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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镇陶瓷的历史久远,古今中外的影响都非常大。中国及各地大量出土的景德镇陶瓷文物以及收藏界对景德镇瓷器产品的拍卖,印证出景德镇瓷器巨大的历史价值。

  景德镇瓷业产品不仅“器行九域”,而且“施及外洋”,成为我国进入世界市场的大宗出口商品。两宋时期,朝廷因财政困难,“一切倚办海舶”,奖励外贸,不遗余力。广州、泉州均设置市舶司。景德镇瓷器,主要经过这两大商港,通达海外大小五十余国。

  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景德镇的青花瓷已较多地销往阿拉伯地区。内陆交通,主要是沿着“丝绸之路”运瓷器。从内地运至新疆,进入中亚细亚的沙漠和草原,然后翻山越岭到波斯,再到地中海。

  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时,带去大批中国丝绸和瓷器,赏赐海外诸国,发展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开辟了大规模远航贸易通道。景德镇瓷器也随之越过万里波涛,遍销东南亚及西方诸国,远至东非海岸和尼罗河畔。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景德镇本属内陆山城,明清时期就虔诚地供奉海神。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镇上即建有一座宏丽的天后宫,其规模之壮观超过其他庙宇,宫内雕梁画柱,金碧辉煌,大都是海航之景。传说镇上有一豪富瓷商,运瓷远销海外,横渡大洋,突然在海上遇到强烈风暴,幸亏蒙难时见到天后显灵,才得以脱险,转危为安。为了兑现对神的许愿,建造了这座保佑海航平安的天后宫。此后人们出海都要入宫先祭海神。这座天后宫,实际已成为古代景德镇陶瓷出口的一个象征。

  现代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以极大的兴趣,考察了从唐末以来逐渐频繁使用的海上贸易路线,并称其为“陶瓷之路”。即从中国东南部的海港出发,绕过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一方面通向南太平洋诸国,另一方面驶向印度洋,通过波斯湾和地中海,到达阿拉伯、东非和西欧。这条海路之所以被冠为“陶瓷之路”,正是和这一时期大量出口的景德镇瓷器息息相关。

  从“丝绸之路”到“陶瓷之路”,表明景德镇瓷器有了范围更广、取利更多的国际市场,无论在出口数量和金额上,都居全国之首。

目录

历史

  在景德镇境内的王港乡有新石器时期的磨制石器发现,说明至少在那时就有先民们生活在景德镇这片土地上,和世界各地的先民们的活动一样,火的发明和运用,带来了陶器的诞生。近年,在景德镇地区的蛟潭出土了商周陶器。史志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大概那时景德镇地区陶器和原始瓷器的生产已具规模,被后代瓷工奉祀为制瓷师祖的赵慨为晋代人。文献记载,南北朝的陈(公元557—589年)以来,当地人多从事瓷业,陈至德元年(公元583年)陈帝“诏新平以陶礎贡建康”,说明这时景德镇地区的制瓷业已开始引起朝廷的注意。据载,隋炀帝(公元605年—617年)时,这里的瓷工烧造成功两座狮象大兽,贡于皇宫。

  唐代(公元618—907年),景德镇地区瓷业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第一次出现了窑的专称,镇民陶玉,霍仲初烧制的瓷器“莹缜如玉”,被誉为“假玉器”,“且贡于朝”。分别称为“陶窑”和“霍窑”。这时景德镇地区的瓷器也引起了文人们的咏颂,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颜真卿等文人游景德镇地区云门寺吟诗唱和,有“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之句,赞赏了此地的瓷和茶。元和年间(公元806年—820年)柳宗元代饶州刺史元崔写了《进瓷器状》,其中说这里的瓷器“艺精埏埴、制合规模”,“自无苦窳”,“克保坚贞”。这是景德镇地区在唐代具有较高制瓷水平的有力佐证。

  景德镇地区五代(公元907年—960年)时的制瓷成就,有大量被发现的窑址实物说明,胜梅亭、白虎湾、黄泥头是目前已发现的南方地区烧造白瓷最早的窑址。这些窑既烧青瓷,也烧白瓷,但白瓷成就最大,窑温已达到1150℃—1200℃,白度达到70°,对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和元、明、清瓷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代之前

