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汉语拼音：Wu-si Yundong），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一场发生于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以及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就此，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在列强面前显得软弱，使国人异常不满，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当时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是“外抗强权（对抗日本侵权），内除国贼（惩除媚日官员）”。
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1926北伐战争之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探索强国之路的思想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目录
概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运动的先声：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前，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势力利用封建传统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的成果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提倡民主，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争取实现西方立宪共和制的国家；提倡科学，就是反对迷信和盲从，介绍科学知识，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它的倡导者们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孔孟学说进行猛烈评击。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提倡资本主义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其指导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这场运动毕竟打破了长期禁锢人民思想的的封建牢笼，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冲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新文化运动中，面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黑暗混乱状况，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对中国是否适合，坚持不懈地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新出路。正当此时，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不仅发达国家，就是不发达国家，也是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获得解放的。它使处于彷徨和苦闷的中国人民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充分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中，敏锐地认识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开始考虑选择中国革命新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随之，在中国开始出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民族危机的深重和社会的黑暗，思想文化的启蒙和中国先进分子的新探索，这一切表明，一场新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中国的大地上酝酿着，涌动着。它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则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巴黎和会的耻辱
火烧赵家楼事件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久积在中国人民胸中的怒火，向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5月3日晚，北京大学校园一片沸腾，北大、高师、工专、法政等校学生代表1000多人，聚集在北大法科礼堂，讨论如何拯救祖国、挽回主权等问题。会上作出四条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斗争；二、急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坚持拒签和约；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四、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这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这时任币制局总裁）和章宗祥（这时任驻日公使）。学生们的游行队伍由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受到中国巡捕阻拦，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向北，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前。愤怒的学生们高喊罚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口号，冲入曹宅。
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放火点燃曹汝霖的住宅。北洋政府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其中有北大学生20名）。为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和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从5月5日起进行总罢课。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罢市、罢工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5月7日，被捕的32名学生全部获释。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被迫辞职出走。北京学生强烈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各校教职员也同学生一起参加斗争。19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再次总罢课。
爱国运动遍及全国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北京政府，要它加紧镇压学生运动。6月1日，北京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更加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北京学生从6月3日起再次走上街头演讲，遭军警镇压。有170多人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增加到5000余人。
北京政府对学生爱国行动的野蛮镇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4日，上海学联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北京学生。在工人阶级的带动下，上海实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斗争局面。随之，全国兴起罢工风潮。沪宁、沪杭、京汉、京奉等铁路和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城市的工人也纷纷罢工。商人罢市也遍及各地城镇。五四爱国运动已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以工人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运动。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10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这是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拒绝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斗争仍在继续。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抗议北京政府的这一暴行。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意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直到27日晚，陆征祥的住处仍被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商人所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巴黎和会在28日举行的和约签字仪式。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斗争目标基本得到实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先进青年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于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五四运动后，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仅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在各种学说竞起争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逐渐怀疑以至否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五四运动后，《新中国》、《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等刊物开始刊登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编辑刊物，撰写文章，组织社团，初步接触工人群众，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比较，鉴别、争辩，马克思主义以其缜密的科学性和革命精神赢得日益增多的先进分子的信仰，中国一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成长起来。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束缚人们的思想，相反，正是学习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它在同中国实际结合中的不断发展，成为五四以来科学、民主精神的主流。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社团
