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
青铜器（汉语拼音：Qingtongqi；英语：Bronze Ware），用青铜（红铜与锡或铅等的合金）作原料制成的器物。除泛指用青铜制作的所有物品外，常特指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到青铜时代阶段的青铜制品。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地理区域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与武器的主要原料从而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有早晚的差异。约公元前4000年时的西亚地区，今伊朗南部、土耳其与两河流域南部一带已开始使用青铜器；两河流域南部在约前2900年始建的苏美尔早王朝时期进入青铜时代。约前3500年，欧洲南部爱琴海南端诸岛屿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古代埃及在约前2133年进入中王国时代后青铜器生产扩大，并逐渐进入青铜时代，至约前1567年进入新王国时期后，青铜器制造业有更为明显的发展。约前24世纪中叶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河文明已属青铜时代，流行用青铜及红铜为原料制造工具、武器、容器及人与动物的雕像。前11世纪以前，美洲的秘鲁、玻利维亚一带已出现青铜器冶铸中心。在中国，已知约在前2700年出现青铜器，约存在于前19～前16世纪的二里头文化已属青铜时代文化。
目录
青铜的特性
青铜的合金成分以红铜为主。在古代中国，与红铜混合的其他金属元素（占合金总成分2%以上一般视为有意加入）主要是锡或铅。铜锡合金称锡青铜，铜铅合金称铅青铜，也有含锡、铅均较多的，则称锡铅青铜，或称“三元青铜”。在中国甘肃河西走廊区域内的玉门、民乐、酒泉等地的四坝文化遗址中还出土有砷青铜、锡砷青铜与铅砷青铜。而含砷青铜在中亚、近东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青铜制品中多见。四坝文化之所以存在含砷青铜，除当地分布有铜砷共生矿因素外，也存在其与中亚、近东地区古代文化交流所致的可能。
青铜在物理与化学性能上有比红铜熔点低、硬度高、利于铸造的优点。红铜熔点为1,083℃，含锡15%时，熔点即降至960℃，如含锡25%，熔点更会降至800℃。所以青铜比红铜更易熔化，利于铜器浇铸。红铜硬度为布氏35度，加锡9%～11%，硬度即可增加到70～80度，而且青铜硬度会按含锡量增加而成正比提高。红铜铸造性能不良，铸件易形成气孔，但青铜熔液流动性强，且冷凝时体积略有涨大，在铸造时易于填满器范，减少气孔。古代中国青铜器之所以加铅元素，主要在于加铅可以增加合金熔液的流动性，有利于铸件外形与纹饰的精细、美观，在含铅量较多的情况下则有使用较易得到的铅而节约锡的用意。正因为青铜具有上述优点，所以在古代世界成为最早被广泛应用的合金。青铜器对于促进诸种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史前时期的中国青铜器
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在甘肃东乡林家属马家窑文化晚期遗存的一座房基址(F20)中出土的一件青铜小刀，经激光微区光谱分析为锡青铜质，含锡量为6%～10%。系用两块范，即一块平板、一块刻出凹状刀形，合范浇注而成。在此遗址中同属晚期遗存的灰坑H54中还发现有铜、铁氧化共生矿在冶炼后未完全熔化而遗留下来的碎渣，证明当时已可以用铜的氧化共生矿炼铜，青铜刀的原料即有可能为铜锡共生矿冶炼制成。以上F20与H54的14C年代测定结果为前2740年（经树轮校正）。中原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晚期灰坑内出土的一件青铜容器残片，同坑出土的炭据14C测定约属前1900±165年（经树轮校正）。由于此容器已是用多复合范法铸造的，铸造技术已较成熟，据此可以推知，中原地区青铜铸造技术的产生当在此前较长一段时间，早于前2000年。中国青铜器最早出现于哪个地区，是西北还是中原地区，有无一个青铜工艺传播的过程，均有待于今后的考古新发现与更深入的研究来解决。
中国青铜器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虽较早出现，但那时青铜工艺尚处于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青铜器不可能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迄今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资料表明，中国青铜时代约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据14C测年数据，其年代约在前19～前16世纪，此年代范围在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夏王朝纪年范围内。中国青铜时代约终于前5世纪中叶至前4世纪中叶，即战国早期。战国中期以后，冶铁业有长足发展，铁器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战国中晚期乃至秦汉时期，青铜仍被经常用来制造容器与兵器、乐器及镜鉴、带钩等服御器。
