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
语言学（汉语拼音：Yuyanxue；英语：Linguistics），以人类言语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结构和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
语言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语言学专指19世纪以来的语言研究和语言理论，广义的语言学包括传统的语文学和一些交叉学科。语文学以研究古代文献和书面语为主，而现代语言学却以研究近代、现代语言和口语为主，兼顾其他方面。
研究语言在某一时期的情况，称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变化，称历时语言学或历史语言学。共时语言学通常是描写语言学，它与历史语言学相对；但是因为描写语言学要对语言习惯如实描写，不加任何褒贬，所以有时又被视为与传统语法或规定语法对立的学科名称。
除研究个别语言外，人们还对多种语言作综合研究，试图找出其中的共同规律，称普通语言学。由于普通语言学是讲一般性理论的，所以又称为理论语言学。把语言学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是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本来多指把语言原理应用于教学方面，但随着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应用语言学的领域越来越广，已经包括文字创制、语言政策制订、语言疾病医疗、通信技术研究乃至人工智能研究等等。
人们对多种语言进行比较的目的可能不同。19世纪的欧洲学者想通过语音和词形的比较追溯某些语言的亲属关系，称历史比较语言学。后来有人想用比较方法发现人类各种语言的某些共同现象，称类型语言学。近来还有人为了解决教学或翻译问题而对勘两种语言的差异，这称对比语言学。
目录
起源和发展
公元前600～前300年，语言学有3个中心：中国、印度和希腊。
8世纪以后，阿拉伯语言学勃然而兴，是较为后起的流派，并且受到希腊和印度语言学的影响。
19世纪以来的西方语言学，主要是希腊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在某些方面也是古代印度语言学乃至阿拉伯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语言学在周秦时代独树一帜，汉代以后音韵学受到外来影响，近代和现代的中国语言学者又从国外摄取了更多的营养。对于西方语言学，中国学者所产生的影响不多，但是中国语法学家提出的“虚字”、“实字”的区别，也曾引起欧洲学者G.von der加布伦兹、O.叶斯泊森等的注意和讨论。
中国语言学
中国语言学史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古代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7世纪初，约为先秦至明末），近代期（17世纪初至1898年），现代期（1898年至现在）。
先秦时代，孔子只偶尔谈到语言问题，墨子、荀子谈得多些。荀子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正名篇》）这里正确地指出，语言有社会性，事物的名称不决定于它的本质属性，而决定于社会习惯。墨子多谈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这既是古代希腊哲学家所注意的问题，也是现代语言学家所常常讨论的问题。
中国的文字学和词典学(包括字典学)起源最早，地位也特别重要。121年，出现许慎的巨著《说文解字》。该书分析字形，考究字源，注出字音，解释字义，是一部系统严密、包罗宏富的词书，当时在世界上无与伦比。《尔雅》约在公元前2世纪编成，它是汉语训诂学名著，是中国最早的类语词典。汉代扬雄的《方言》也是一部开山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方言词典。
中国的音韵学随文字学、训诂学而兴起，因为汉字有形、有义，也有音。汉代末年（3世纪），孙炎在《尔雅音义》中开始讲反切，把字音分为声母韵母。魏代（3世纪）李登著《声类》，晋代（3～4世纪）吕静著《韵集》，开了韵书的先河。按四声分韵，大约始于沈约的《四声谱》。以后各朝陆续有重要的韵书出现，如隋代陆法言等的《切韵》（约601），宋代丁度等的《集韵》(1037)，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应当指出，从汉代开始的音韵研究，由于后来佛学东渐，梵语拼音字母传到中国，就更加发展。许多音韵学古籍流传至今，我们对1,000多年来汉语语音的演变能画出一个清晰的轮廓。
古代汉语单音词多，一个词儿不像印欧语那样有标明语法特点的屈折形式，因而在组词成句方面，虚字就特别重要。西汉《诗毛传》注解《诗经》，许慎《说文解字》讲文字，都谈到虚字的语法作用。远在1,800年前，这些书的作者已经注意到汉语的语法特点。
