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英语：Silk Road；德语：die Seidenstrasse），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由德国地理学家F.von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原指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柏林，1910）一书中，通过对文献记载的进一步考察，把丝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路的基本内涵。同时，因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古代中国与西方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遗迹、遗物，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历史、考古等问题遂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并陆续著书立说，使丝路研究包括了更广泛的内容。
丝绸之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时张骞和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陆路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约于前5世纪形成的草原丝绸之路、中古初年形成，在宋代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宋初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
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传教士等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朝鲜、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通道。
1.西安到成都再到南亚、东南亚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主线是陕康藏茶马古道——蹚古道，通向南亚、东南亚、中亚、欧洲国家。（见“西南丝绸之路”）
2.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通称“丝绸之路”）：由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000多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
3.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起自长安，经敦煌、乌鲁木齐、中亚到达罗马，全长5000多公里）。
4.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丝路兴衰
“丝绸之路”一名虽然晚出，但这条贸易通道很早就已存在。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各地发现的考古资料已充分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汉初，河西走廊曾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诸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以直达。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二年（前139）派张骞出使西域大月氏（今阿富汗中西部），开通丝路，谓之“凿空”。元光二年（前133）以后，汉武帝又连年派大军进攻匈奴，巩固西北诸郡边塞，陆续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割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得以沟通西域。又从敦煌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筑造了很多烽燧及亭障，以防匈奴南侵。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度出使西域，其副使分赴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于阗（今和田）、扜弥（今于田东）等地，汉与西域交通畅通。公元前77年汉兵攻克当道的楼兰，更其国名曰鄯善，将其国都迁至南面的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前60年汉置西域都护，屯田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以保西域通道。早自张骞西使乌孙结盟后，汉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丝绸之路益加畅通，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罗马人因此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拉丁语意为“丝之国”。同时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中国。此后，王莽当政时和东汉期间，西域虽然几度因政局波动暂与汉廷中断联系，但商业往来并未受很大影响。班超经营西域期间，还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抵条支（今伊拉克），临大海而返。这是汉代中国官员沿丝路西行最远者。
魏晋时，东西商业往来不断，位于丝路咽喉重地的敦煌，就是胡商的聚集地之一。这里曾发现中亚粟特商胡的经商书简。5～6世纪时，南北朝分立，但沿丝路的东西交往却进一步繁荣。北魏建国后不久就派使者前往西域，以后中亚各国的贡使、商人常集于平城（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都洛阳后，洛阳更成为各国商人荟萃之地，“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北齐的都城中也聚集着不少商胡。
隋炀帝杨广曾派黄门侍郎裴矩到张掖招徕西域商人，“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说明当时丝路的兴旺。唐朝西部的疆域超过汉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立了同于内地的州县。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设立安西四镇（后以焉耆代碎叶），驻兵防守，由安西都护府管辖。以后又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的羁縻州府（见羁縻州），这为丝路的畅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因此，唐代长安、洛阳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商胡，呈现出国际都会的风貌。
从9世纪末到11世纪，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沿海转移，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兴起，东西海上往来逐渐频繁起来；同时，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政权的分裂、对立，使丝路上的安全难以保障，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性降低。在蒙元时期，由于蒙古的西征和对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直接统治，使东西驿路通畅，许多欧洲使者、教士和商人，如马可·波罗，都沿此路东来中国，丝路又繁荣一时。明朝建立后，采取闭关政策，虽然出嘉峪关经哈密去中亚的道路未断，但陆上丝路作为中西交通路线已远不如海路重要了。