上述中国青铜时代的一千数百年间，青铜虽也曾被用于铸造生产工具、日常生活用具及装饰品，但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思想的支配下，更主要的还是用来制作以祭器为主的礼器与兵器。青铜兵器被用来武装国家及各级贵族的军事组织。青铜容器与乐器更大量被应用于贵族间的礼仪活动，包括祭祀以及婚媾、宴享、朝聘、盟会、丧葬等活动，以维护王朝政治统治与贵族阶级内部的等级制度。自商晚期始流行在青铜器上铸铭文的风气，使青铜器更成为各级贵族通过铭文追念祖先，颂扬君主或上级贵族，记录与自身及其家族有关的重要政治、礼制、经济活动的载体。青铜器对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巨大影响，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的突出特点。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中国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所发现的商周时代青铜生产工具，主要是手工业工具，而青铜农具的数量很少，可知青铜工艺并没有被直接地、充分地利用来改进农业生产。这种状况与上述中国青铜时代的特征是相吻合的。只有在东周时期的长江下游地区及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滇文化地区，由于有较丰富的铜矿等矿藏资源，因而制作了较多的青铜农具。除了青铜手工工具会促进农具的改造外，商周时代青铜器的使用对农业生产发展所起的间接作用仍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中国青铜器如按照器物的用途分类，可大致分为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以及杂项6大类。杂项包括铜镜、带钩等服御器与符节、牌饰等。容器又可再按用途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主要指盥洗器）及量器诸类。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各个发展阶段，各类青铜器所包含的具体器类与其形制、纹饰、铭文的内容及字形等，皆发生着阶段性的变化，不同时期的青铜器均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此种情况相应的是，中国古代青铜冶炼、铸造技术与装饰工艺亦不断有新的发展。因此，对中国青铜器可以从多方面做研究，如做器型学与分期断代研究、造型艺术与纹饰图案研究、铭文内容与文字形体及书体研究，或做青铜器铸造方法与装饰工艺研究等。诸多研究内容使中国青铜器研究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专门性课题，对于促进中国古代社会史、美术史、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器发展阶段
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器大致经历了以下6个发展阶段：二里头文化时期、商代前期、商代后期、西周时期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
二里头文化时期
大约相当于文献中所记夏王朝时期。此时期青铜器主要发现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在该遗址，二里头文化一般分为四期，第四期下限的绝对年代可能已进入商代早期。自1962年以来，在二里头宫殿基址附近地层与墓葬中先后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其中以酒器爵为多，也发现有斝、封顶盉与鼎，此外，还出有戈、钺、镞等兵器，凿、锛、锥、刀等工具及鱼钩、铃，还有镶嵌绿松石的各种青铜牌饰。现已发现的这些青铜器中的容器、兵器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只有铃与牌饰在二期已出现。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容器一般皆薄胎，制作较粗糙，只有到四期时才有少数器物稍显精良。爵皆为平底束腰、腹横截面呈圆形，窄长流，横截面作三棱或四棱形的足多外撇。斝少见，腹除平底近爵腹外，也有圜底袋足的形制。青铜器总体以素面为多见，或有简单的弦纹、乳钉纹及网格纹。在四期墓的随葬青铜器中已出现爵与斝的组合，这种形式也见于二里岗下层文化时期的墓葬中，一般认为已具有随葬礼器组合的性质。青铜镞是消耗性较大的兵器，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兵器中已发现有较多的且形制较进步的双翼形镞。青铜工具多用单范制成，少数采用合范法，锛、凿等尚不具銎口，是靠直接锤击顶部使用的。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有圆形与兽面形，工艺较精致。可以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在形制与铸造工艺方面等虽尚带有某些原始性，但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一些特征，如块范铸造法，器类以酒器、兵器为重点，以及在墓葬中随葬有固定组合形式的礼器等皆已在此阶段奠定了基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容器、兵器的形制，与属商前期偏早的二里岗下层文化同类器相近。这一阶段的青铜器除了考古发掘出土的以外，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与文物保管单位中也都有所收藏，其学术与文物价值因对二里头文化的认识与研究的逐渐深入而得以昭显。