  景德镇的产瓷历史非常久远,但具体到什么时候开始,则有众多版本的说法。有文献认为,景德镇制瓷业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此时的制瓷业已开始形成;但也有资料引述清代《浮梁县志》的记载云“新平冶陶,始于汉世”,认为景德镇从汉代开始才有陶瓷制作;而江西地方史书《江西通志》则称“镇瓷自陈以来名天下”,认为景德镇的制瓷业从南北朝时期的陈朝开始闻名天下。折衷的说法普遍认为景德镇的陶瓷业从公元一世纪的东汉开始,至南北朝时的陈朝,景德镇的瓷器开始名声在外。景德镇早期制瓷有人物记载的则是东晋时期。赵慨,东晋官吏,后来被景德镇陶工奉为陶瓷界的师祖。景德镇陶瓷生产比较成熟的时期则由唐代开始,此时的瓷器产品已经非常精美,被誉为“假玉器”。据清代《浮梁县志》记载:“武德四年(621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献于朝廷,于是诏仲初等暨玉制器进御”。可见,在唐代时期,景德镇的陶瓷工艺已有较高技术造诣,但真正在品质和规模上走向繁荣是从宋代开始的。

宋代

  从宋代开始,景德镇成为了瓷器重要的生产基地,宋真宗还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给这个产瓷区,并规定在瓷器产品的底部必须写上“景德年制”四个字作为底款,从此景德镇便与中国瓷器联系在一起。宋代是景德镇陶瓷生产的辉煌时期,全国的瓷器生产非常兴旺,所产的青瓷白瓷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和历史价值,也是景德镇作为中国重要且知名瓷器产地的历史起点;同时,在青白瓷制瓷技艺基础之上的影青瓷则是宋代瓷器的最大亮点,它是青白瓷的创新品种,成功烧制年代在北宋中期,南宋时曾大规模生产,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在景德镇南郊的湖田窑遗址(现为景德镇湖田古窑遗址博物馆)发掘的宋代时期的青白瓷文物,证明宋代景德镇的制瓷水平已相当成熟。2007年在中国广东省海域打捞出水的宋代商船“南海一号”,就装载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器,这说明宋代景德镇的瓷器已经通过海运外销国外。

元代

  元代景德镇的制瓷水平较宋代空前提高,成为当时全国制瓷技艺最高的窑场,并设有“浮梁瓷局”,主管全镇的陶瓷生产。元朝是中国疆域最辽阔的朝代,这使景德镇瓷器的销售范围空前扩大,瓷器销量也较之前的宋代大大增加。景德镇元代所产的瓷器花色以青花和釉里红为主,但以“元青花”(文物、古董收藏界习惯元朝所产的青花瓷器称为“元青花”)最为著名。元代的青花瓷器的器形主要是大件,包括大瓷盘、大瓷罐、大葫芦瓶、大梅瓶、高足碗等,这些青花陶瓷器物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存世或出土的青花瓷及其珍贵,个别品种几乎可以用“价值连城”来米描述它的珍贵程度。据媒体报道:2005年7月12日,景德镇产的元青花瓷《鬼谷下山》罐形器物在英国伦敦拍卖,其成交价高达2亿3千万人民币,创世界陶瓷产品拍卖价的历史最高记录。有专家认为,元代青花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无法撼动的霸主地位,是中国青花瓷发展阶段的巅峰。

  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朝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对景德镇瓷业发展所需要的工匠、技术、原料及风格有着重要的影响。此时景德镇制瓷原料已从原有的单一瓷石向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改进,这增加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降低了瓷器烧成中的变形率,并为大型器物的烧制创造了条件。元代景德镇瓷业生产已向湖田和镇区两地集中,这也有利于瓷业的分工协作和管理。元代景德镇瓷业发展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青花瓷、釉里红瓷、卵白釉瓷以及红釉、蓝釉、孔雀绿釉等新品种的烧制成功。

