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西姆·高尔基
马克西姆·高尔基（拉丁文：Maksim Gorky；1868年3月16日～1936年6月18日），沙俄及苏联作家，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奠基人。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生于沙俄下诺夫哥罗德城一个木工家庭，卒于苏联莫斯科。4岁丧父后跟随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是小染坊主，贪婪吝啬、性情暴戾，外祖母则善良、温顺。高尔基在备受折磨的逆境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只读过两年书。1878年母亲去世后，11岁走向“人间”，当过学徒、搬运工、面包师等。1884年抱着上大学的梦想来到喀山，结果，运河码头、地下室、贫民窟成了他的课堂。在这里他参加了民粹派外围组织的学习小组，广泛接触知识分子和贫民的生活，阅读了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内的许多书报。1888～1892年先后两次浪游俄罗斯，曾与民粹派的罗马斯到农村做宣传工作。1889年由于与一个政治流放犯案件有牵连遭逮捕，获释后仍受到警察的秘密监视。1891年来到第比利斯铁路修配厂，结识了这里的进步工人，并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1892年9月，第比利斯《高加索报》发表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署名“马·高尔基”。此后，高尔基在V.G.柯罗连科的帮助下当上了《萨马拉日报》新闻评述栏的编辑，成为职业作家，并在俄国各大报刊上陆续发表作品。1898年两卷集《随笔与短篇小说》问世，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沙皇政府惧怕高尔基在群众中不断增长的影响，借口他在工人中宣传革命而再次将其逮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俄国工人运动高涨的岁月。这一时代特点在高尔基的早期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高尔基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892～1906年；中期1907～1917年；苏维埃时期1918～1936年。他的早期作品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主题是揭露和批判旧世界的黑暗，同情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他们的觉醒。主人公多是流浪汉、沦落人，或是人性被扭曲了的人。《叶美良·皮里雅依》(1893)、《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1894)、《两个流浪汉》(1894)、《切尔卡什》(1895)、《柯诺瓦洛夫》(1897)、《马尔华》(1897)、《草原上》(1897)等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旧制度的牺牲品，他们失业浪迹于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一个个挣扎在饥饿、疾病的死亡线上，而他们的灵魂中仍保留着闪光的人性，如廖恩卡、皮里雅依、切尔卡什等，他们虽然是沦落人，但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善良和同情心。当然，也不乏有灵魂完全被扭曲的形象，如《游街》(1895)中死命抽打女人的庄稼汉，《在盐场上》和《因为烦闷无聊》中残酷捉弄和侮辱与自己同样可怜、同样不幸者的人。这既是高尔基对丧失人性、穷极无聊的市侩的恶习的有力鞭挞，更是对造成这种畸形现象的旧制度的控诉。
高尔基早期作品中最具特色的是那些浪漫主义小说，代表作有《马卡尔·楚德拉》(1892)、《少女与死神》(1892)、《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鹰之歌》(1896)等。前两部作品都是通过自由与爱情的主题，歌颂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号召他们起来争取做自由人；《伊则吉尔老婆子》则弘扬了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塑造了两个对立的形象：一个是自私、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者拉腊；另一个是勇敢、大公无私的英雄丹柯。丹柯愿为人民献身，当人民面临黑暗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燃烧的心，给人民照亮前进的道路。《鹰之歌》中的雄鹰同样是酷爱自由、大智大勇的英雄形象。
19世纪末，高尔基开始试写中长篇小说，最早的两部小说是《福玛·高尔杰耶夫》(1899)和《三人》(1900)。前者通过俄国新兴资产阶级两代人的形象，展示这个阶级的发展及其历史命运。福玛对本阶级的背叛说明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处于从内部瓦解的边缘。《三人》描写三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青年所走的三种不同的生活道路，说明追逐私有财产，逃避斗争，向资产阶级高位攀登的人的梦想必将幻灭，唯有走革命的道路。
在世纪之交，俄国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高尔基接触了V.I.列宁的《火星报》，与社会民主党密切联系，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1901年春，彼得堡举行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遭沙皇镇压。高尔基写了一份传单，揭露沙皇的罪行。同年4月，著名散文诗《海燕之歌》发表。海燕以一个预言家的心胸，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呼唤暴风雨的到来。这一年高尔基再次遭捕，1903年甚至险些被沙皇的秘密警察暗杀。