商代前期
大约相当于成汤至盘庚迁殷阶段，是中国青铜器铸造工艺由初起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本阶段的青铜器以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在郑州商城遗址范围内的属二里岗下层与上层文化的墓葬或窖藏中均有青铜器出土。能够确定为二里岗下层文化时期的青铜器迄今还发现不多，在郑州东里路等地点的二里岗下层文化的墓葬中出土有青铜爵、斝，有的还出土有青铜戈等兵器。爵腹部的横断面已不同于二里头文化的爵那样作圆形，而是呈椭圆形，腰部已较粗但仍作平底。斝已较多见，亦作平底，但体形已较粗矮。爵与斝多矮柱，仅有很小的半月形柱帽，仍与二里头文化的爵、斝特征相同，但有的斝已有较大的菌状柱帽。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在郑州以外，如荥阳、登封等地也有少量出土。属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在郑州商城遗址范围内的白家庄、铭功路、北二七路、人民路、张寨南街、向阳回族食品厂等地点的属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的墓葬与窖藏中有较多出土。这时期青铜器的器类已较丰富，除已见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下层文化的爵、斝外，常见的器类有属食器的鼎、鬲，酒器觚、罍、尊、卣，水器盘、盉及中柱盂。爵除保持平底的传统形制外，至此阶段较晚时有的底已微凸，柱已出现菌状与伞状顶，下腹部多明显外鼓。觚以腹壁曲率较小而呈直筒形为主要特点。鼎作深腹、圜底、空圆锥形足，口沿上的双立耳中，有一耳立于一足之上。方形鼎腹部横截面皆接近正方形。在这一阶段偏晚，即二里岗上层文化二期时已出现大型青铜器。1974年9月在郑州张寨南街出土的两件大方鼎，通高分别为100厘米和87厘米，重量分别为86.4千克和64.25千克。1982年在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出土的两件大方鼎，通高皆达81厘米，重量分别为75千克与52千克。同出的大圆鼎通高也达到77厘米、口径52厘米，重33千克。在此窖藏中还出土了纹饰精美且繁缛的饰羊首的罍、饰牛首的折肩尊等器物。这些发现证明，到本阶段偏晚，青铜冶铸业已有了长足发展，为商代后期出现的辉煌的青铜工艺奠定了基础。而且至本阶段偏晚，随葬青铜器的基本组合形式中爵与觚渐以等量相配，这一特征后来为商代后期随葬礼器组合所承袭。郑州地区也出土有较多的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的青铜兵器，器类主要是戈，直内、长条形援，援较长。
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青铜器也在郑州以外地点出土，其中最主要的是湖北黄陂的盘龙城遗址。在此遗址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器百余件，其形制、纹饰与组合形式皆与郑州地区二里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非常相像。一般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商代前期郑州地区商文化对长江流域地区已产生深刻的影响。但盘龙城遗址出土青铜器中有双环耳簋，是现已知簋接双耳中年代较早的，此外在盘龙城青铜器中还有曲内戈与矛，尚未见于郑州地区。
商代前期青铜器的纹饰在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已较丰富。常见的作为主纹饰的是无底纹的饕餮纹（又称兽面纹），尾部作鱼尾形或上卷，身躯以宽线条或窄细线条构成，此外还流行云纹、圆圈纹、乳钉纹、涡纹、弦纹，多作为辅助纹饰出现。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上尚未见到铭文，但在几件传世的属于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的青铜器上已有简单的铭文，内容是族氏名号与所祭先人日干名。
商代后期
