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赋

三国两晋赋，三国两晋时期，诗歌的地位已经超越了辞赋，成为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体裁。然而赋在本时期仍颇兴盛，许多优秀诗人同时也是重要的赋作者，并产生了不少佳篇。与两汉比较，本时期赋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演变，其基本表现是：两汉盛行的那种以铺写京都宫殿苑囿田猎等为主的体物大赋，逐渐为抒情小赋所取代，并在形式上出现了骈化的趋势。

建安时期，在诗歌繁荣的同时，辞赋创作也很普遍，今存建安赋有150多篇，超过今存两汉辞赋总数。其中曹植一人就占了50多篇。建安辞赋中绝大部分是篇幅较短的小赋，它们在内容上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题材有所扩大。“三曹”、“七子”等跳出了两汉传统题材的窠臼，尽量写普通人物，写日常情事，写一般生活用品，写动植物等等。题材的日常化、普通化、小型化，进一步冲淡了赋的与生俱来的贵族性质。二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有所加强。建安作家们把赋从“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的传统中进一步拉向现实，特别是向现实政治靠拢。王粲的《浮淮赋》、阮瑀的《纪征赋》、徐幹的《西征赋》、陈琳的《武军赋》、曹丕的《临涡赋》等，全属此类作品。三是抒情性更趋强化。无论写人写物，都以抒情为基本要素。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王粲的《登楼赋》和曹植的《洛神赋》，前者在抒情与写景的融会上，后者在刻画人物体态及心理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魏末正始年间辞赋作者主要有何晏、阮籍、嵇康等。何晏《景福殿赋》题材上虽蹈袭两汉大赋的宫殿之作，但在表现手法上能够摆脱“品物毕图”（《文心雕龙·诠赋》）的陈规，写得比较精练生动。阮籍的赋继承并发展了建安抒情小赋的传统，铺写的成分大为减少，而以表现隐逸情绪或刺时为主旨，如《猕猴赋》即为刺“俗人”而作，《鸠赋》则又以“鸠子”被“狂犬”所害，隐喻司马氏集团杀少帝、擅废立事。嵇康赋的铺写成分稍重，但也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为最终目的，他的《琴赋》与汉代傅毅、马融、蔡邕的同名之作写法上有接近之处，而抒情气氛要浓厚得多。

西晋太康作家几乎都写辞赋，传世作品数量甚至超过建安。太康辞赋形式上也以小赋为主，如傅玄今存赋50多篇，篇幅都短小，但在抒情性上却不及建安、正始作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一是有些赋作者好模仿，作品缺少个性。例如，傅玄一半左右赋题都袭自前人，如《风赋》、《大言赋》、《琴赋》、《弹棋赋》等等。再则，写法也过于守旧，略无新意，如傅玄的《蝉赋》，只是写蝉的本身特征，不及曹植的同名之作能够寄托作者的身世之感。二是大部分赋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文句的修饰雕琢，这就使作品虽有采润而少情趣。潘岳的《西征赋》、《秋兴赋》，陆机的《豪士赋》、《文赋》，成公绥的《啸赋》，木华的《海赋》等，是西晋赋中比较优秀的作品，它们或表现征途中的思绪，或描摹人物的某种情态，或剖析作文之所由，或叙说立德建功之委曲，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不过它们的共同的缺点就在于过度地铺采摛文，给人以藻饰太盛、华而不实之感，削弱了艺术感染力。这同太康诗歌的缺点大体上是相一致的。太康时期产生了一篇著名的大赋，即左思的《三都赋》，作者倾十年精力而成，一时声价极高而引起洛阳纸贵。不过此赋只是详尽真实地描绘了三国时期蜀都、吴都、魏都的景况，并表达了向往统一的愿望，而在艺术上较之前人无多大突破，只是更能体现“品物毕图”的原则。

东晋时期的辞赋，总的来说不像西晋太康时期那样雕琢繁缛，比较明快，倒如袁宏《东征赋》是赤壁怀古之作，赋中夹议夹叙，富于气势，而且语句省净，无冗赘刻画，给人以清新之感。又如郭璞《江赋》虽然华丽绮巧，但具有雄肆奔放的气魄；孙绰《游天台山赋》使用奇僻字句不多，脱出了字书式的滞拙写法，具有气韵畅快的风格。东晋末陶渊明的《闲情赋》、《感士不遇赋》等，更显示了自然平淡的独特风貌，为历来赋作所稀见。从正始时期开始，玄学就逐渐影响辞赋，嵇康的《琴赋》中就有不少玄理，经过西晋到东晋，辞赋中的抽象玄理进一步增多，甚至出现“溺乎玄风”的现象，影响了赋的抒情功能的发挥。

三国两晋时期辞赋与汉赋相比较，其在形式上的显著发展是骈偶句逐渐增多，不仅讲究上下句对偶整炼，而且出现了单句对、隔句对、长句对等多种对偶形式。西晋陆机、潘岳，东晋郭璞、木华等人的赋，大多通篇追求俳偶整饬，蔚然成风。虽然骈赋要求的四六对和声律尚未出现，但两晋辞赋朝着骈化发展的趋势，则已甚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