丝路走向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奠定于两汉时期。大致东起汉长安，西行上陇坂，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先到楼兰。楼兰在古盐泽（蒲昌海，今罗布泊）西北部。汉代西域有南北两道，楼兰是两道的分岔点。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皮山、莎车至疏勒。由于千余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道东段逐渐沙漠化，伊循、扜泥诸古城均为沙漠所湮，所以今日的南道东段已远在古南道之南。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明帝刘庄北攻匈奴取得伊吾庐（今新疆哈密）地，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阻截北匈奴之南侵西域。此后，汉与匈奴曾互争伊吾而多次交战，终于迫使北匈奴西迁，汉政府遂开辟了“新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鲁番盆地），越天山经焉耆至龟兹，再循汉北道西行抵疏勒。新北道即《魏略》中的“中道”，以别于天山以北的“北新道”。南北朝时期，南朝与西域的往来，主要是从益州（今四川成都）北上龙涸（今四川松潘），经青海湖旁吐谷浑都城，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因经吐谷浑境，故称“吐谷浑道”或“河南道”。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北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即北新道。
从疏勒西行越葱岭抵大宛，其都城贵山约当今柯柬德(Khojend)。自此向西为粟特、大夏。大夏都城监氏城(Bactra)即今阿富汗巴尔赫；自疏勒直西穿阿莱高原(Alai)亦可直抵大夏。大夏之西为安息，其都城为番兜（和椟，Hecatompylos）。自粟特西南行达安息东边重镇木鹿(Merv)，亦西抵番兜。自此西南行过阿蛮(Ecbatana)，抵底格里斯河岸边的斯宾（Ktesiphon，安息晚期的都城），渡河数里即商业重镇斯罗(Seleucea)。自斯宾顺流而下可达波斯湾头的条支(Charax–Spasinu)。自斯罗西北行可达古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ea)，《魏略》名之曰安都；自此再南下，越西奈半岛可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此城在汉代或称犁靬（黎轩）。后汉时，罗马势力已占有近东、北非，汉人对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罗马帝国东部称为大秦。另外，沿汉的南道“自皮山西南往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悬度为今之达丽尔(Darel)，罽宾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乌弋山离为今锡斯坦(Seistan)。这条路东汉时称作“罽宾乌弋山离道”。从乌弋山离西南陆路行可抵条支。又，从罽宾南行至印度河上游，沿河南下可达河口处罗马人名曰Barbaricon的海港，即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在上述丝路干线外，还有许多支路，而且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各条路线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不断有新的道路开辟。近年来，一些学者更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而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经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南海道”，等等。也有一些学者强调某一种商品或宗教的重要性，而把丝绸之路名为“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香料之路”、“陶瓷之路”、“佛教之路”等。这些提法虽然对研究东西交通有意义，但已非原来意义上的丝路了。
传统丝路
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
- 东段：从洛阳到西安市到玉门关、阳关。（西汉开辟）
- 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西汉开辟）
- 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东汉开辟）
（以下为丝路各段上的重要城市名称，括号内为古地名）
东段
东段各线路的选择，多考虑翻越六盘山以及渡黄河的安全性与便捷性。三线均从洛阳、长安出发，到武威、张掖汇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
- 北线：从泾川、固原、靖远至武威，路线最短，但沿途缺水、补给不易。
- 南线：从凤翔、天水、陇西、临夏、乐都、西宁至张掖，但路途漫长。
- 中线：从泾川转往平凉、会宁、兰州至武威，距离和补给均属适中。
十世纪末期，北宋王朝为绕开西夏的领土，开辟了从天水经青海至西域的“青海道”。成为宋以后一条新的商路。
中段
中段主要是西域境内的诸线路，它们随绿洲、沙漠的变化而时有变迁。三线在中途尤其是安西四镇（唐贞观十四年(640年)设立）多有分岔和支路。
- 南道（又称于阗道）：东起阳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若羌（鄯善）、和田（于阗）、莎车等至葱岭。
- 中道：起自玉门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罗布泊（楼兰）、吐鲁番（车师、高昌）、焉耆（尉犁）、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喀什（疏勒）到费尔干纳盆地（大宛）。
- 北道：起自安西（瓜州），经哈密（伊吾）、吉木萨尔（庭州）、伊宁（伊犁），直到碎叶。
西段
自葱岭以西直到欧洲的都是丝绸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线分别与中段的三线相接对应。其中经里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线是在中唐时代开辟的。
- 北线：沿咸海、里海、黑海的北岸；经过碎叶、怛罗斯、阿斯特拉罕（伊蒂尔）等地到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
- 中线：自喀什起，走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到马什哈德（伊朗），与南线汇合。
- 南线：起自帕米尔山，可由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从白沙瓦、喀布尔、马什哈德、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前往欧洲。
草原丝路
草原丝路，西汉时就有通过当时七河地区的乌孙至蒙古高原的记载，唐时称回纥道或回鹘路，从中原正北出越过河套塞外，入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南俄罗草原，西去欧洲的陆路商道。其中最重要的城市是讹答剌、塔拉斯、怛罗斯、碎叶、庭州（古车师）、丰州（秦九原郡）。匈奴以及其后的鲜卑、乌桓、柔然、白匈奴、悦般、突厥、回纥、黠嘎斯、粟特、乌孙、月氏、可萨人、奄蔡和蒙古民族，都活跃在草原丝绸之路上。欧亚大陆北部之游牧民族使用的草原丝路、主要与中国的巴蜀地区与南亚交流的西南丝路以及从中国东南沿海路行进的海上丝绸之路。安史之乱后，陇右道在761—764年之间陆续沦陷于吐蕃，传统丝路受吐蕃阻绝，唐人不得不选择草原丝绸与西域城邦交流。
北段
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 秦直道：由关内咸阳到九原郡（现包头附近）。
- 参天可汗道：由塞上至回鹘、突厥牙帐。
- 西段：由哈拉和林往西经阿尔泰山、南俄草原等地，横跨欧亚大陆。
意义
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商业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和亚欧各国间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教思想，也通过此路传向西方。至今，丝绸之路仍是东西交往的友好象征。
经济文化交流
