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汉语拼音：Yi'er Jiu Yundong；英语：December Ninth Movement），亦称为“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是指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起的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广泛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1935年，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开始新的高涨。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在12月9日举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6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开始了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全国各阶级的关系由此很明显地表现出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一切爱国人们的公开拥护。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把侵略的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1935年12月初，北平各校学生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北方局的领导、推动下，纷纷发表宣言，“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这时，国民党政府派何应钦来到北平。北平学联代表大会决定以实际行动表示华北青年的抗日决心，发动各校学生，向何应钦请愿游行。12月9日，北平学生冲破了国民党当局沿街设置的封锁线，汇合在新华门前。学生向何应钦的代表提出了表达中国人民愿望的六项要求：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保障地方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要求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何应钦的代表对学生的正义要求不予理睬。被激怒的学生高喊“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向长安街奔去。当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时，手无寸铁的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大刀、木棍、水龙的袭击，100多人受伤，30多人被捕。被阻挡在城外的学生游行队伍，沿城墙外围游行，在冰天冻地的寒风中，忍饥挨饿，坚持了一天却未能进城。他们向城上的军警挥泪讲演，向周围的市民哭诉，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12月10日，根据北平学联的决定，北平各校学生实行总罢课。16日是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和各界民众三万余人，为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包围，先后在天桥和正阳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接着北平和天津的学生，又组织南下宣传团，深入各地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杭州、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南宁等地爆发了更大的游行示威。各地爱国人士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个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在全国迅速兴起。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一些学校会在每年的12月9日举行纪念活动，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二·九合唱；复旦大学的一二·九歌会，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二·九诗赛等。在北平辅仁大学校园旧址（今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定阜大街），留有一座辅大教授启功落款的“一二·九运动纪念碑”。
概述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抵北平，建立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1935年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随后，学联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12月7日，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集合时间、行动路线和口号等。会后，各校学生自治会紧张地进行动员和准备工作。
1935年12月9日，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爱国学生涌上街头。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学生。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上午10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 “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
各校临时推举董毓华、宋黎、于刚等12人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何应钦避而不见。请愿不成，群情激愤。各校代表当即决定改为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军警包围的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行列，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散发传单，得到群众的鼓掌和支持。当游行队伍前锋到达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时，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爱国学生不畏强暴，队伍仍在继续前进。这时，警察打开水龙，冰冷的水柱喷射在学生们身上，接着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学生们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百余人受伤。游行队伍被打散。
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提出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同日，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指出在目前形势下，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在罢课中，各校学生建立和健全了自己的组织。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发表宣言，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文艺社、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上海、杭州、武汉、广州、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大中学校及工会等组织，纷纷给北平学生发来函电，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北平学联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地研究制订了组织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计划。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定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北平学联即决定在这一天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分为4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率领，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的学生总计1万余人。他们高举校旗，打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横幅，向天桥进发。上午11时左右，汇集到天桥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举行大会。游行指挥部负责人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大会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8个决议案。会后，游行队伍奔向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东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楼举行总示威。队伍走到前门，遭到大批警察和保安队的拦截。经学生代表反复交涉，军警才让游行队伍分批分别由前门和宣武门进入内城。在宣武门，爱国学生遭到上千名军警的血腥镇压，有二三十人被捕，近400人受伤。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活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西安、开封、济南、太原、长沙、桂林、重庆等城市的爱国学生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或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响应的通电，苏区各界民众集会声援全国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各业、各厂的男女工友起来召集群众会议，发表宣言和通电，抗议汉奸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12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兴起，集合民族整个的力量，反对任何伪组织之存在，以维护主权而保国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爱国学生。一二九运动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事件经过
1935年12月9日 上午10时，北平各大中学学生3000余人齐集新华门前请愿。随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 “防共自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华北。
游行队伍在西单和东长安街与军警发生冲突，学生受伤颇多，被捕者数十人。
12月10日 北平各校学生实行总罢课。杭州浙江大学学生会决议，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并通电全国。
12月11日 南京国民政府指派“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7人，指定宋哲元为委员长。宋哲元派军警分驻各大学校门，严禁学生出校游行示威。
12月12日 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地大、中学校学生声援北平学生。
12月13日 北平6所大学的校长联名发表《告同学书》，称：被捕学生已完全释放，请愿及罢课的目的已经达到，望同学们即日恢复学业。
