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

　　颜之推（529～595），北齐文学家。字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出身于官僚世家，学有家传。其父颜协、兄颜之仪并为知名文学家，有诗文传世。所著《颜氏家训》一书，是北朝后期重要散文作品；《北齐书》本传所载《观我生赋》，亦为赋作名篇。

　　颜之推少遭丧乱，苦辛备至。19岁时，仕梁湘东王府，为右常侍，以军功加镇西墨曹参军。同年，发生侯景之乱。坐镇荆州的湘东王萧绎残忍、自私，京都被侯景攻陷，他坐观待变，企图在侯景杀掉其父梁武帝、兄萧纲之后，谋夺帝位。后迫于舆论，派出年仅15岁的儿子萧方诸以中抚军衔，领郢州刺史，率1万人出镇郢州，对京都建康表示声援。颜之推被任命为中抚军府外兵参军，掌书记。侯景攻陷郢州，与萧方诸同时被俘，依例当处死，为侯景行台郎中王则所救，获免。从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至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颜之推在建康度过了3年的囚虏生活。元帝即位，颜之推至江陵，被任命为散骑侍郎、奏事舍人，倍受信用。承圣三年（554年），颜之推25岁时，西魏大举入侵，攻占梁都江陵，元帝被杀，颜氏一家便成为西魏的俘虏，被驱入关中。在听说梁元帝之子萧方智在建康称帝，他便冒死率妻子逃离长安，企图转道北齐重返故国。途中又听说梁将陈霜先已代梁自立，谋返故国无望，滞留于北齐。

　　在北齐，颜之推受到齐文宣帝高洋的礼遇，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侍从左右，而之推抱亡国之痛，只是残喘苟生而已。后待诏文林馆，除司徒隶事参军，迁通直散骑常侍，领中书舍人，恩宠有加。出为平原太守，逢北齐败亡，又再次沦为亡国之人。失国丧家，辗转流离，事梁梁灭，事齐齐亡，如焚林铩翮之鸟，夺水暴鳞之鱼，痛定思痛，写了《观我生赋》，倾诉自己的苦难经历及屈仕北朝、有国难奔的痛苦心情。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赋中不少可瑕庇之处，如对自身某些错误的辩解，以及宣扬“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思想等，但赋中自始至终洋溢着身世故国之情，极为凄恻动人。

　　北齐灭亡后，颜之推入周，于周静帝宇文阐大象末年（约580年）为御史上士。翌年，杨坚取周自代，建立隋朝。隋文帝开皇中，太子杨广召为学士，对他十分尊重。大约在入隋之后，他便沉思积虑，全力进行著述。据《北齐书·文苑传》，传世有文集30卷，《颜氏家训》20篇。文集已佚，《颜氏家训》经清人赵曦明整理注释，卢文沼补注，流传至今。

　　颜之推著《颜氏家训》的本意，在于留教训于儿孙，作为为人处世之戒，故谓之“家训”。从其内容看，写作时间并不一致，而其结集应在颜之推垂暮之年。因此，这部书实际上是颜之推一生历世经验的总结。

　　《颜氏家训》内容驳杂，从琐琐家事，谈及社会人生；从修身治家，讲到音韵、训诂。《归心篇》劝儿辈信佛，《勉学篇》则让儿辈读经，思想也并不纯一。但正如前人所云，其思想“本之孝弟”，“其归要不悖六经”（《颜氏家训》宋本沈揆跋）。总之，《家训》因叙其亲历，可补史料之不足。至其思想，封建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随处有之，是其糟粕。封建时代文人推重其书，看作是士子立身处世的教科书，固不足为训，而其文笔朴实无华，说理恳切周详，叙事婉曲生动，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自应有其一定的地位。

　　颜之推的论文观点，对后世颇有影响，一向为文学理论者所重视。其实，颜之推不是文学理论批评家，他只是从为人处世角度论及有关文学和文学批评方面的问题，其关于文章本原、文章的社会功用，以及文学批评标准的观点，大多是较为迂腐的。但在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上，他主张重视内容，也不忽略形式；在创作论上，他对文学“陶冶性灵”的特点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而对诗歌这类缘情作品，重视意境独创、清新自然之作，尤为可取。

　　颜之推诗文，除《颜氏家训》、《观我生赋》之外，尚著有《冤魂志》（一名《还冤记》）三卷，儒释混杂，采摭经史，宣扬鬼神报应，无甚可取。还有《集灵记》20卷，已佚。又曾与陆法言等讨论音韵学，参与《切韵》的编撰。此外诗文均散佚，仅存诗五首，散见于《文苑英华》、《艺文类聚》等书，清人丁福保辑入《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

　　总之，颜之推在南北朝时期，不是重要作家。其作品的思想内容，消极成分较多，而其文学价值也很有限。但是，在南北朝后期的散文家中，还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有人因《颜氏家训》中宣扬封建伦理观念，而忽略其所具有的文学价值，未免失之片面。其文学思想，扬弃其征圣宗经的腐朽观点，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且，从文学发展趋势来看，颜之推融汇南北文学之长的主张及其创作实践，正反映着文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也曾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