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夕，高尔基把注意力转向戏剧方面。1901～1905年先后写出了《小市民》、《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野蛮人》等一系列重要剧本。这些剧作饱含着现实而迫切的社会政治内容，有的直接写先进工人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决心与乐观精神；有的为底层人民呐喊，批判消极期待幸福的幻想。《小市民》(1901)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表现新旧两个世界冲突的文学作品，剧本中心人物尼尔是一位有觉悟的工人，他提出了“谁劳动，谁就是主人”的生活原则。《底层》(1902)则通过描写一群聚居在夜店里的流浪汉、妓女、乞丐、失业工人等的悲惨生活，反映俄国革命前劳苦大众的窘迫处境，对沙皇专制制度提出了血泪控诉。《避暑客》(1904)和《野蛮人》(1905)等批判了知识分子试图在革命大潮中抛弃革命理想和苟且偷安、逃避斗争等形形色色的思想。
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高尔基积极投入斗争。1905年1月9日，他目睹了沙皇对示威群众的血腥镇压，立即写了《告全国公民及欧洲各国舆论界书》，然后又写了《1月9日》一文，声讨沙皇的暴虐。同年12月莫斯科工人武装起义，高尔基亲自为起义者筹集经费和武器。这一年他在彼得堡与列宁第一次会见，并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党派高尔基出访美国和西欧，宣传俄国革命，并为党筹集经费。在美国期间他写了揭露并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论集《我的访问记》和特写《在美国》。1907年5月赴伦敦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第5次代表大会。
上述经历对高尔基的思想及创作，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06年他写成了两部重要作品《母亲》和《敌人》。长篇小说《母亲》描绘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壮丽场景，表现了在革命大潮下俄国普通工人的政治觉醒。一个曾是逆来顺受的母亲，在参加了革命的儿子及其周围同志们的帮助启发下，终于逐渐觉悟，成为一名勇敢无畏的无产阶级战士。在这部作品中，高尔基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作品充满对历史进步的坚强信念，体现了在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的创作原则，列宁给予小说极高的评价，指出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敌人》是高尔基第一次在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典型环境中表现工人群众的一部优秀剧本，真实地写出不可调和的劳资双方的阶级矛盾，显示了工人群众日益提高的政治觉悟。
高尔基访美回来后（1906年秋）侨居意大利的卡普里岛，直至1913年。这期间他除了一组抨击美国的政论文《黄色魔鬼的城市》之外，还写有多篇批判革命失败后俄国知识分子颓废、变节的文章（《个性的毁灭》、《论犬儒主义》，1908）。他一度接近A.A.波格丹诺夫召回派集团，受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接受了造神说。中篇小说《忏悔》(1907～1908)就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写出的，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高尔基逐渐认识了错误，脱离了“召回派”集团的活动。
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失败迫使许多人，特别是革命者进行反思，经过革命烈火的洗礼，又亲历了西方世界种种景象的高尔基思想变得深邃，视野也更开阔。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进入了一个充满革命精神的新阶段（创作的中期）。
1907～1917年两次革命之间高尔基的创作成果十分丰硕，题材极其广泛，仅中长篇小说就有近10部，除《忏悔》外，还有《没用人的一生》(1907～1908)、《夏天》(1909)，奥库罗夫三部曲（《奥库罗夫镇》、《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崇高的爱》，1909～1914)，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童年》(1913)和《在人间》(1915)，《三天》(1912)、《老板》(1913)，以及《俄罗斯童话》(1911～1912)、《意大利童话》(1911～1913)、《罗斯记游》(1912～1917)。《没用人的一生》主要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支柱——宪兵、警察、暗探这些人类渣滓的丑恶面目，认识他们的精神堕落和腐朽。《夏天》则与《母亲》有直接联系。高尔基写完《母亲》后本想写一个续篇《儿子》，但未能实现，却写成了一部反映革命失败后俄国农村生活的作品。奥库罗夫三部曲和自传体三部曲可以看作是作者创作新阶段的开始。高尔基创作的每一阶段均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连。第一阶段（早期创作）正处于俄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时期，此时作品的表现手法充满着现实主义和革命理想的浪漫主义，其基调均为高亢、激奋，感情色彩浓重。第一次革命失败后，疾风暴雨式的一幕过去了，冷静的沉思代替了激越的感情。在总结、梳理革命失败的教训和经验时，高尔基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的历史，投向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的特质，以一种沉重的心情反思并剖析了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自私、保守、愚昧落后、目光短浅、市侩习气……这种根深蒂固的俄罗斯小市民劣根性是俄国人民和俄国革命的大敌。在《个性的毁灭》、《论犬儒主义》、《卡拉马佐夫气质》等一系列文章里，他已经指出：“市侩习气是世界的诅咒对象，它从内部蚕食人的性格，如同虫蛆之蛀蚀果实……”批判和揭露这些龌龊现象也正是奥库罗夫三部曲创作的主旨。作品深刻地描写了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1905年革命失败近半个世纪的奥库罗夫镇的生活史，揭示了小市民保守、落后、动摇等心理特征及其社会根源，指出了它们对进步事物的腐蚀和影响。自传体三部曲基本上也是继续这一主题。