中国语言学的近代期有两项重要发展：一是清代经学复兴，周秦音研究、隋唐音研究、训诂研究、文字研究都突飞猛进，超过了宋、明两代，1899年后，还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甲骨文研究。二是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官写了一些谈汉语语法、音韵、方言的书，懂得外语的中国人也逐渐增加，从外国著作得到某些启发。例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就得力于拉丁语法的学习，它是中国人写成的第一部有系统的汉语语法书。
中国语言学的现代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由1898～1949年，第2阶段由1949年至现在。
在第1阶段，中国语言学有了很可观的发展。由于考古资料的发现，古文字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峰。由于西方语言学的启发，语音研究的成绩超过了乾嘉以来的学者。在语法方面，也试图摆脱印欧语系的羁绊，探索汉语自身特有的规律。
在第2阶段，最重要的成就是实用，如制订正确的语言政策，推广汉语普通话，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合理地简化汉字，广泛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并为某些民族制订或改进文字。在音韵学、语法学、汉语史、汉语教材编写方面，已有显著的成就。关于现代和古代汉语，已出版了多部有分量的词典，并正在编印其他词典。汉语方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研究也取得了初步成绩。
古代印度语言学
印度语言研究发源很早，约在公元前6～前3世纪已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波你尼约在公元前4世纪就写成了8卷本的梵语语法，描写古典梵语。
古代至18世纪的欧洲语言学及阿拉伯语言学
远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哲学家就讨论语言的起源问题。有的说语言是自然产生的；有的说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派提出“整齐论”，认为词形和语法结构都有规则，语法形式与语义是平行的；斯多阿学派则提出“参差论”，因为词形的单复数往往与语义的单复数不对应，语法性别也往往与自然性别不一致。
约在公元前100年，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编成了第一部希腊语法书，名为《语法艺术》。此书把希腊语词类分为8类，但是只讲词法，不讲句法。到了公元2世纪，阿波罗尼奥斯才写了一些讨论希腊语句法的书。他把句子分为主语、述语两部分。2,000年来这是传统语法分析句子结构的基本原则。
继希腊语法学者而起的是拉丁语法学者。最有名的拉丁语法书是多纳图斯的《语法艺术》（约400年写成）和普里西安的《语法规范》（约500年写成），二者均为中世纪长期奉为经典的著作。
在普里西安之后约200年，阿拉伯语言学者异军突起。8～12世纪，他们在巴士拉和库费两地（均在今伊拉克境内，“库费”曾译“库法”）先后建立了学派，编出了有名的阿拉伯语词典；并研究了阿拉伯语特有的三联辅音词根和发音方法。他们关于词根、词缀的定义，对19世纪欧洲语言学者，尤其是对F.博普很有影响。他们不但研究阿拉伯语，也研究土耳其语、蒙古语、波斯语。他们受希腊语言学的影响，但是比希腊语言学家的眼界要开阔得多。
与阿拉伯人相反，欧洲人在普里西安之后长期止步不前。直至过了1,000年，才出现一部值得注意的语言学著作，这就是17世纪法国巴黎附近波尔瓦罗亚修道院所编的《普遍唯理语法》。17～18世纪，此书一直被广泛采用。在编写时，作者以R.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认为一切语言都是表达思想的，虽有民族之别，可都有共同特征。作者把词分为9类，其中6类与人们的思维客体有关（如名词），3类与人们的思维形式有关（如连词）。这种语言哲学，300年后美国学者N.乔姆斯基又重新倡导并加以发展。
由16世纪至18世纪末，欧洲人的视野逐渐扩大：他们重新发现了古希腊语；学习了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认识了欧洲各国近代语言的重要性；接触了与欧洲语言大不相同的亚洲、非洲、美洲语言，也接触了与基督教传统大不相同的多种文化。尤其重要的是，18世纪末发现了亚洲的古梵语竟与欧洲的古希腊语、拉丁语等同出一源，并把波你尼的梵语语法翻译了过去。
19世纪的欧洲语言学