在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风起云涌的五四时期，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进步社团。这些由当时先进青年组织的团体积极研究和传播新思潮，探索社会的改造，开展爱国活动，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五四时期，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社团有：
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较早的一个社团，其成员虽都是湖南青年，但影响远远超出了湖南省界。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基本会员有21人，1920年底发展到70余人。毛泽东、蔡和森是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成员还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学会初建时，“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当选为学会干事的毛泽东力争把它建成一个革命团体，主张不出风头，脚踏实地，多做实际工作。在他努力下，新民学会成了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在五四运动、驱张运动（驱逐军阀张敬尧）以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同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在改造方法上出现分歧和争论：以蔡和森为首的革命派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改良派则反对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主张“温和的革命”。毛泽东12月1日去信，对蔡和森等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921年1月，在长沙的会员召开新年大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重申学会方针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认为最宜采用“缴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毛泽东还和蔡和森通过书信来住，为创建共产党做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他们的影响下，不少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 “五四”时期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昔日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的历史令他们向往，全心全意立志在东方创造一个“少年中国”。1918年6月30日发起筹备，翌年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学会出版刊物有《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会员思想比较庞杂，随着革命发展，内部分化日趋严重。学会中的左翼，有李大钊、高君宇、黄日葵、恽代英、毛泽东、张闻天、赵世炎、沈泽民等，他们都主张共产主义；中间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倾向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王光祈；右翼则是后来国家主义派的骨干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中的左右两派已势同水火，互不相容，少年中国学会便无形中解散，停止了活动。
国民社
1918年5月，广大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曾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5月21日，北京两千多名学生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这次请愿虽无结果，但学生们却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当年暑假，救国会代表许德珩等南下联络，得到了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学生的积极支持，最后成立了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为便于开展活动，救国会成员于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其中许多人都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中的骨干和组织领导者。
新潮社
新潮社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月19日开始成立，19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新潮》创刊后，协助《新青年》大力鼓吹“伦理革命”，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它宣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新潮》第一卷在一年内曾重印三次，可见其当时的影响是不小的。但是这个刊物也存在着严重的改良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对民族文化遗产完全采取虚无主义态度。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傅斯年、罗家伦等跟着胡适进一步向右转。“五四”后不久，傅、罗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便渐渐地销声匿迹了。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黑暗落后，是因为人们的知识缺乏，教育不普及，“想要改革社会，自然要从灌输人民知识上入手”，而“中国劳动阶级的人，识字的不多，所以现在第一步的方法，就在乎讲演了”。显然，讲演团当时是想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它于1919年3月成立，到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开始，他们在城市街头不定期讲演，继而利用官立讲演所定期讲演，1920年春假后又开始到通州、丰台、长辛店等地工厂农村讲演。讲演内容，起初主要是民主自治，破除迷信，提倡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反对封建的家族制度等；五四运动兴起后，讲演内容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进行反日爱国宣传。这个社团的成份虽然也比较复杂，但其他领导机构一直掌握在左翼青年手里。邓中夏长期担任该团的编辑干事和部务干事，负责实际领导工作。北京大学早期的共产党人大都是这个讲演团的成员。邓中夏等后来去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开展工人运动，就是利用讲演团的名义。
觉悟社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是分开的，随着斗争的深入，学生运动中的骨干迫切感到需要打破男女界限，建立统一的组织。于是，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诞生了。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社团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对外废除姓名，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如周恩来抓到五号，代号就是“伍豪”；邓颖超抓到一号，代号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只出了一期。其中的《觉悟的宣言》等，是由周恩来撰写的。不久，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便转入了地下。
此外，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武汉的互助社、利群书社、北京工读互助团等，在五四时期也都比较著名，影响较大。
五四运动的意义
振兴中华
“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孙中山1894年在《兴中会宣言》中最早提出来的。从那之后，大多数爱国志士无不以此为终生奋斗的最终目的。可以说，中国从此之后的一切革命斗争，无一不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无一不是由于它的催动和鼓舞。五四运动的发生，就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续。爱国学生的奔走呼号，浴血奋斗，广大知识分子、市民、工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援，最根本的动因就在于此。响遍全国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唤醒同胞，一致救国”等口号，最根本的含义也在于此。有的人当时在思想上虽然还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一点，纯粹为爱国热情所驱使，但他们爱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持中国的落后，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振兴中华民族。
爱国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广大学生之所以不顾高压，奔走呼号，他们的爱国行动之所以能得到各界知名人士、上层人物和广大工商界群众的支持，就是由于爱国主义的有力号召，爱国精神的强烈感染。今天，要真正使中华民族振兴起来，更要大力发扬爱国主义。
民主精神
新文化运动最先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青年杂志创刊词中的提法），随后讲“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当时把人权和民主当作基本上同一的概念）。后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赛同志”和“德同志”，就是说，民主和科学一道，是中国共产党历来为之奋斗的目标。在五四运动中，民主即“德先生”是一面反封建、反专制的大旗，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与民主精神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民主的启蒙和民主意识的觉醒，就不可能发生那么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现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在许多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还相差甚远。要想尽快振兴中华民族，就应该继续高举“德先生”的大旗，发扬民主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科学精神
在五四运动中，科学即“赛先生”与“德先生”一样，是反封建、反迷信的另外一面大旗，并有力地促进了民主意识的发扬，反封建斗争的开展。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的六条新的思想，第六条就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因此，在发扬民主精神的同时，还应该发扬科学精神。
解放思想