此阶段为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商代后期大致相当于盘庚迁殷至商末帝辛时期。这一时期青铜器出土地点已更加广泛，除商王朝都城所在之安阳殷墟以外，在今河南其他地点与山东、河北及北京地区、山西、陕东北与陕西关中及汉中地区、四川、湖南、江西、安徽等地，都有大量与殷墟青铜器形制、纹饰特征相近同的商后期青铜器出土。反映这一时期商文化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学者们对商代后期青铜器所作分期工作是在综合考虑了此时期墓葬中与铜器共出的陶器分期研究的成果、常见青铜器类器形演变的规律、青铜器纹饰及工艺的阶段性变化、随葬青铜器的组合形式、铭文的字体与内容等方面的因素进行的，尽管在分期问题上尚有某些具体差异，但对商代后期青铜器诸器类基本的发展演化轨迹的看法已无太大出入。商代后期青铜器大略可分三期：各期的年代按王世估计，第一期约相当于盘庚至小乙时期，第二期约相当于武丁至祖甲时期或延入廪辛时期，第三期约相当于廪辛至帝辛时期。其中第二、三期延续时间较长，都可以再细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期青铜器常见器类中，作为随葬器物基本组合的为鼎、斝、爵、觚、罍，此外或有瓿、卣。其中爵、觚等量相配，延续商前期偏晚时的制度。在以上组合中凡同类器有两件的，两件器必有形制上的差异。在形制上，鼎仍多作圆锥形空足或半空足，足或微外撇；爵仍有作平底、下腹外鼓的传统形制，但已以圜底、直筒状腹为主，并渐成为以后爵的基本形制。觚腹壁曲率已较大，器身由于中腰已稍突出而渐向三段式过渡。铜器器壁一般均较厚。纹饰基本上仍多沿袭二里岗上层文化二期的形式与风格。考古发掘出土的本期青铜器中仍未有带铭文的。至第二期，青铜器器类更加丰富，特别是到此期稍晚，商代青铜器的器类已基本齐备。在比较完整的随葬组合形式中，比上期增加食器簋、水器盘，新出现觯、方彝、壶、觥等酒器，甗、卣自本期开始成为常见组合成分。鼎的形制也有变化，由前一期一耳多立于一足之上，变为两耳均已立于足间之上。此期铜器胎质愈加厚重。在纹饰种类上，除传统的饕餮纹外，夔龙纹也开始盛行，小鸟纹较多用为辅助纹饰。纹饰风格更趋向细密化，并开始出现所谓“三层花”，如饕餮纹等主纹饰凸起于细密的云雷纹底纹上，而饕餮纹目部又再凸出于主纹饰上。饕餮纹的尾部与上一期向上卷不同，已普遍下卷。此期青铜器上已见到较多的内容较简单的铭文，主要是族氏名号、作器者名及被祭先祖之日干名，字数不多。著名的河南殷墟妇好墓是商王武丁配偶之墓，年代属于此期。出土的各类青铜器达460余件，多造型庄重，纹饰精细，代表了商后期青铜工艺的水平。此期是殷墟青铜器独特风格形成与确立时期。第三期的青铜器在器类、纹饰上多承继第二期，但各主要器类在形制上较上一期多有明显变化，如簋已有接双半环耳的，尊已流行粗体觚形，卣出现扁圆体。此期青铜器中存在较多制作简陋的明器。铭文已有较长的，最长的小子卣器腹有铭文4行44字，另盖铭3行共47字，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乐器有铙，口向上敲击，多作三件一组。青铜车马器在车马坑与墓葬中已有较多出土。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揭示出，商代后期在商王国势力以外地区也存在着一些发达的青铜铸造中心，在这些地区多有重要的青铜器群出土。如在湖南北部宁乡及其附近地区出土过大量造型奇特、工艺精美、体型雄伟、与殷墟青铜器体系相近而又在造型、风格上有所不同的青铜礼器；在江西新干商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与兵器既有浓厚的殷墟青铜器特点，又有地方特色；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容器基本上可归属殷墟青铜器系统，但大型人像与人头像等器物则显示出浓厚的区域特征。陕西汉中城固、洋县一带曾出土过较多与殷墟青铜器风格相异的兵器及铜人面具、牛面具等，同型的面具亦出土于西安老牛坡商后期墓葬中。
商代后期青铜兵器器类主要有戈与矛，此外有钺、较大型的刀及镞。戈以直内、无胡、长条形援戈为主，其形制变化表现在援的形状由细长渐变为短宽。后期偏晚时也出现短胡一穿与中胡二、三穿乃至长胡四穿戈。此外也有曲内戈、銎内戈及直内三角形援戈。直内三角形援戈较早的形制呈不等腰形。但銎内戈存在时间较短。大型钺往往出于高级贵族墓中，多用作仪仗，小型钺是实用性兵器。
商代后期青铜器铭文最常见的仍是作器者的族氏名号，其中相当一部分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族氏名号相组合的形式，习称为“复合氏名”，这些铭文对于研究当时的家族结构有重要意义。铭文中常见受祭的先人使用日干名（此亦见于文献与殷墟卜辞），其由来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
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对后世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西周青铜器堪称西周文明的象征，是这一历史时期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辉煌成果之一。西周青铜器比较集中地出土于三个地区：位于陕西岐山、扶风两县交接地的周原遗址，是周人发祥之地；位于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沣河东西两岸的丰镐遗址，即西周王朝都城所在，为王畿西部区；位于今河南洛阳一带的成周遗址，是西周王朝另一都城所在，乃王畿的东部区。此外，在西周时期各重要诸侯国的遗址与墓地，如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见琉璃河燕都遗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等也都有较多的重要的西周青铜器出土。综合形制、纹饰与铭文字体诸方面因素，现一般将西周青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研究者或更将各期细分为若干阶段。