欧洲中世纪的语言学家比19世纪的人的视野开阔得多。他们利用当时的条件，大力开展历史比较语言研究（那时称历史比较语文学），同时语言类型研究、民族语言心理研究、方言研究、语音研究也有很大进步。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工作，始于18世纪末。1786年，英国W.琼斯提出，亚洲印度的古梵语与欧洲古希腊语、拉丁语有共同的祖先。1799年，匈牙利人G.沙穆艾尔又证明匈牙利语与芬兰语同出一源。到了19世纪，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更多，如R.拉斯克、F.博普、J.格林、A.施莱歇尔等。他们考释历史音变，验证词项对应，给印欧语系编出了一个族谱。有的学者还根据梵语和欧洲古代语言，构拟出原始印欧语的形态。
除语言的历史演变外，有的学者还注意到语言与民族的关系问题。远在18世纪，德国哲学家J.G.von 赫尔德就指出，民族语言与民族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到了19世纪，K.W.von洪堡发挥了这个思想。洪堡认为，语言有“外部形式”和“内部形式”。外部形式是语音，无民族之别；内部形式是语义和语法结构，因民族而异。他的思想，给20世纪美国语言学家E.萨丕尔和B.L.沃尔夫开辟了道路。洪堡与德国学者F.von 施莱格尔都认为语言有三种类型：孤立型（如汉语）、黏着型（如土耳其语）、屈折型（如拉丁语）。他觉得屈折型最好；可是又说，汉语虽然没有用形式表现出来的语法类别，却自有其优胜之处。
20世纪的西欧、北美语言学
现代国外语言学有三个主要区域——西欧、北美和苏联。自20世纪初期至中期，西欧各派陆续建立，各有其独立的传统。30～7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一些学说，对西欧有影响。苏联的语言学者受西欧、北美的影响较少，他们的学说在西欧、北美也没有广泛传播，因此西方学者对它还没有详细而具体地加以评论。
从20～70年代，西欧、北美语言学有4项突出的发展：一是前半个世纪结构主义占统治地位；二是50年代生成语法异军突起；三是50～70年代数理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应运而兴；四是类型学研究和语言共性研究引起了广泛兴趣。与此同时，语言学与哲学、逻辑、心理学、神经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物理学、工程学关系越来越密切。有些交叉性学科变得十分专门，一般人已觉得难以了解。
一般认为，结构主义的鼻祖是瑞士学者F.de索绪尔，但是他自己并没用过“结构主义”这个名称。他研究语言采用3个二分法：
- 把“言语”(个人的话语)与“语言”（语言的系统）分开；
- 把栅性的“聚合关系”（如在“快走”、“慢走”中，按语法“快”、“慢”可以互相替换）和线性的“组合关系”（如在“快走”中，按语法“快”修饰“走”）分开；
- 把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分开，而且认为共时研究比历时研究更重要。这些理论，大部分已为语言学界所接受。
在索绪尔的间接影响下，并且通过自己的摸索，欧洲一些学者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与索绪尔相似的结论，因此都被认为是结构主义者。但是他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成绩大小、影响大小也各异。一般分为如下几个学派：法兰西学派、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哥本哈根学派。
美国的结构主义的兴起，几乎与欧洲的同时，但是背景和目的都不同。它的创始人是F.博厄斯，他所写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出版于1911年，比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早几年。一般认为，美国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是L.布龙菲尔德和E.萨丕尔。前者的《语言论》出版于1933年，后者的《语言论》出版于1921年，都是这一派的奠基之作。
对布龙菲尔德的学说提出挑战的是N.乔姆斯基，他在1957年出版了《句法结构》，1965年又出版了《句法理论面面观》。他的学说称为生成语法。
乔姆斯基的学说发展到第二阶段，60年代初期曾风行一时，但到了1965年，生成语法派内部开始分裂。许多学者从各方面批评生成语法。乔姆斯基的体系也多次进行了修改，经历了第三个发展阶段（70年代）、第四个发展阶段（80年代）和第五个发展阶段（90年代），他坚持句法自主的立场。与生成语法平分秋色的有几派功能语法（功能语言学）：荷兰的功能语法、系统功能语法、美国西部的功能语法等。在这些体系中功能（结构功能、社会功能）被置于中心地位，功能决定结构的选择。
俄国和苏联语言学
