵文和西域各国文字，结合藏语固有的发音规律和特点，创制了统一的拼音文字，并写出了文法专著《三十颂》，规定了藏文的8种“格”和虚字的使用法等语法规则。自从有了统一的文字，藏族文化才得到了广泛迅速的发展和传播。

　　松赞干布在位时期，正是我国唐朝贞观年间。内地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引起吐蕃王室的极大注意。松赞干布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加强与唐朝的密切联系，大力吸取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族文化。公元641年，松赞干布迎娶唐太宗李世民的宗室女文成公主，奠定了吐蕃和唐朝200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649年，唐朝授于松赞干布驸马都尉和西海郡王名号，松赞干布上书唐朝表示效忠。此外，松赞干布又向唐朝请蚕种及造酒、碾 、纸墨工匠，遣贵族子弟入唐朝国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代典表疏。唐蕃之间亲密的政治往来和广泛和文化经济交流，为吐蕃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对加强藏汉两族人民的友好团结，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松赞干布以后的百余年里，吐蕃王朝发展到鼎盛时期，凭藉强大武力，不断对外扩张。由于喜马拉雅山以南气候火热，耐寒的吐蕃人视南进为畏途，扩张的方向主要指向东方，与唐朝展开了断断续续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战争。吐蕃与唐朝的战争，给藏汉两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遭到两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因此即使在吐蕃武力最强盛的这一段时间里，友好往来仍然是唐蕃关系的主流。公元704年，赤德祖赞继位后，多次派遣官员到长安请婚联姻。 710年，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籍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随行的还有工匠、杂技、音乐等专业人员多名。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联姻，是继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联姻之后，汉藏友好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它进一步加强了唐朝与吐蕃在政治上的亲密关系，符合藏汉两族人民要求友好相处的共同愿望和感情，正如赤德祖赞给唐玄宗李隆基的奏章中所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自8世纪中叶起，吐蕃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激化。由于长期穷兵黩武，征调频繁，战争负担远远超过实有力量。民众困于兵役，又遭灾荒，疲劳不堪，起义暴动不断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边将拥兵自重，专事征伐，不受王朝节制，朝中大臣则独揽大权，排斥异已，甚至干涉王室内部事务，王室与贵族，大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在各种矛盾的冲击下，吐蕃王朝终于由极盛转向衰落。

　　处于衰落之中的吐蕃王朝，为了巩固王室的集权统治，急欲与唐朝建立新的友好关系。 821年，赞普赤热巴巾接连3次派遣官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安史之乱后的唐朝此时也处于“疮痍未复，人皆惮战”的境况，对吐蕃的请盟极表同意。唐穆宗命宰相等17名重要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伦纳罗，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逻些东郊。这次会盟在是唐长庆元年至二年进行的，史称“长安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决心今后“社稷如一”，各守本境，互不侵扰。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唐蕃会盟碑”共有3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长庆会盟之后，唐蕃之间的纷争，基本宣告结束，藏汉两族团结友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烈。 838年赞普赤热巴巾被反佛大臣谋杀。朗达玛继任赞普。未几，潜伏的佛教徒又刺杀了朗达玛。吐蕃王室围绕赞普继承问题，分裂为两支，彼此为敌，长年交兵。吐蕃边地将领亦因派系不同，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混战。统治西藏地区200多年的吐蕃王朝，终于四分五裂，彻底崩溃。

　　从10世纪初至13世纪初，处于分裂中的藏族社会逐步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谿卡”（封建领主庄园）作为一种基本的土地经营方式大量出现，劳动者被束缚在一定的土地上，向大小封建领主负担劳役和实物地租，成了依附于封建领主的农奴。少数吐蕃王朝时期的奴隶主贵族残余，凭借过去统治人民的经验，以及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

　　西藏地区确立封建农奴制的过程，也是佛教在西藏再度兴起并与世俗封建势力日益紧密结合的过程。11、12世纪时，西藏地区先后形成了宁玛、噶当、萨迦、噶举等佛教派别，以及后来从噶举派派生出来的许多支系。这些佛教派系分别与一定的封建割据势力结合在一起，以僧俗一体、政教不分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上。到了元代，西藏地区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并在元朝的扶持下，建立了萨迦地方政权。 1247年，萨迦派第4代法王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应蒙古王子阔端邀请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代表西藏各派僧俗势力与蒙古王室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接受了西藏地方归顺蒙古的条件。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封萨迦派第5代法王八思巴为国师。 1264年元朝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八思巴以国师身份领导总制院，负责管辖全国佛教事务和藏区行政事务。次年，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返回西藏，划卫藏13万户，并推荐释迦桑波担任西藏地方的首席行政官员“本钦”，经忽必烈批准。从此，确立了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在西藏地区的统治。作为中央政府的元朝，对西藏地方进行了全面的施政。元朝除在中央设总制院管辖西藏地方的军政和宗教事务外，又下设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都元帅府，具体负责处理西藏的卫（前藏）、藏（后藏）、阿里等地的军政事务；于阿里设元帅二人，管理军务，当地的古格等地方势力仍然保留，准其继续行使对属民的管辖权；于卫、藏地区设都元帅二人，管理当地蒙古驻军，又设13个万户府，作为地方行政机关，管理民政，有的亦兼管军务。元朝中央派驻西藏总管一切的宣慰使，有时即由萨迦本钦兼任。