早期约相当于武王至昭王，中期约相当于穆王至孝王，晚期约相当于夷王至幽王。西周早期青铜器在器类上与商代后期青铜器基本相同，但在随葬礼器组合上比商代后期已有所创新，如常见酒器组合以爵、觯组合代替商墓中最基本的爵、觚组合，而鼎、簋组合更成为此期中小型墓中常见形式。编钟在此期稍晚出现。此期青铜器在形制上也有新特征，如出现口部呈桃形的浅腹鼎；簋流行双半环耳带长方形珥的形制，而带方座的簋亦在此期流行；爵的柱渐向鋬上方移动，三足已由商后期三棱锥形变为宽刀片状且明显外撇，纹饰除延续商晚期以饕餮纹、夔龙纹为主外，也有独特形式，如体躯卷曲的团龙纹。纹饰风格较商晚期更显简练而粗犷。铜器腹壁与边棱常喜用扉棱修饰。此期铭文已出现长篇，如康王时期的重器小盂鼎，已有铭文约390字（见盂鼎）。铭文字体多有波磔，近于商后期风格。西周中期青铜器在随葬礼器组合方面较早期发生两点主要变化，一是水器盘、盉稳固相配且普遍出现，成为重要组合成分；二是壶在酒器中的地位上升，传统的常见酒器觚的地位已下降。按照墓主人身份地位随葬一定数量鼎的用鼎制度及鼎、簋相配制度开始流行。在形制上最明显的变化，是鼎、簋、尊、卣等容器多作明显的垂腹状；壶在此期偏早作橄榄形，稍晚出现长颈圆腹或方椭圆腹的形制。纹饰盛行对称的垂冠大鸟纹、顾龙纹、各种形式的长尾鸟纹及窃曲纹。此期稍晚瓦纹、波带纹、环带纹亦开始出现。铭文字体在此期较早阶段，多较小而规整、矜持，稍晚则较为疏散，排列亦显宽松，且字体向长方形发展。总之，此期偏早与偏晚青铜器在形制、纹饰与铭文字体上虽有共性，但也有一些变化之处。西周晚期青铜器中除仍以鼎、簋相配显示墓主人身份外，、簠开始成为流行的食器，而水器中匜已渐代替盉的位置，且与盘构成稳定组合，而壶仍作为礼器中唯一酒器被使用。在形制上，鼎始流行半球形腹、蹄足的形制；簋流行直口、圆鼓腹、有盖，圈足下三小足，通体饰瓦纹的形制。纹饰方面，在中期出现的窃曲纹、瓦纹、波带纹、环带纹在此期盛行。铜器风格已以素朴为主流，同一器类形制已较规范而少有差异。属此期的毛公鼎，虽铭文达499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最长铭，但形制却是此期常见的半球形腹鼎，仅在口沿下饰一周重环纹，表明尚朴之风实为此期之时代特色。
西周青铜器自早期至晚期有许多铸有内容涉及西周重要史事的铭文，如记武王克商的利簋，记周公东征的方鼎，记成王迁宅于成周的何尊，铭文与昭王南征有关的静方鼎、中方鼎等器。铭文涉及西周时期周王封建诸侯与册命、赏赐贵族土地、属民等重要政治制度的有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1193号墓出土的记王命克侯于匽（燕）的克盉及克罍，江苏丹徒出土的宜侯夨簋，近年发现的记王命唐伯侯于晋的?公簋以及大盂鼎、大克鼎（见克鼎）等铭文。记录西周王朝与周边诸方国及土著民族所发生战事的如小臣簋、小盂鼎、班簋、簋、师?簋及多友鼎、虢季子白盘等。铭文中概述西周诸王世系与事迹，并体现王朝与世家贵族关系的器物有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史墙盘、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盘等。在重要诸侯封国出土的青铜器，如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的西周早期偏晚至春秋初期这一时段历代晋侯所作器之铭文，印证与弥补了史籍对晋侯世系与史事的记载（图4）。西周中期以后，有一些青铜器在铭文中记录了当时贵族之间的土地与经济纠纷，显示出西周土地制度的特征与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如岐山董家村出土的三年卫盉与五祀卫鼎等。而且还有一些器物的铭文则对了解西周王朝所施行的法律制度有重要价值，如?鼎、匜、?攸从鼎等。而在许多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中所记录的王年、月、月相及干支，更为研究西周历法与年代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
西周时期的青铜兵器主要有戈、戟、矛、钺、剑及镞。西周早期流行无胡、援细长而略作弧形、锋尖下弯的戈。也有短胡无穿及一穿、二穿戈，中胡二、三穿戈。短胡无穿戈的援下刃多起一尖状波折或作偏锋状。中胡二、三穿戈内下角多有歧齿。中期以后援锋部呈三角形。商代晚期即出现的直内三角形援戈在西周早中期也有发现。戟是西周早期兵器中非常盛行且有特色的器类，戟头全部浑铸，有戈、矛联组成的所谓“十字形戟”及戈、刀联组而成的所谓“钩戟”。剑均为扁茎上带孔、有脊的柳叶形短剑。青铜乐器主要是甬钟，自西周早期偏晚时出现的三件一套的编钟，至西周晚期时多以八件为一套。
春秋早期青铜器在器类、形制、纹饰、随葬组合形式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沿袭西周晚期旧制，所以，这一时期青铜器可与西周晚期器物归属同一阶段。比西周晚期稍有变化的是，半球形腹鼎腹部变浅；方甗流行，甑、鬲两部分皆作分体；纹饰中流行对称的前卷尾龙纹、单体或双体相盘绕的龙纹，皆为此期出现的新形式。随葬青铜礼器流行在实用器外配备器类、器形“复古”的明器。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群是研究春秋早期中原地区青铜器的重要资料。