19世纪60年代以前，俄国已开展俄语语言学研究，编出了词典和语法书。19世纪末20世纪初，F.F.福尔图纳托夫在莫斯科大学建立了一个学派，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喀山大学建立了一个学派。他们都研究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把“语音”和“音位”区别开来，对现代语言学尤其有贡献。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语言学有两个主要流派。一派继承俄国传统，继续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同时又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例如L.V.谢尔巴。另一派反对历史比较语言学，提出所谓“新学说”，其领导人是N.Ya.马尔。他认为，语言也跟许多别的社会现象一样，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
在20～40年代，马尔的“新学说”在苏联占统治地位。1950年，苏联语言学界展开了辩论，J.斯大林批判了马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没有阶级性，不是上层建筑，因为它为全民服务，对哪一个阶级都没有偏爱。1956年后，苏联语言学界又起变化，语言学讨论重新展开。马尔的“新学说”不再有人附和，但是对于斯大林的某些论点，有人进行过批评；对于西方语言学的新论点，也有人介绍和评论。
分支学科
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的。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它用声音来表达意义，但是声音本身不是意义。把语言作为一个以音表义的体系来研究，这是语言研究的中心。语言学还与许多学科互相交错，构成一条长而宽的地带，其中包括好些分支学科。
语音学、音系学 语音学研究语音的物理属性、人类的发音方法、语音感知的生理过程等。音系学研究一种语言有多少个不同的音，这些音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和关系，又称音位学。有人把语音学的范围扩大，连音系学也包括在内。
文字学 文字是语音的记录，同时又有某些特殊功能。它也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文字学是研究文字的形状、体系、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学科。文字学研究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书写系统，不限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按汉语习惯，常把文字学作为汉语文字学的简称。
形态学、造句学、语法学、语篇学 形态学研究词的构成方式和屈折方式，又称词法。造句学研究如何把词组成短语或句子，又称句法。按传统说法，形态学和造句学合起来就是语法学，又称语法。从传统语法到生成语法，都把句子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70年代，逐渐发展出一种“语篇语法”，以致形成语篇学。它以实际使用的连贯话语为研究对象，是语法（还有语义、语用）的动态研究。
词汇学、词源学、词典学 词汇学研究词汇项目、词汇意义、词语关系。追溯词的来源和历史的是词源学。搜集许多词项，把它分类、比较、注释的是词典学。中国的字典学是词典学的一个分支。
语义学、结构学、语用学 语义学研究词项与概念及指称对象的关系，揣摩各种词义的异同、正反、上下、交叉等关系，剖析整个句子或其中某些成分的意义。如果语义学只管外延或字面意义，而不管语言从社会环境得来的意义，则仍然属于微观语言学的范畴。但是，只对语言结构本身进行研究，还很难自成一统。有人师承C.S.皮尔士、C.W.莫里斯、R.卡纳普的学说，把语言学看作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他们说，符号学包括3个部分：意义学、结构学和运用学。在一般符号学中称为“意义学”和“运用学”，在研究语言时称“语义学”和“语用学”。意义学研究符号和所指客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运用学研究符号的意义与符号的使用者、符号的使用场合之间的关系。然而符号的客体是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符号的使用场合是说话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一牵涉到这些，语言便再也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体系，语言研究也就再也不限于微观研究，而伸展到语言之外，成为宏观语言学了。
语音研究、语法研究、词汇研究、语义研究和文字研究都是语言研究的核心。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边缘学科。
语言教学与翻译 语言教学自古以来是语言研究的动力，又是语言理论发挥作用的场所。无论在中国，在印度，在希腊，最早的语言研究都是为了解释经典，教授学生。反之，语言研究的成绩也会促进和改善语言教学。此外，制定正确的语言政策，有赖于语言学的帮助；发现和仔细观察语言的历史演变，正确认识古代语言、现代语言、标准语和方言的关系，也不能没有语言学的指导。
