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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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言古诗,中国古代诗歌体裁的一种,诗体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简称七古。在古代诗歌中,是形式最活泼、体裁最为多样、句法和韵脚的处理最为自由,而且抒情叙事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种诗歌形式。简单地说就是篇幅较长,容量较大,用韵灵活。如杜甫的七言古诗代表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丹青引赠曹霸将军》等。

  七言古诗起源于民谣先秦时期除《诗经》、《楚辞》已有七言句式外,荀子的《成相篇》也是摹仿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韵文。西汉时期除《汉书》所载的《楼护歌》、《上郡歌》外,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七言通俗韵文。

分类

  七言古诗,是对七古和歌行的统称。古人所谓七言,并不是说全诗每一句都是七个字,而是只要诗中多数的句子是七言就可以了。如李白《蜀道难》既有“噫吁嚱”三言,复有“危乎高哉”四言,“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五言,“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九言,但仍认为是七言歌行,而不认为是杂言诗

  明清以来的诗论家,对于七言古诗的划分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认为七古、七言歌行二者同体,可以互相替代,如胡应麟诗薮》云:“七言古诗,概曰歌行。”王士禛《古诗选》就径直分五言诗与七言诗歌行钞两部分。明清诗话评论中,将七古与七言歌行相互代称,其例更是不胜枚举。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七古与歌行在体性上存在分别,这种分别而且甚大。李中华、李会二位先生曾著文论述过这个问题,略曰:从形式上看,七古与七言歌行都是七言诗,又都不能算是七言律诗,故归为一体,目为七古,似亦理所当然。然而就各自诗体的源流、体式与风格而论,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七古与七律

  首先,七言歌行出自古乐府,而七古则是七律产生之后别立的诗体,二者渊源不同。汉魏乐府有《长歌行》、《短歌行》、《燕歌行》、《齐歌行》、《艳歌行》、《怨歌行》、《伤歌行》、《悲歌行》、《鞠歌行》、《棹歌行》等,可以视为唐代歌行之祖。其中七言歌行,则是汉魏以来七言乐府歌诗自然的发展。清代吴乔围炉诗话》尝云:“七言创于汉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诗有《东飞伯劳》,至梁末而大盛,亦有五七言杂用者,唐人歌行之祖也。”所谓古诗《东飞伯劳》,即《乐府诗集·杂曲歌辞》载录的《东飞伯劳歌》。故七言歌行出于汉魏、南朝乐府应无疑义。至于七言古诗,旧说它起于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诗》。然而《柏梁台诗》的作者有二十四人之多,每人一句,只能算是联句,算不得完整的七古。所以从诗体发生的角度说,二者不同源。

  其次,就体式的主要特征而言,七古要求与七言律诗(包括七律七排)划清界限。清王士禛《古诗平仄论》有云:“七言古自有平仄。若平韵到底者,断不可杂以律句。”七言古诗则有句脚多用三平调、句中不避孤平之类的讲究,这些都是对格律诗的反动。至于七言歌行,虽然初期部分作品在体式格调上颇与七古相似,然而在其演化过程中律化的现象却愈来愈严重。据王力《汉语诗律学》的统计,白居易《琵琶行》88句中律句与似律句共计53句,而《长恨歌》120句中律句与似律句占到百句之多。这种律化趋势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是歌行体诗要求适宜歌唱而着意追求声韵和谐的结果。

文学风格

  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纵横多姿。《文章辨体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又说“放情长言曰歌”、“体如行书曰行”,二者风调互异。《诗薮》论七古亦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则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昭昧詹言》说“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总归于一字曰老”,又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曼”即情辞摇曳、流动不居;“警”即义理端庄、文辞老练。这些评论,都揭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

  尽管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以歌行的笔法写七古,一度成为时尚,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举例来说,杜甫《寄韩谏议注》、卢仝《月蚀诗》、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李商隐《韩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诗;而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只能是七言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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