商品交流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象征。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也是历代中原王朝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至君士坦丁堡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
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菠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
文化交流
自从公元前1世纪，中国式造纸术率先在中国发明和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术后到八世纪中叶为止，只有当时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在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而中亚地区虽然也是用纸，但没有发现造纸作坊的证据。很多人认为造纸术的西传为中亚、西亚及欧洲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而最初这场变革却是很意外的：751年唐与新兴的阿拔斯王朝在中亚的怛罗斯战役，唐军惨败，阿拉伯军将唐军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伊斯兰世界，后来在14世纪传入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和伊比利亚半岛，15世纪传入西欧和中欧。
西域地区沙漠密布，各国的繁荣与水往往是脱不开关系的。天山与昆仑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补给水源之一。然而收集这些雪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后积聚在山路的水很短时间就会被蒸发或渗入地下。自汉宣帝在位时派遣军队囤积在西域发展农业时，流传于山区的坎儿井和井渠技术被同样需要水源的军人使用在西域，并逐步流传至更远的国家。早先西域地区坎儿井技术究竟是由中国还是波斯传入西域一直事件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井渠技术和穿井法被证实是由中国传向西方：《史记》中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断绝水源的方式围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坚持了很长时间。
古代中国的印刷术也是沿着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説明印刷术在8世纪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代，不少欧洲传教士和使节沿丝绸之路来到蒙古帝国的都城拜见蒙古大汗，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450年，欧洲人古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传遍了整个欧洲。
宗教思想交流
前1世纪末叶，佛教自于阗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侧之“丝绸之路”子孔道，全面传到西域各国。关于佛教传入西域地区，目前尚有许多说法。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了”[来源请求]。据此，佛教于公元前87年传入西域于阗（和田）以后，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阗向西或北方向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焉首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北路各地和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且末、若羌、米兰、楼兰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南北路诸地是理所当然之事。
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成为很多人的信仰；并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
拜火教（一名为祆教）是中国人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这可能与西域地区与拜火教敌视的伊斯兰教有关。）的称呼，该教于公元前5—前1世纪沿丝路向东方传播，被认为是最早传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国教，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被迫东移。有记载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受到中原王朝朝廷支持，隋唐时期也有许多祆祠以备“胡商祈福”，地方统治者为控制拜火教的发展，设立萨薄一职，试图将宗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但该教于九世纪中叶回纥人西迁塔里木盆地后则基本消失。
景教则是叙利亚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的一个分支，史料记载景教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博得皇帝好感，并准许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在位时，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大唐皇帝像。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徒伊斯曾协助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原顺利发展了2百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在会昌法难之后，景教走向衰落，但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叶天主教进入中国时仍未绝迹。
从西方到东方
丝路在1200年没落，而西方造船航海技术日趋发达之后，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和威尼斯共和国和热那亚和比萨、及16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国家开始企图绕过被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旧有的丝绸之路，要经由海路接通南亚和东亚，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一些国家也希望将本国的所信仰的宗教传至东方。
1492年，受命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资助的热那亚人哥伦布远航的一个目标就是最终能到达印度，并开创另一条比丝路更好的贸易要道，但他却在大的失望中带领欧洲发现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后来在屡次的航行中始终认为是发现了印度，并且至死都相信他所到的地方是印度，后来才证实是发现了新大陆美洲。于是哥伦布之后的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的探险家在美洲开启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时代，17世纪之后，荷兰与英国也陆续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扩展他们的势力。
19世纪初叶，尽管欧洲强权已在海上遍布，中国依然被西方认为是向往之地，是最兴旺与古老的文明，学者多认为这是丝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带来的精神性影响，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间，认为与中国交易能获得巨大利润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