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这一阶段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春秋中期中原地区青铜器较春秋早期所保持的西周旧制已有几点明显变化。其一是，较大型的墓虽仍承继春秋早期的齐备的礼器组合，东周礼书所讲的用鼎及鼎簋相配制度在较多墓中被体现，但较小型的墓中出现了鼎、敦、、盘、匜的新组合形式，具酒杯功能的在这时成为唯一的酒器组合成分。其二是新器形的出现，如春秋中期稍晚附耳有盖鼎成为鼎的重要形制，盖作缓圜顶或平顶，顶上多作三环钮或三曲尺形钮，蹄足由细长渐向粗短发展；簠器盖相接处出现直壁；壶腹部最大径渐上移，方壶流行四角附龙形兽，兽耳衔环，圈足以下为兽足；匜流顶封盖呈管状流状。其三是纹饰开始盛行蟠螭纹（或蟠虺纹），即由两条以上细小的龙（或蛇）相互缠绕构成一个单元重复展开，铺满器表，渐取代了传统的轴对称式或带状图案。其四是青铜器中出现活泼而写真的造型，如在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壶盖上站立一展翅欲翔的鹤。此外，将壶等器物的盖顶做出莲瓣状自此阶段始蔚然成风。上述造型与纹饰变化给青铜工艺带来一种清新气象，并将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引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春秋晚期，青铜豆已成为此时期随葬组合中常见器类，并在中小型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中取代了敦。中原地区进入战国早期以后，在大型墓葬中，随葬青铜礼器的基本器类及用鼎制度依然维持春秋晚期以来旧制，但在中、小型墓中与鼎相组合的食器则主要是甗与豆及敦，而圆壶又渐代替成为常见随葬酒器。青铜器纹饰更出现不少新形式，如蟠螭纹的小龙躯干由细变粗，中间还填以云纹及雷纹，此外绹纹、变形蝉纹、回纹及三角纹，以纹饰带形式成数排施于器腹，亦为前所未见。以镶嵌红铜或錾刻方法制成，表现宴乐、弋射、采桑、狩猎与水陆攻战等场面的人物画像纹作为中国青铜器艺术的奇葩，在战国早期颇为流行。
春秋以降，随着周王室地位的进一步衰落，各诸侯国竞相发展自己的势力。至春秋中晚期，青铜器的地域性特点加强，并渐形成6个区域性青铜文化圈，除中原地区外，有山东地区，汉水以北、淮水流域及邻近地区，汉水流域及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关西地区。春秋中晚期以后山东地区的齐、薛、莒等国青铜器在形制与纹饰方面已与中原有较大差异，汉水以北、淮水流域及江淮地区一些重要诸侯国如曾、蔡，其青铜器在春秋早中期与中原器形近同，而在春秋晚期已融入楚文化范畴内。汉水流域及长江中游地区，器制渊源于中原的楚国沿袭了中原用鼎制度，但在组合形式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原流行器类已少见于楚。楚器中盏、缶为有特色器物，鼎、簠等器类虽渊源于中原器制，但出现平底、束腰、耳部外弯的升鼎等富有特征的器形，且附耳、蹄足、有盖的圆鼎之足部渐向细长型发展并加大外撇程度，在形制上与中原鼎制渐拉开距离。春秋时活动于长江下游今安徽中部舒城及附近地区的群舒，其青铜器在春秋中期偏早仍具中原特点，中叶后在形制上形成独特风格，带曲角状鋬的甗形盉，无流或有流的平顶盖缶等表现出浓厚的地域特征；春秋晚期的吴国青铜器在随葬组合上综合了中原与楚器两方面的组合特点而加以改造，但在形制上却异于二者，以浅腹、三扁足外撇的“越式鼎”、高弧形裆的鬲等器物为代表。偏居关西的秦国在春秋时期亦有自己的独特器类，以立耳、浅腹、蹄足根部向上高接于下腰部的秦式鼎（图6）与茎部作镂空或半镂空的秦式剑为代表，春秋中期以后秦器上流行的变形蟠螭纹也颇具特色。
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以戈、矛、戟、剑、镞为常见。春秋早期戈的形制基本仍延续西周中晚期以来长援、三角形锋的特点，中期以后出现长援近直而略上扬、中部细而锋部宽、长胡二或三穿的新形制。战国早期始流行分铸戟，援细长而上扬，多作长胡二穿，内末作斜刃上翘。剑在春秋早中期流行“柱脊剑”，脊作圆棱状与圆柱形茎相连，无格。青铜乐器仍盛行编钟，甬钟外，钮钟开始行用。此一时期，在较大型的墓葬中常随葬有不同类的成组的青铜乐器组合而成的成套乐器。钮钟、甬钟与镈常是8件左右为一组。此外，还常伴出有成组的石磬。属战国早期的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64件编钟，包括五组甬钟45件，三组钮钟19件，另有一件大型镈，是这一时期青铜乐器制作达到高超水平的标志（见曾侯乙墓编钟）。此期青铜乐器还出现口向上敲打使用的勾鑃。
战国中晚期
作为中国青铜时代壮阔乐章的余音，青铜工艺与礼器制度在此阶段仍有所发展。在中原地区，自战国中期偏晚始，随葬的青铜礼器中豆长期风行的情况趋于结束，鼎、敦、壶渐成为随葬礼器组合形式的基本成分。传统的用鼎制度仍有体现，但与鼎相配的食器，可能已为敦或豆。有盖、附耳蹄足鼎的腹部变得更加宽扁，蹄足更粗短且足根部上移近于中腹，并出现双耳向外弯折的形式。敦盛行器盖相合成长椭圆或圆形的形制。战国晚期时青铜器纹饰中出现以花朵连成纹饰带构成的主纹饰，这种植物纹的流行表现出一种清新、素雅的格调。错金银工艺在此阶段盛行，而同时素面的铜器特别是素面鼎亦很常见，开秦汉时青铜器多素面的先河。位于河北平山属战国中晚期之际的中山王墓出土有成组的青铜容器，包括著名的刻有长篇铭文的“中山三器”（王鼎、王方壶与圆壶），其中王鼎为铁足大鼎，铭文达469个字，是迄今战国铜器中最长的铭文。墓中出土的造型奇异、饰有精美的错金银纹样的青铜器具与双翼铜兽，堪称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与装饰工艺水平的代表作。