在这里，作者已从一位炽热的浪漫主义者变成一位冷静、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1923)无疑属于高尔基优秀作品之列，作者感情执著，笔法精练、清醒的同时又深情地回眸昨日历史，把苦难深重的广阔的生活画面同悠远的哲理思考糅合在一起，伴随着细腻的心理分析和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展现了未来的光明前景。三部曲以作者自身生活为原型，描写一位普通少年阿辽沙自幼饱尝辛酸，在苦难中挣扎的过程。尽管阿辽沙长期生活在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可怕世界里，深陷于粗俗愚昧的小市民生活泥沼中，但他还是碰到不少好人和许多“善良而人道的东西”。在这里高尔基不只是在写自己的传记，而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全俄罗斯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俄国一代劳动者在黑暗中寻找真理、追求光明的艰难曲折历程。作者在展示和批判落后、野蛮和残酷的“铅样沉重的生活”时，也明确指出，新一代人已在旧地基上破土而出，并显示出自己强大的生命力。阿辽沙的形象就是新一代人成长的见证。
《意大利童话》和《俄罗斯童话》属于另一风格的作品。它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童话。《意大利童话》辑短文27篇。作品虽着眼于意大利的人物和生活，但全书荡漾的却是俄国革命的清新之风，昭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国际意义；而对意大利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的渲染，更有力地揭示出作品的基本主旨是塑造为光明、幸福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民集体的形象；歌颂劳动人民的团结友爱精神；赞扬摆脱掉剥削阶级道德的人的尊严和精神的美与欢乐。《俄罗斯童话》包括16篇作品。作者运用尼·谢德林式的讽刺手法，对斯托雷平时期俄国反动势力及种种消极颓废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罗斯记游》是作者于1912～1916年浪游俄罗斯时所写的一些特写、回忆录和故事，真实地再现了俄国19世纪80～90年代充满残酷、野蛮和落后的生活画面，也显示出在人民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作者说：“我想用它们勾勒出俄国人心理的某种特征和我所理解的俄国人一些最典型的情绪。”
十月革命期间，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党在对待十月革命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从1917年4月至1918年6月高尔基在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近80篇政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总标题下发表有58篇）。这些文章记录了高尔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十月革命事变的“独特的”思考，基本上包括下面三部分内容：(1)1917年5～10月（即十月革命前一个时期）的文章，内容主要不是针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而是涉及二月革命后国内出现的种种混乱状况，如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屠杀犹太人，反对淫秽书刊的泛滥等。还有一些是宣传科学文化的重要意义的文章。(2)1917年10～12月（十月武装起义期间）的文章，主要反对十月武装起义，主张“二月革命后的革命应和平地发展”，如《不能沉默》、《致民主派》、《请工人们注意》等。批评列宁发动十月革命是“中了权力的腐毒”，用极端方式“推行社会主义制度”，认为十月革命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残酷的试验”。(3)1917年12月至1918年6月的文章，主要是反对暴力，反对内战，反对一切政治；指责农民洗劫地主庄园，烧毁图书馆，抢劫酒窖等；指责十月革命“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断言“政治——不管是谁搞的政治——永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不可避免地会有谎言、污蔑和暴动与之相伴……”列宁严肃地批评了他的错误。苏联人民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和创造新生活的英勇精神教育了高尔基。
从1918年起，高尔基的创作进入了苏维埃时期。从这一年的中期开始，他的思想有所转变，对前一阶段的思想错误进行了全面反思。在回忆录《列宁》（1924年写作，1931年修改）中写道：“十三年以前我是这样想的，也就这样错了……‘让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吧’”。高尔基开始改变对革命的错误态度。1918～1921年他帮助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大量文化和教育方面的组织工作，如组建国家大剧院、人民喜剧院，创办世界文学出版社，出版《俄罗斯古典作家作品丛书》、《民间读物丛书》、儿童杂志《北极光》、大型文艺刊物《红色处女地》等；担任改善科学家生活条件委员会主席并出席了共产国际第2次代表大会。1921年夏，高尔基肺病加重，在列宁劝说下出国就医。旅居国外近10年的时间里，宣传苏联的成就，谴责白卫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并先后完成了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1919～1923)和《列宁》(1924～1930)、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等。《我的大学》概括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俄国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记叙了作家在“社会大学”里经过艰苦探索和锻炼，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在《列夫·托尔斯泰》中作者形象地再现了文学巨人丰富、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指出了他的伟大与弱点。《列宁》则令人信服地凸现了一位“空前未有的历史人物”，一个“大写的人”的形象。《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是一幅对俄国资本主义独特历史命运的艺术写照。它描绘了俄国资本主义从农奴制改革后到十月革命前半个世纪从发生、发展到覆亡的历史，揭示出它在俄国先天不足和寿命不长的特点。创业者伊里亚原是个农奴，获得自由后办起了工厂，成了巨富，可惜他过早地死了；其长子彼得却缺乏父亲所具有的敬业精神和坚强性格；到了第三代就更不行了。这三代人一代不如一代地“退化”，是由资产阶级本身的寄生性所决定：他们对劳动越来越不感兴趣。因此这种“退化”并非生物学原因，而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对阿尔塔莫诺夫家族三代人的刻画，从心理上和道德上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衰落。