翻译自古以来是外语教学中的重要科目之一，并被视为一种艺术。现代人希望把翻译变为技术，甚至试图用机器来代人做翻译工作，于是翻译就更成为语言学家的重要课题。
社会语言学、方言学、方言地理学 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又是联络感情、消除隔膜的工具，风俗习惯代代相传，也依靠语言。使用同一民族的语言，语音、词汇、语法格式也会因地区而异，还会因使用者的社会地位而异，以及因交际场合和使用目的而异。研究这些问题的是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也研究语言选择和语言政策问题。
与社会语言学关系密切的是方言学。“方言”这个词儿，有两种不同的意义。自古以来，人们认为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分支，因地区不同、交往不多而产生。汉代扬雄所谓“方言”就是这个意思。研究这种区域方言的学科，称为方言地理学。但是近来学者们还注意到，即使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城市，人们的言语也因社会阶层、职业、年龄、性别等等而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于是热心研究所谓“社会方言”。
修辞学、风格学、话语语言学 这三门也都是与社会语言学交叉的学科。修辞学公元前5世纪起源于希腊，包括雄辩术和作文法。中世纪以来，修辞学在欧洲学校里是人文学科之一。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就讲究外交辞令，后来又出了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专书，所以“修辞学”的名称虽译自外语，但千百年来修辞研究在中国早已是一门重要的专门学问。到了19世纪，修辞学在欧洲便成了文辞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文艺批评合流。
1902年，瑞士语言学家C.巴利提出了“风格学”这个名称。他认为，用语言来表达情感的方法是风格学应有的研究对象。近来又分为文学风格学和语言风格学。文学风格学近似修辞学，语言风格学近似社会语言学。20世纪初期，捷克语言学家V.马泰休斯又提出话语语言学。他注意那些比句子大的语言单位，短的如几句连贯的话，长的如整篇演讲、整本书，都是研究对象。这门学问一方面牵涉到语言作品的内容和使用语言的目的，另一方面又牵涉到组成篇章的手段和表达意义的手法，因此与修辞和语法都有共通之处。
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人们彼此对话时有物理、生理基础，也有心理基础。有人从语言出发去研究心理，摸索语言与感知、注意、记忆、学习等心理作用的关系；也有人从心理出发去研究语言，企图弄清楚人们如何说出话来，如何听到并理解他人的话。这些是心理语言学要做的事。研究心理学，不能不研究人脑的神经。探索人们学习语言、运用语言的神经学基础，试图做出人脑控制言语和听觉的模型，这是神经语言学的任务。与心理语言学密切相关的是认知语言学，它从认知的角度探讨语言结构和意义，着重解释范畴化等问题，追寻语言结构的理据。
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 正如洪堡所说，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职业、亲属关系等会影响语言习惯；反之，语言对这些东西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研究这些问题的是人类语言学（“人类学的语言学”的简称），它从人类学立场出发，用人类学原则来研究语言。人类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交叉，尤其与民族语言学交叉。民族语言学研究民族类型、民族行为程式与人们的语言之间的关系，也研究一个个具体的少数民族语言（语言系统、语言与文化等）。人类语言学还有个特殊任务，就是设法把那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记录下来。
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 数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中的数学性质的学科。目前它包括3个部门：代数语言学、统计语言学和应用数理语言学。它的研究范围日益扩大，已从简单的词汇统计伸展到建立语言的代数模型，分析语义，探讨人工智能问题等等。