在战国中晚期，由于楚国势力的扩张，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基本纳入楚文化圈范围内；而西方的秦国在战国中期两次变法后以强盛的势力向东向南迅速扩张，秦文化的影响日强。所以，战国中晚期楚、秦两个系统的青铜器及其制作工艺，在青铜器发展史上有重要的位置。此阶段楚国青铜器在随葬组合方面亦主要以鼎、敦、壶为基本成分，盘、匜出现率明显降低。楚式鼎根据用途不同，有多种器型，其中最流行的、有代表性的新形制是有盖、盖顶作三环钮的扁直腹平底鼎，有附耳或环耳，足作瘦长多棱形，且多作铁足。战国中期末，类似于“越式鼎”的附耳、浅腹略倾垂、三扁足外撇的体态轻薄的鼎在楚文化区也颇为流行。20世纪30年代安徽寿县李三孤堆（今划归长丰县）楚幽王墓被私掘后所出土的大批楚器，包括楚王酓与楚王酓?（即楚幽王熊悍）所制的大型鼎与多种酒食器，制作精良，显示了战国末楚国青铜器在形制与工艺方面的独特风格。战国中晚期的秦国青铜器，以仿效中原式的鼎与秦式的壶构成随葬组合形式。至战国晚期，秦国铜器中出现蒜头壶与鍪两种以前未曾使用过的新器类（鍪在较早的战国蜀墓中已存在），使随葬青铜器的组合形式变成鼎、鍪（或釜）、圆壶、蒜头壶及盘、匜。这种铜器组合形式随着秦国势力的扩张已出现于此一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墓葬中。战国晚期的这些青铜器的形制与组合形式，一直影响及西汉。
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在北方地区（包括今河北北部、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宁夏中南部）与东北地区（今辽宁与吉林西部）有不同类型的青铜文化存在，最有特征的青铜器是因区域而异的多种型式的短剑及各种饰牌。位于今四川的巴蜀地区在战国时期除使用楚式青铜器外，也创造出许多有特色的巴蜀型铜器，其中尤以各种巴蜀兵器为典型。在今云南滇池附近地区存在战国至汉代时滇文化青铜器，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遗址、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形制具区域文化特征的各种兵器及铸有反映滇人社会生活场景的贮贝器。在今湖南、两广地区此一阶段则存在着属百越文化系统的青铜器。
中国青铜器的研究状况
有关中国青铜器原料的来源、铜的冶炼过程、青铜器合金成分及铸造方法、装饰工艺的研究，始终是中国青铜器研究中受到重视的学术领域。
产地分析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各地区所含铜矿及冶炼青铜合金所需的锡矿、铅矿产地的记载。结合文献与实地勘察探寻中国青铜时代，特别是商后期至春秋早期这一阶段发达的青铜冶铸业所需铜、锡、铅等基本原料的主要来源，分析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与地区所制作的青铜器合金成分中所含微量元素及其所指示的矿产来源，对于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发展及其与中央王朝政治势力的互动关系，了解不同考古学文化间的相互联系都有重要意义，这方面的研究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与相关自然科学学科合作研究的重要课题。
铸造工艺
经对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所作研究，已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春秋晚期以前，青铜器铸造皆采用块范法（或称“土范法”），其具体程序是：①制模，常见的是陶模；②制范，即从模上用泥料翻范，如制鼎范，需要腹范3块、顶范1块、芯与相连的底范1块、浇口范1块，共6块范；③浇注，将熔化后的青铜注入浇口；④修整。块范法铸造可以一次浇注即完全成形，通称“浑铸法”，但对于形体较复杂的器物则须将铸件各部位分别铸成再连接成一体，通称“分铸法”。分铸法在商代前期偏晚即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即已开始采用。商代后期由浑铸法与分铸法结合铸成的最大的青铜器是著名的司母戊鼎，鼎身、四足由浑铸法一次成型，而鼎耳则在器身成型后在鼎口上安范二次铸接。精细的分铸法的熟练使用，使商周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得到充分的、完美的展现，如湖南宁乡出土的著名的四羊方尊（见四羊尊），尊腹部四转角处均铸有立体写实的扭角羊的前半身，栩栩如生。如此高超的艺术造型，即是巧妙地运用分铸法的多种技术手段制成的。
中国先秦时代的青铜器铸造工艺中是否使用过失蜡法（即“熔模精密铸造”）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世界文明史中，失蜡法的应用有悠久的历史，约前3000年西亚的乌尔王陵中发现的七弦琴之兽首已采用失蜡法铸造。而在属前2000～前1780年埃及第12王朝的一具人像，也被证明应用了失蜡法。1978年，在中国属春秋晚期的河南淅川下寺一号楚墓出土的铜盏、二号墓出土的铜禁以及属战国早期的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盘尊，这几件青铜器外表的精细的镂空附饰经研究被认为是采用失蜡法铸成的。近年来又有研究者通过考察这几件器物的镂空附饰，认为这些附饰是由大小不同的块范法分别铸造的组件，再经焊接成型。因此关于失蜡法在中国古代被应用的情况尚需作进一步的论证。