高尔基晚年的创作和社会活动热情仍然很高。1928、1929年曾两次长途旅行，走遍苏联各地。《苏联游记》(1929)写的就是这两次旅行的观感。全书由5篇特写组成，以新旧俄罗斯的对照，记述了苏联各地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变化，表彰了劳动的伟大、新人的成长，同时也表达了对旧残余的无比厌恶。从1930年起高尔基创作了一系列的剧本，如《索莫夫及其他人》(1931)、《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人》(1932)、《陀斯契加耶夫及其他人》(1933)等，并改写了以前的一个剧本《瓦萨·日烈兹诺娃》(1935)。这些剧本均属批判旧世界的题材，有的写没落阶级的精神空虚，有的批判知识分子的道德蜕化，有的反映资本主义腐败和堕落的过程，有的表现畸形社会的畸形儿，以戏剧形式反映走向末路的资本主义与新生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
高尔基的绝笔之作是四部曲史诗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未完成）。这是作家全部创作生涯和艺术经验的总结。为了完成这部巨著，作家作了长期、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艺术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和尝试。晚年的高尔基思考最多的仍然是俄国历史、俄国人民和俄国革命。在这部史诗式的作品里，作者以其既是艺术家又是历史学家的如椽巨笔，全面而生动地再现了俄国革命前40年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画卷；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并通过这个典型深刻地批判了萨姆金式的市侩习气与作风。但作品不仅揭示和否定了萨姆金个人及其卑劣的灵魂，同时也揭示和否定了产生萨姆金这种人的那个环境，那个制度，那个俄罗斯。作者更深层的思想是要研究和批判整个俄罗斯的民族劣根性，让读者认识旧的俄罗斯，看到俄罗斯人的灵魂及其文化心理的积淀。作品再现了俄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流派团体、不同职业、不同类型几百个人物的众生相，折射出社会上各种政治、哲学、宗教、美学等方面的不同观点，凸现出各色各样的人生态度、思想模式和价值观念，但作品中的人民始终都作为积极的力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在艺术表现方面，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也看到了作家与其前期创作判若两人的变化。作者运用了大量非写实的手法，如独白、意识流、讽喻、象征等，把萨姆金的变幻不定的个性、支离破碎的意识和心理活动揭示得淋漓尽致。这一切说明，高尔基的晚期创作无论其内容的深邃还是形式的独特，均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高尔基晚年对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仍然非常积极。他热情参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团结国内外进步文化人士，组织苏联作家协会，任作协主席并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1935年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早在十月革命前高尔基就提出，应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作为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方向；革命后，他对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他在确定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批判自然主义、形式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上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从自己长期创作实践（即从《母亲》的创作开始）出发，融会了宝贵而丰富的艺术经验，全面而精辟地阐明了这一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1)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有要反映劳动实践所产生的多种社会主义创造事实时，才会在文学中出现”，也就是说，它“是以社会主义经验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形象思维”；(2)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高瞻远瞩”，从革命发展的观点观察事物，描写事物；(3)“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形象地描绘事实、人物以及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方法来肯定社会主义”。
高尔基的作品从20世纪初开始便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来。鲁迅、瞿秋白、夏衍、巴金等中国文化巨匠们都是高尔基作品积极的翻译、介绍者。高尔基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成长产生过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