数理语言学兴起约20年后，计算语言学也应运而兴。计算语言学的目的，是阐明如何利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语言研究，其项目有统计资料，检索情报，研究词法、句法，识别文字，合成语音，编制机助教学程序，进行机助翻译等等。由于计算机存储量大，计算准确，工作速度快，又能用于起稿、改稿、存储文稿和各种资料，对于语言研究有很大的帮助。随着数理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的发展，近来兴起了一门语料库语言学。它能为一般语言研究、翻译研究、词典编纂等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援。
哲理语言学、语言的哲理和语言哲学最早谈论语言问题的是哲学家，目前哲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更加密切。人们问：对于哲学概念的理解和阐发，语言学能起什么作用？对于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材料，哲学能起什么作用？在目前语言学用语中，哲理语言学指语言学家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研究，语言的哲理则指哲学家为研究语言而采用的方法。有人把二者合起来，统称为语言哲学。但是人们又往往把语言哲学用来专指哲学家对日常语言的分析和理解，如英国哲学家J.L.奥斯汀所作的对日常语言的说明。
语言研究展望
1975年以后，语言学的进展比先前急速得多。对某些问题，各派意见渐趋一致；对其他问题，却又更加分歧。英国的新弗斯派、法国的功能语法派、苏联的语言学者、美国的生成语法派和各国众多的新兴学派，都继续进行着研究。中国的学者除继承前辈的传统并吸收国外的成果外，也正在试用新方法来探讨新问题。
当今语言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语言学的本质是什么？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是研究作为心理状态的语言知识的，所以是认知心理学的一部分；但是人类心理又取决于大脑的物质结构，因此语言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相反，美国学者D.海姆斯却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研究语言而不管它的社会功能，是既不合理也行不通的。他跟许多别的学者一样，确定语言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这也就是说，不能只用自然科学方法来处理语言，而要用社会科学方法。由此必然产生另一个争论：研究语言应以结构形式为主，还是以语法功能为主？碰到一个句子，应该像乔姆斯基那样，先把它分为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还是先分为主语和谓语？传统语法着眼于意义和功能，自然先讲主语、谓语；乔姆斯基从形式出发，却要先讲抽象的短语结构和语符列。不过，60年代前后，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兴起了几种功能语法。这些派别都与乔姆斯基背道而驰，可是侧重点和解释方法又各不相同。8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第三条路线：认知语言学，主张从认知心理出发去研究语言的结构和意义。
研究语言，重点应该放在句子上面，还是放在更大的单位上面？这又是一个时常引起争论的问题。自古以来，语法主要是讲句子结构的，修辞学则既讲选词造句，又讲谋篇布局。如果研究语言的人想用技术手段来理解自然语言，处理那急剧增加的科技文献和社会信息，他自然力图用数学方法来处理语言。这样他就不得不以句子为主，因为在比句子大的单位中，可变因素太多，难以列出公式。可是如果他所关心的是交际功能和社会效果，他就不能不纵览全文，关怀全局，既谛视上下文贯串照应的方式，又探讨语言中那些情文相生、意随境变的问题。
语言学家自古以来常常谈到语言的共性。乔姆斯基及其追随者认为，可以从英语这样一种民族语言入手，摸索出各种语言的共性。J.H.格林伯格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先列举若干种语言的相似点，再逐步找寻一切语言的共性。为了追求语言的共性，乔姆斯基已经放弃了大多数转换规则；另一派如G.盖兹达等人则连一条转换规则也不要。究其原因，无非是感到转换规则因个别语言而异，无法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
电子计算机的使用，是今天语言研究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借助于计算机，词汇研究取得了空前的准确性，语法分析也达到了新的水平，语义分析则正在试验中。但是即使只是处理视觉和听觉材料，把两种材料彼此配合，计算机目前还远不如人脑；至于人生知识和社会知识方面，计算机比之人脑自然更相去悬殊。人工智能研究的目的，是使机器能像人那样思维，那样控制并使用语言。不过到目前为止，语言还只有人类能灵活运用。有人相信，语言终将为人类和机器所共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