  元代早期,瓷器生产以青白瓷、黑釉瓷和卵白釉瓷为主;元代中期,卵白釉瓷上升到了重要地位,并创烧了青花瓷;元代晚期,青花瓷烧造已达成熟,并产生了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孔雀绿釉、红绿彩瓷等品种。卵白釉瓷有的又称为“枢府瓷”,因为在有些卵白釉瓷里面对称地印有“枢府”两字。“枢府”是元代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简称,具有“枢府”铭文的卵白釉瓷应是元枢密院定烧的瓷器。除了“枢府”外,元瓷上还发现有“太禧”、“福禄”、“福寿”等铭文。青花瓷虽早在唐代就已萌芽,但未能得到发展,至元代中期,景德镇才真正创造了成熟的青花瓷。这一成熟青花瓷的烧制成功既得益于景德镇原有高质量青白瓷或白瓷的烧制基础,又得益于磁州窑、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制作技术的贡献,同时也蕴含了海外古波斯及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元青花瓷的青花钴料据测试分析主要有两种:一种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其青花呈色青蓝偏灰黑,这种青花料一般称为国产料;另一种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其青花呈色青翠沉着并泛有明显的结晶铁斑,这种青花料一般称为进口料或波斯料。

  元代瓷器造型的一般特点是器形较大、胎体厚重,并出现了很多适应蒙古族、回族、藏族等特殊需要的器物品种,如高足杯、折腰碗、菱花口折沿大盘、荷叶盖罐、扁壶、执壶、僧帽壶、多穆壶、匜等。在装饰上,元瓷普遍纹饰繁密、层次众多、主次分明、技法多样,其流行的纹饰有莲池水禽、海水云龙、历史人物故事、缠枝牡丹与莲花、仰覆莲瓣杂宝等,装饰技法主要为刻花、印花、贴花、堆塑、镂雕、彩绘,并善于综合运用这些装饰技法。

  在瓷业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技艺创新的重要时期,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到了元代后期,全国很多瓷窑都已成了强弩之末,而真正代表瓷器生产时代特点的是景德镇窑。

明代

  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更加完善,成为朝廷宫廷用瓷的重要生产基地。明朝是自古以来景德镇瓷器生产呈现盛事阶段的开始,制瓷技术和瓷器品种均比以前各朝代愈加高超和繁多,专门为朝廷制作瓷器的景德镇御窑厂就是明代设立的。明朝的永乐、宣德青花瓷,成化斗彩瓷,嘉靖、万历的五彩瓷等乃瓷器中的上等精品。明代宦官郑和曾将大量景德镇瓷器销往海外,这对当时及至以后景德镇瓷器的影响非常大。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宋代是百花争艳,经由元代的过渡到明代,变成了几乎由景德镇一花独放的局面。到明代中期以后,景德镇的瓷器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而高质量瓷器的独占者——宫廷所用的瓷制品,也几乎主要由景德镇供应。真正代表了时代特征的是景德镇瓷器。

  洪武年间御器厂设置以后,为了满足宫廷需要,便不惜代价,向高、精度发展,促使景德镇的制瓷业不断扩大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也带动了民窑的进一步发展。而民窑在扩大市场的基础上,也精益求精,到嘉靖以后,宫廷所需的御器——钦限瓷器,实际上是由民窑中“官古器”户烧造的。

  明代民间的中、上阶层居民,几乎普遍使用景德镇民窑所产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明代外销瓷的数量也是巨大的,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尤其象印度尼西亚等地,经常有大批明代完整瓷器的发现,数量惊人,中东地区同样十分可观。明代晚期,中国瓷器远销欧美各地,墨西哥在修筑地铁时还发现了明代五彩瓷的碎片。

  承宋元变革的成果,明代景德镇制瓷成形、装烧等工艺又有一系列的创新。瓷器表面装饰,由一种色釉发展到多种色釉,由釉下彩绘发展到釉上彩绘,除青花以外,又出现红绿彩、五彩、素三彩、色地加彩、青花斗彩等新的装饰技法,形成花团锦簇、争妍斗艳的局面。