　　元朝规定，从中央的宣政院，到吐蕃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万户以上的重要官员，都由宣政院或帝师提名，由皇帝委任。各级官员都是“僧俗并用”、“军民通摄”，即不但管理军政，而且同时管理民政。这种僧俗官员并行的制度，以后一直沿续下来，成为历届西藏地方政权沿用的定制。

　　 1368年，明朝建立。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即派人赴藏联络，对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加以安抚，承认他们的固有地位，但需要上交元朝封赐的旧印，由明朝重新任命并颁发新印。 1372年，元朝最后的一位摄帝师（即代理帝师）喃加巴藏卜率先归顺明朝，明朝封他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玉印一颗。喃加巴藏卜还先后向明朝举荐了元朝在卫藏地区的旧官员100多名，明朝都分别授给他们各级官职。之后，西藏地区的僧俗地方势力，纷纷来到明朝首都南京，请求册封，明朝一律授以新的官职。

　　明初，中央政府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统辖全国藏族地区。后来，改设朵甘行都指挥使’司和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的管辖范围即今西藏的大部分地区。

　　明朝沿袭元朝利用和扶持佛教的政策，但与元朝只推崇萨迦一派的作法不同，而采取“多封众建”，即对据有实力的佛教各派领袖人物都赐加封号。

　　明朝虽采取普遍封赐的办法，但名义上却委托帕竹一派行使西藏地方政权。萨迦派的权势早在1354年，即被以绛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所取代，绛曲坚赞被元朝封为大司徒，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他规定凡继承大司徒职位的人，必须在泽当出家，并担任泽当寺的座主。到了明朝，帕竹地方政权继续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它的掌权人先后被封为灌顶国师和阐化王。

　　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了全国统治。

　　清初，西藏地区处于蒙古和硕特部的军事控制之下，在蒙古军队的支持下，15世纪开始创建的格鲁派（黄教），此时已在西藏各教派中取得了绝对优势。清朝政府从当时的西藏实际出发，一方面敕封和硕特蒙古领袖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慧敏固始汗”，让他以汗王身份代表清朝中央管理西藏地方；另一方面则给予黄教领袖以崇高的荣誉，先后敕封阿旺洛桑嘉措（即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敕封罗桑益西（即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确定了“达赖”、“班禅”两系传承的名号和他们的宗教领袖地位。

　　1721年，清廷废除了西藏的第巴职位，四名噶伦共同管理西藏事务。

　　1727年，清廷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派遣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二人常驻拉萨，督办西藏事务。

　　1751年清廷建立噶厦，作为西藏地方政府。噶厦设4噶伦，由3名俗官和一名僧官担任，共同办理西藏的日常事务；遇有重大事件，需请示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酌定。噶伦等重要官员，均由清廷任命。从这一年起，清朝中央正式授权达赖喇嘛管理西藏的地方行政事务。由佛教格鲁派治理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从此正式确立。

　　1757年，七世达赖圆寂，清廷委派第穆呼图克图摄理西藏政教事务，在新达赖未寻到和未成年之前，代行达赖的职权。从此，确定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制度。

　　1791年，西藏发生了廓尔喀人大举入侵事件。八世达赖、七世班禅与驻藏大臣联名向清朝中央政府报告，请求速派大军入藏抵御外侮。清廷立即征调大军进藏，在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下，于第二年5月将入侵的廓尔喀军队全部逐出国境。事后，清朝为了加强西藏的防务和行政管理，于1793年颁布了“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组织、政治、财政、金融、军事、外交以及宗教等各方面的制度作了明确规定，使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施政更加完备，更加具体。“藏内善后章程”所规定的施政纲领，基本上一直沿用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也逐步侵入西藏地方。