装饰工艺
中国青铜器装饰工艺主要表现在青铜器镶嵌工艺上。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牌饰上已用绿松石片镶嵌成兽面纹与几何图形。此种镶嵌绿松石的工艺发展至战国时期，已不仅施用于小型器物上，而且也施用于较大型的容器器表。自春秋中期以后，镶嵌红铜工艺开始盛行，多是在容器表面预先铸好的纹饰沟槽内镶嵌入红铜片或丝，而尤以战国早期所时兴的镶嵌红铜的各类人物画像纹格外精彩。在青铜器器表装饰错金银纹饰则流行于春秋晚期以后，尤盛行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错金银工艺仍很兴旺，并在纹饰主题上有新的发展，羽人、鸟兽、山峦、云气等图案奇异而优雅。战国早期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鎏金银工艺与镶嵌工艺结合，更给青铜工艺品带来绚丽的色彩。鎏金银工艺的水平到汉代达到高峰。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与其妻窦绾墓中出土的多件精美的鎏金银容器、车马器、饰件与杂器，是汉代鎏金银工艺的杰出代表作品（见满城汉墓)。
研究史
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已有漫长的历史。在汉代时即已有关于发现古代青铜器的记载。西汉宣帝时任京兆尹的古文字学家张敞正确地释读了美阳出土的尸臣鼎铭文，此事被载入《汉书·郊祀志》。宋代金石学兴盛，著录与研究青铜器成为风气，有关的书籍仍有一部分传留至今，如吕大临《考古图》、宋徽宗敕编的《宣和博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当时的著名学者欧阳修、赵明诚等人还撰写了考证金文的著作。宋人对青铜器的器类定名有的沿用至今。清代乾隆皇帝敕令编撰宫廷所藏青铜器的书籍，刊印了《西清古鉴》40卷，其他几种乾隆时期编撰的清宫廷藏铜器的著录书籍则是在后世才刊行的。朝廷的提倡与鼓励，促进了清代研究青铜器风气的形成，涌现出许多对青铜器研究有贡献的学者，并刊行了一大批著录书籍与有关著述。民国初年，王国维倡导历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对促进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摆脱传统金石学范畴、在研究方法上实现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更将现代考古学研究方法与手段引进了青铜器研究，李济等学者运用考古器型学的方法对殷墟青铜器所作的研究体现了这一重要进展。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1958年1月由科学出版社合印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提出对两周青铜器进行断代研究的标准器法，建立了西周青铜器研究的科学体系（见《两周金文辞大系》）。1941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一书，则是第一部总结自古代以来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有关中国青铜器各方面专门知识的重要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随着科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展开与文物保护工作的实施，大批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古代青铜器被发现与著录，为青铜器研究提供了极丰富的资料，陕西周原与汉中、安阳殷墟与河南其他地点、安徽等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均已有专书著录。运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对考古发掘出土青铜器进行专题研究的重要著作，有邹衡的《论殷墟文化分期》、郭宝钧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等，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则进一步发展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的研究方法，综合铭文、器形、纹饰诸方面对西周青铜器断代作了深入研究。
中国青铜器在19世纪中叶后即开始流入日本与西方诸国。19世纪末叶后至20世纪40年代大量流入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段时间则更多地流入欧美。现在在世界一些著名博物馆中都有相当多的中国青铜器馆藏，在日本与欧美诸国也先后有诸多著录与研究中国青铜器的书籍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