12月14日 北平市长秦德纯邀各校学生代表举行茶话会，力劝学生即日复课，“勿作轨外行动”，“顾及华北现在环境，勿因言语引起对外纠纷”。
上海各大学学生救国会成立，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
12月15日 北平市政府与各大学当局宣布，自16日起学生一律上课，如有违反，严惩不贷。
12月16日 北平44所大中学校学生1万余人，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遭军警镇压，被捕者二三十人，受伤400余人。
学生游行队伍集合在天桥、正阳门召开市民大会，市民2万余人参加。
北平罢工、罢市、罢课。
原定本日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12月17日 宋哲元发表《告北平学生书》，称“有共党煽动利用学生爱国运动”，如仍有"轨外行动"，决予"适当制止"。
1936年1月 京、津等地学生组织南下宣传团，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抗日。
3月31日 为北平第17中学学生郭清死于狱中，北平举行抬棺示威游行。
5月28日 北平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的口号是："拥护29军抗日"、" 发扬29军抗日传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
5月30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29军军长宋哲元发表谈话，表示" 若日本仍然增兵华北，余将与29军将士实行抗日"。
6月13日 北平学生举行第4次示威游行，反对日本继续向华北增兵。沿途军警对游行队伍不加干涉，并予以同情。
12月12日 北平学生举行第5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 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
一二九运动中的口号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
- “反对防共自治运动！”
- “反对卖国的对外政策！”
- “立即停止内战！”
- “立即向日本宣战！”
- “人民！武装你们自己！”
- “用武力保护华北！”
- “打倒卖国贼！”
- “打倒卖国贼殷汝耕！”
- “中华民族万岁！”
- “为祖国自由而奋斗！”
- “没收卖国贼的财产救济受灾人民！”
- “反对军队南调！”
- “反对苛捐杂税！”
- “反对抓捕中国人民的日本强盗！”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题为《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以下为“讲话”全文：
同志们：
今天开“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大会，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集会！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过去几次我都没有能参加，今天我是非常兴奋地来参加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事情更好办了。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一百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是好办多了。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大大加强了反共活动，打击进步的文化界，现在有些人就说：中国的事情难办了。他们是为进步而努力的，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满腔热情，怀着好心肠，要把国家民族弄好。但是，正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他们在周围却见到顽固势力所布下的投降、分裂、倒退的黑影，他们的努力受到种种限制和压迫，不免觉得事情难办了。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坚决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但就全局来说，却认为比之过去，现在中国的事情不仅不难办，而且是更好办了。
为什么呢？这就得从我们今天纪念的一二·九运动说起。
第一，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注：李昌，一九一四年生，湖南永顺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五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明白了这些问题，就会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
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注：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布的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末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为一二·九运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第二，反对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压迫知识分子，这件事情现在也是更好办了；而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件事情却是更难办了。一二·九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黑暗势力压迫进步思想，压迫到最后，黑暗势力总是失败的。一二·九运动前，他们进行了八年多的反共教育，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学校里的一切有政治倾向的课程，首先都是以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对教员中被认为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要排斥和迫害。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起，他们用这种教育训练了八年多，不幸得很，却训练出一个“一二·九”来。这在国民党内那些反共的先生们看来，当然是一件天大的憾事。有些人说，“一二·九”是学生造反。这一点学生们是承认的，的确是造反。但是，造谁的反呢？是造压迫学生者的反，造思想“围剿”者的反，造宣传假三民主义的人们的反。他们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实行真三民主义，也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他们为铲除一切实行真三民主义的障碍而造反。这样的反要不要造呢？要造的，要造的，第三个还是要造的。
世界上的事情，就有这样怪，碰了钉子摸摸头，但是过后又忘了。你们看，从前有些人是不承认五四运动的，但是到了今天都承认了；现在也有些人不承认一二·九运动，不过，根据“五四”的经验，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将不得不承认“一二·九”。如果坚持不承认，那就请他们在三十六计中选上计，简单些说，请他们滚蛋！因为世界是向前进的，要向后倒退是不成的；中国人的辫子没有了，他们想拖也拖不住了；旧的落后的东西只好倒下来，让新的进步的东西接替它。在进步的潮流中，他们要是还不承认进步的一二·九运动，还想鄙视这个运动，那末，他们将要倒霉还有什么话说？
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聪敏得多了。我起初读几年书，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这就是现在比过去进步的一个证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上层的人们是主张参加协约国英、法方面去打德、奥的，他们的言论讲得头头是道，确实欺蒙了一些人。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在北京也开了会，还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公理战胜”四个字（注：克林德原是德国驻华公使，一九○○年六月在义和团运动中于北京遭枪杀。一九○一年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向德国赔礼道歉，并为克林德在东单牌楼北边立碑。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北京人民将该碑改建为“公理战胜”碑，并迁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建国后改为“保卫和平”牌坊），更是煊赫一时，弄昏了当时一些人的头脑。但是，现在不同了。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世界大事，懂得了革命道理。这种道理是一步一步懂得的，从前懂得少，现在懂得多了。大家懂得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懂得了投降派、顽固派的阴险狠毒，懂得了民主宪政。他们认识清楚，要进步，要民主，要参政，而这民主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只有全国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一同起来作斗争，才能把这个事情搞成功。现在的人是聪明了，不容易被欺骗了。大家都光起（注：光起，方言，瞪大的意思）眼睛看着：什么人不开放民主？什么人要分裂？什么人要投降？什么人要倒退？《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子牙的不肖师弟，他脸向后长，眼朝后看。现在在抗战阵营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这叫做压迫的自由。然而，全中国的青年和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的自由。我们不准黑暗势力把中国拖向后退。我们有没有把握不准他们那样做呢？是有的，重要的根据就是现在的人不容易被欺骗了，全国老百姓是不好再欺骗了。现在大多数人就不准他们这样压迫，要反抗他们的压迫；不准他们投降，要坚持抗战；不准他们分裂，要坚持团结；不准他们倒退，要坚持进步。这一群“申公豹”，看他们怎样收场！
第三，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一切共产党员要向所有非党的同情者说清楚，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的，是团结知识分子的。自然，我们要反对那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不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罪恶；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利的。
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例如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注：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过五关斩六将，分别是《三国演义》中所说的蜀汉著名将领关羽的兵器、坐骑和战斗故事）的本领，那只有被赶到集中营“训练团”里去。这件事情似乎有些难办。但是，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已有了一百年的反帝反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再加上共产党十八年的斗争经验，什么事情还会办不到呢？这样看来，中国的事情比以前是更加好办了。我们一定要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出一个民主共和国！现在虽然还有帝国主义者和“申公豹”们不断地阻碍我们这样做，但是不要紧的，我们现在是聪明了，是有力量了，我们已不是昨天的我们，而是今天的我们了。帝国主义者、“申公豹”们，是你们滚蛋的时候了！(原载《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