　　早在18世纪时，英国便蓄意对西藏进行侵略。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逐步控制了喜马拉雅山区诸国的同时，积极派遣特务分子以“游历”、“传教”为名，进入西藏地区进行侦察活动，并且提出了“通商”、“划界”等无理要求。由于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英国侵略者的上述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1888年，恼羞成怒的英国侵略者借口边界纠纷，悍然发动了第一次武装侵略西藏的野蛮战争。西藏人民被迫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昏庸懦弱的清朝政府竟将支持西藏抗敌的驻藏大臣文硕革职，任命投降派升泰作为驻藏帮办大臣。在升泰等卖国贼的压制和破坏下，西藏人民的抗敌斗争遭到了失败。英国通过中英会议签订的“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占西藏属部哲孟雄为其保护国并开亚东为商埠。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帝国主义为了独霸西藏，并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以“华官无权，不能整治西藏”为借口，企图抛开清朝中央政府，直接与西藏地方政府交涉。1899年至1901年，英印总督寇松先后3次写信给十三世达赖喇嘛，阴谋制造英藏直接对话的既成事实。洞悉英帝罪恶用心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严正表示：在没有与驻藏大臣商量以前，按照以往的规定，他不能与外国政府通信。寇松来信均被原件退回，英国策划的“直接交涉”阴谋终于破产。

　　1904年英国再次借口边界问题，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侵藏战争。英国侵略者以卑鄙无耻的手法，疯狂屠杀英勇反抗的西藏人民，占领了西藏首府拉萨，强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了严重损害我国主权的“拉萨条约”。由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清朝政府拒绝在“拉萨条约”上签字。1906年，清朝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将“拉萨条约”收作附件，但英国政府亦不得不在事实上确认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民国政府。清朝驻藏大臣衙门无形中撤销，驻藏官员和军队发生了分裂，西藏政局一时呈现混乱。处心积虑侵略我国西藏的英帝国主义认为时机已到，于是指使它在西藏培植的一小撮亲帝势力控制了西藏地方政府，驱逐了清朝驻藏的官员和军队，组织所谓“民军”向四川、西康地区进犯，对坚持反帝爱国立场的西藏僧俗人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屠杀。接着，经过密谋策划，于1913年公开打出了“西藏独立”的反动旗号。

　　1919年，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怒潮，西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亦不断高涨。这年10月，北京政府电咨甘肃督军张广建派出以李仲莲、朱绣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藏，直接和十三世达赖进行联络。代表团受到了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达赖向代表团表示：“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九世班禅也由扎什伦布寺派人给代表团送来礼物和信札，同样表达了拥护祖国的热诚心愿。甘肃代表团的访问，极大地鼓舞了西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信心。次年，西藏人民赶走了派来西藏策划分裂新阴谋的英国特务贝尔。1924年，十三世达赖在爱国力量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由英国策动的以擦绒为首的亲帝集团的政变阴谋。此后，达赖又下令取缔了英人控制的警察局，停止了由英人担任教练的藏军训练，封闭了英人操纵的设在江孜的贵族子弟学校，并拒绝了英国政府提出的派遣代表团再来拉萨的请求。达赖的上述一系列措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英派”反动势力。

　　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第二年，达赖即派代表团前往南京联系。1930年，达赖再次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藏人员表示：“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1930年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即派员常驻南京，成立了西藏驻京办事处。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圆寂，西藏地方政府当即呈报中央。国民党中央政府于随后派遣黄慕松入藏致祭，追封达赖为“护国弘法普慈圆觉大师”，并任命热振呼图克图代摄达赖职权，管理西藏地方的政务。中央代表团在藏期间，经与西藏僧俗代表商洽，确定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在热振摄政期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了改善和加强。

　　1939年冬，国民党中央政府依据热振摄政的报告，对西藏地方政府找到达赖的转世“灵童”，颁布了十四世达赖的任命，并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主持坐床典礼，吴忠信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藏期间，受到了自清末以来近30年从未有过的盛大欢迎和隆重接待。

　　1941年，西藏地方政权再次落入亲帝分子之手，热振摄政被迫辞职，帝国主义策划西藏脱离祖国的阴谋活动日益露骨。1942年夏，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突然宣布成立非法的“外交局”，并通知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此后一切事务与该局接洽。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对，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但是所谓的“外交局”机构并没有取消，仍继续与英、美等国代表频繁接触。

　　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的亲帝分子迫不及待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 1947年3月，帝国主义炮制了“泛亚洲会议”，竟邀请西藏作为独立国家派代表参加，并在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上将西藏置于中国疆域之外，经中国代表团提出强烈抗议后始加以改正。7月，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了热振活佛，许多与热振有联系的爱国僧侣受到株连，就连心向祖国的十四世达赖的父亲祁却才让也被毒死。10月，一个以夏格巴为首的非法的“商务代表团”，以联系贸易为名，被派往英、美等国进行叛国活动。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为了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西藏，英美帝国主义和西藏一小撮反动势力进行了最后的垂死挣扎。在1949年7月制造了“驱汉事件”之后，随即又组织了非法的“亲善使团”，前往英、美、印度等国，表演了所谓“表明独立”的傀儡剧，不久又阴谋杀害了前往西藏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与此同时，又大量购置武器，疯狂扩军备战，将藏军集结在昌都、那曲两线，妄图用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

　　然而，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中国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个又一个阴谋，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开始了向西藏的大进军，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从此，西藏人民的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