  景德镇明代瓷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为洪武到宣德时期(公元1368年—1435年)。洪武瓷器以青花和釉里红为主,风格上具有元瓷的遗风。永乐和宣德时期是明代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永乐瓷以青花、鲜红釉和甜白釉最为著名,并新创了低温黄、绿釉彩瓷的新品种。宣德器更为成熟,品种大大增加,其发色浓艳深沉的青花瓷成为明代青花瓷之冠。这时新创的品种有斗彩、青花填黄、青花填红、洒蓝、天青釉等,斗彩是将釉下青花与釉上红、绿、黄、紫等色巧妙地“逗”(斗)在一起,形成争奇斗艳的效果。明中期为正统到正德时期(公元1436年—1521年)。正统、景泰、天顺年间,政治动荡,官窑器生产甚少,在陶瓷史上的“空白期”之称,这时期的瓷器具有早期向中期过渡的特点。成化瓷器是明代瓷器发展的又一高峰,其瓷质细润晶莹,薄如蛋壳,品种以青花和斗彩著称,此时青花呈色淡雅,别具一格,而斗彩在宣德基础上达到了明代的顶峰,其代表的器物有鸡缸杯、天字罐等。弘治、正德基本上继承了成化的传统,但也有一些创新、发展,如弘治的黄釉、白釉刻填绿彩,正德的素三彩、孔雀绿釉等。明晚期为嘉靖到崇祯时期(公元1522—1644年)。此时期官窑已趋衰落,民窑得到了全面发展,宫廷所需的御器大多已由民窑中的“官古器”户烧造。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瓷器的产量很大,加之大量外销,更推动了民窑瓷器的发展,此时瓷器的主要品种为青花和五彩。青花瓷因改用了回青料,呈色浓艳泛紫,别具特色,五彩瓷颜色众多,红浓绿艳,极为兴盛。

  明代瓷器造型总的特点是丰满、敦厚、庄重、简洁、实用。纹饰上具有图案化、程式化的特点,流行缠枝花卉和吉祥图案。永乐以前景德镇瓷器多不署款,永乐以后官窑器物开始书写本朝年号款。民窑器物款识多样,有吉祥款、堂名款、图记款、干支款、人名款、伪托款等。

清代

  景德镇瓷器在清朝时候可谓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巅峰。清代朝廷有专门的督陶官专职景德镇的瓷器生产,督陶制度在景德镇的确立使得景德镇瓷器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当时的景德镇陶瓷界,除为朝廷制瓷的官窑外,民窑数量也盛事空前。清代早期的青花瓷是当代收藏界的瓷中精品,清粉彩瓷更是陶瓷收藏界不可多得的极品,其珍贵程度甚至可以与元青花瓷叫板,中西手法相结合的珐琅彩也颇负盛名。据清嘉庆《景德镇陶录》记载:“器则美备,工则良巧,色则精全,仿古法先,花样品式,咸月异岁不同矣。而御窑监造,尤为超越前古”,足以说明当时的景德镇瓷器制作达到极高的成就。

  清代260多年,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堪称盛世,景德镇不仅始终保持瓷都地位,而且瓷业生产在工艺技术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朝廷改御器厂为御窑厂。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起,朝廷派内务府官员驻厂督造,瓷业生产逐渐复苏并蓬勃发展。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的制瓷技艺更趋娴熟精湛,品种更加丰富多彩,集历代南北名窑之大成。“品质之精,造型之多,彩釉之丰富,无不登峰造极”。

  康熙青花瓷不仅料色青翠艳丽,釉质莹彻透亮,而且笔触之间极富层次。康熙五彩瓷,色彩瑰丽丰富,画工考究精妙,画面高雅华丽。康熙郎窑红、豇豆红最为著名。郎窑红色泽浓艳而不浮躁,釉色晶莹透彻,釉面呈冰裂状纹,极为名贵。康熙晚期,外国传教士进入宫廷供职,随之传入画珐琅工艺。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后,珐琅彩瓷试烧成功。尔后又将画珐琅法逐渐运用到五彩中,从而形成独树一帜的粉彩瓷。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以后,烧制珐琅彩瓷开始进入鼎盛时期。而由珐琅彩发展而来的粉彩瓷,其技艺也日臻成熟。雍正粉彩瓷,色泽粉润华滋,装饰精巧秀逸,显得异常柔丽高雅;雍正时期,首创以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勒纹样,成瓷后进行釉上粉彩装饰,使粉彩的明艳、青花的幽靓争妍斗艳,相得益彰,更别具一番清俊华丽之美。雍正时期研制成功的高温窑变釉,绚丽斑斓,流光溢彩。