在五四时期，先进的思想家们大胆地冲破旧传统，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主张，出现了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并有力地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大解放。正如毛泽东当时所形容的：“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使五四运动成为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分水岭，我国20世纪第一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开启了此后思想解放的先河，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后来所发生的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以及从那时起我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可以说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1919年的五四运动虽然是在当时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群众的社会心理的激发下促成的，但它一旦出现就成为一种历史的现象，成为一种贯穿整个20世纪历史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五四的爱国精神表现为对时代需求的充分认知，表现为国家、民族的深厚的情感，表现为对人类丑恶现象的强烈痛恨和对正义事业的奋不顾身的投入，表现为全民族为实现共同理想而斗争精神的认同。
瞿秋白在回忆五四前后自己思想变化的情况时说：“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当时的知识青年“都和我一样，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
这种不可思议的“热烈”所蕴含的巨大的精神内涵，正是我们今天，直至永远应该提倡的。
运动主要领导人、支持者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民主维新人士。
林长民（1876-1925年），国民外交协会理事。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蔡元培（1868-1940），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时任校长。
鲁迅（1881-1936），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革命家、作家。
胡适（1891—1962），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思想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学生代表
北京
方豪（1894-1955），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其后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首任主席。后在安徽、浙江等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罗家伦（1896-1969），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后留学海外，后来担任过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1928年9月18日就职）。逝世于台北。
段锡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字书贻。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逝世于上海。
王自治（1889-1965），甘肃正宁人，字立轩。北京大学学生，继段锡朋之后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后长期在甘肃省任职，并从事教育工作，曾任甘肃学院（今兰州大学前身）院长。曾参加中国国民党。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因与王明等人产生矛盾而借机出逃。最后逝世于加拿大。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学学生，五四游行总指挥。五四后游学柏林、伦敦等地。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曾任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于南京。
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后创立九三学社，任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易克嶷，北京大学学生。
罗章龙，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高君宇（1896-1925），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罗隆基（1896-1965），江西安福人。清华大学学生。后为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
王造时（1903－1971）祖籍江西安福，清华学校学生评议会主席（清华学运的领导机构）。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清华大学第一任学生会会长。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军阀政府请愿）。
陈长桐，清华大学学生。
何浩若（1899-1971），清华大学学生。后加入中国国民党，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创办中央日报。逝于台湾。
闻一多（1899-1946），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清华大学学生。全国学生联合会清华大学代表。后为诗人，学者，曾任西南联大教授。被暗杀于昆明。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后来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铁路专科学校代表。作家。
耿济之（1898-1947），上海人，与瞿秋白同为俄专代表。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家，外交家。文学研究会重要创始人之一。与郑振铎同为《国际歌》的最早译者。
天津
杨兴亚，天津学生联合会总代表
张太雷（1898-1928），江苏常州人，北洋大学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部长。后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广州起义。但在起义中被暗杀。
于方舟 (1900-1928)，直隶宁河人，原名兰渚，又名芳洲。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后为中共天津市委创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马骏（1895-1928），黑龙江省宁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号淮台。回族。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后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孙越崎（1893－1995），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学生代表
周恩来（1898-1976），南开中学学生，天津觉悟社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曾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谌志笃
沙主培
上海
何葆仁，复旦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
武昌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中共创始人之一。
大事记
3月6日，梁启超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报告他从和会上获知的段祺瑞与日本借款和山东问题。
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
4月29-30日，巴黎和会代表参加会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156、157、158条】，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国民外交协会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转报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４日（星期天）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北京军警捕去学生32人。当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其私宅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返校，学生复课。
5月6日，南北和谈双方代表朱启钤、唐绍仪在上海联合通电，要求中国外交代表拒绝巴黎和会签字，释放被拒学生。
5月7日，徐世昌下令全部释放因“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的学生。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
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学校全部罢课。驻军湖南衡阳的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通电曰：“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 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
5月13日，北京各大专校长递交辞呈。
5月15日，徐世昌罢免教育总长傅增湘。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上书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拘学生、挽回傅增湘蔡元培、拒签和约、惩办国贼。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组织“护鲁义勇队”。
5月21日，徐世昌免李长泰步军统领职，令态度较强硬的王怀庆署理。
6月1日，政府查禁联合会。
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
6月4日，北京学生出动比昨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关在北大三院校舍。军警包围了北大，在四周搭起帐篷。
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6－8日，罢工规模扩大。
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
6月11日，徐世昌总统咨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6月12日，商人开市。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
6月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6月17日，北京政府致电专使在和约上签字。
6月22日，国务院通电全国，徐世昌总统打消辞意。
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从缓签字。
6月27日，京津学生，留日留美学生请愿。
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代表团驻地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