  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为满足宫廷需要,制作不惜工本,胎釉精良细腻,绘画繁缛华丽,造型精巧新奇,均为登峰造极。这一时期的粉彩瓷,纹样极为工谨细腻,色彩极为华艳富丽。各式各样的镂雕瓷是乾隆时期的一大特色,除镂空透雕的香熏、花篮、灯罩等,更有双层透雕转心瓶、转颈瓶等等,其结构之严密,制作之精确,构思之奇妙,均令人叹为观止。乾隆时期还流行仿生瓷。象生器有动物、植物、瓜果等。仿器有仿青铜器、仿漆器、仿竹木器、仿玉石珊瑚等。其色泽质地,无不维妙维肖,几可乱真。

  晚清六朝,当数光绪御窑器最为精良。无论官窑还是民窑,仿古风颇盛行,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

  清代景德镇的瓷都地位比明代更为突出,除了宫廷用瓷、外销瓷,社会上的民间用瓷也几乎绝大部分由景德镇供应。景德镇以外地区的窑场多数只是生产一些缸、坛之类的日用陶器。

近现代

  从清末到民国,仿古瓷、美术瓷均有很高成就。仿古器皆习旧制,继承中亦有创新。彩绘以仿康熙青花为佳,仿乾隆五彩为多。颜色釉仿制更为突出。雕塑瓷在发扬原有的堆雕、玲珑、镂雕等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洋雕塑的技法,取得新的成就。

  清末民初兴起的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文人派浅绛彩瓷,一改前朝华缛浓艳的面貌,追求一种简约淡雅的清新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从此开辟了陶瓷彩绘文人画派的先河。稍后,以王晓棠、潘宇为代表的文人派改用粉彩颜料绘瓷,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色彩领域。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0年)前后,文人派的新粉彩瓷便成为景德镇美术陶瓷的主流。

  瓷苑名家王琦于一九二八年邀集数位志同道合者组成“月圆会”,每月十五聚会一次,研讨画艺,绘瓷作画,时人雅称其为“珠山八友”。“珠山八友”一说是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徐仲南、田鹤仙八人:另一说是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何许人、毕伯涛八人。尽管说法不一,然而,这十位艺人在当时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珠山八友”等人各有所长,风格迥异,技艺精湛,艺术成就名噪海内外。他们的成功,把景德镇的粉彩瓷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社会不稳定,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受阻严重,但陶瓷技艺及生产管理仍然在艰难中前进。1929年,中华民国江西省政府成立景德镇陶务局,1930年陶务局的职能由江西省工业试验所取代,1932年成立景德镇陶业实验所,1935年设立景德镇陶务管理局。民国时期,杜重远对当时的景德镇陶瓷业具有深远影响,他提倡瓷器生产改革,如试行机械化、生产贴花瓷、将传统的木柴烧瓷改为煤炭,这些措施对当时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虽然民国社会不稳定,但在陶瓷界还是涌现出一些优秀陶瓷人才,如在景德镇甚为有名的“珠山八友”。民国时期的景德镇瓷器,颇负盛名的当属粉彩瓷,它将之前的景德镇粉彩技艺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总之,尽管民国时期的景德镇陶瓷业在技艺上仍在前进,但是整个陶瓷产业却终究受制于战乱因素而萎靡不振。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景德镇。1950年完成国营景德镇建国瓷业公司的筹建并开始陶瓷产品生产,并对原有陶瓷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合作化和公私合营。1953-1957年景德镇的陶瓷产值为人民币5938万元,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58年,成立专门培养陶瓷人才的景德镇陶瓷学院。1965年,提升陶瓷生产产量和品质的“隧道窑”试制成功,这是景德镇瓷器烧造技术的历史性突破。1994年,景德镇的日用瓷产量为4.01亿件。计划经济时期的景德镇,陶瓷产业呈阶段性兴盛,十大国营瓷厂[9]生产的瓷器产品经常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奖,如人民瓷厂的青花梧桐中餐具、光明瓷厂的青花玲珑餐具、建国瓷厂的釉色瓷等。文革时期,景德镇也曾大量烧制毛泽东像章、坐像以及有浓郁政治色彩的瓷板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