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
中原文化，中国地域文化，是以中原地区为基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约六千年至公元前约三千年的中国新石器时期。中原文化以河南省为核心，以广大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为腹地，逐层向外辐射，影响延及海外。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组成部分。中原地区在古代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主流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历史上先后有20多个朝代定都于中原地区，河南省占据中国八大古都的一半，包括洛阳、开封、安阳和郑州。中原地区以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地位和人文精神使中原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长期居于正统主流地位，中原文化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是自上古至唐宋，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
必须注意的是，中原文化的地域性明显又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它最值得重视的特点就是与中国文化形成的直接关联。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和气候等诸多便利的自然条件，这里自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诸地域中最先跨过了“文明的门槛”。由这种文明衍生的文化，则为后世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礼仪典章提供了基本的范本。同时，中原文化之所以在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还在于它强大的辐射力。在中国历史上,它依托于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军事的扩张，甚至中央政权崩解导致的移民大批迁移，向四方传播。
但它不同于一般区域性文化，它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地位、人文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居于正统主流地位，所以说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正统文化。 2、可以从下面几方面说明： ①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核心 ②中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氏族部落时期，即裴李岗文化时期归纳为八大贡献：第一，发明了耒耜，使农业跨入锄耕农业新的历史阶段；第二，发明了地下粮仓；第三，发明了半地穴的房屋建筑；第四，发明了编制和纺织技术；第五，发明了烧陶窑；第六，发明了粮食加工工具；第七，发明了乐器；第八，发明了符号文字。 从部落联盟到酋邦出现，即仰韶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对人类社会文明做出了十大贡献：第一，发明了犁耕农业，为古代文明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二，制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率先走向专业；第三，冶铸青铜的火花照亮了文明社会的道路；第四，家畜的驯化奠定了几千“六畜“的基础；第五，建筑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民族建筑风格的基础模式；第六，衣著装饰是社会文明的风貌；第七，绘画艺术的发明，为社会文明穿上华丽的衣衫；第八，文字的出现是精神文明的催化剂；第九，度量衡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活动的标准；第十，天文、律历、易学的出现是古代文明中科学技术的高峰。 有影响的汉学、玄学以及北宋的理学都是在中原发迹。 典章制度形成于中原。可以肯定地说，反映高度文明的礼制，都是在中原地区历代国都中制定的。
内容
一、史前文化。河南史前文化的特点一是时间久远，二是内容丰富，三是领域广泛。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成为河南史前文明的主要代表，充分说明中原大地是中华民族文明最早起步的地方。
二、政治文化。黄帝创立了治国理政的雏形。随着氏族部落的发展演变，中原地域出现一批大大小小的国家。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从夏朝到元代3400多年间，河南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先后有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中国有八大古都，河南就有开封、洛阳、安阳、郑州四个。历史上难以数计的重大政治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演绎了丰富多彩的政治文化。
三、圣贤文化。河南作为中原文化主要发祥地，涌现出了很多的圣贤。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人非常崇尚圣贤。历史上河南的圣贤很多，而且涉及很多领域。如谋圣姜太公、道圣老子、墨圣墨子、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字圣许慎、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律圣朱载等。这些圣贤不但以他们高洁的人格赢得了人们的敬仰，而且以深邃的思想，为我们留下了大批宝贵的精神财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四、思想文化。这些圣贤创造的杰出的思想成果，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思想形态。百家集中原，其中儒、道、法、佛是思想文化的四大支柱，都与河南有深厚的渊源。儒学的元圣是周公，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立者，他的祖籍在河南，他周游列国游说讲学，主要是在中原地区；道家的创立者老子是河南鹿邑人，《道德经》是他在河南灵宝函谷关所作；法家的创始者韩非子是河南人；把佛教引入中国的唐玄奘也是河南人。
五、名流文化。中原历史上名人辈出，二十四史上立传的名人有5700多人，其中河南籍的有912人，占总数的15.8％。唐代留名的2000多位名人中，20％是河南人。
六、英雄文化。中国人崇拜英雄，中原大地也造就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文化现象。中原文化中既有女娲造人、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英雄，也有史册记载的英雄，如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替父从军的花木兰，爱国将领岳飞等等。
七、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最早的起源是在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中就有很多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三皇五帝中，伏羲氏教人们结网捕鱼，神农氏教人们播种，大禹治水推动了农田水利事业发展。农耕文化是随着农业生产在中原地区兴起并不断发展的。
八、商业文化。河南是中国的商人、商业、商文化的发源地，中国最早出现的职业商人和最早的税收制度都诞生于河南。王亥是商业鼻祖，子贡是最早的儒商，此外还有第一个爱国商人玄高等等。我国最早的大规模的商业城市开封，1500年前人口有150多万人，是国际性大都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市场繁荣的真实场景，而当时的伦敦只有5万人。商业文化在中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九、科技文化。在商代，河南的青铜冶炼技术就十分发达，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青铜器。此外，河南也是冶铁技术最早产生的地方，三门峡出土的“华夏第一剑”是铁、铜混合冶炼，说明中原地区很早就掌握了这项技术。此外，河南的瓷器、陶器制作也非常有名。在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出土文物中，就有大量的陶器。中国的四大名瓷河南占其二，钧瓷、汝瓷历来十分名贵，有“家有财产万千，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科圣张衡创立了“混天说”，僧一行发明的自动报时器，四大发明中的火药、造纸也出自河南，可以说，河南是名副其实的科技之乡。
十、医药文化。中医、中药以独特的疗效著称于世，被誉为国粹。河南的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黄帝内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是中国医方之祖；龙门 石窟“药方洞”里保存了118个药方，可以治疗38种疾病。由此可以看出，河南的中医药事业自古以来是十分发达的。
十一、汉字文化。从仓颉造字开始，河南人对中华文字作出了巨大贡献。秦代最早统一了文字的李斯是河南人，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是河南人，今天报纸上通行的宋体字就源于北宋的开封。
十二、诗文文化。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唐诗宋词，其中唐代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半数以上是河南人，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韩愈等著名诗人、文学家的作品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宋词的发源始于宋朝的开封，许多著名的词人也是河南人。
十三、宗教文化。佛教最早由印度传入河南，道家源于河南，宗教文化是中原文化中丰厚的一部分。
十四、民俗文化。宝丰的说唱艺术，濮阳的杂技艺术，开封的木版年画，周口的泥泥狗等，都是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精品。
十五、武术文化。河南的少林功夫名扬天下。河南还是太极拳的故乡，温县陈家沟陈氏太极拳流传至今。
十六、姓氏文化。百家姓中有78个源自河南，而“李王张刘，陈林郑黄”几个 大姓都源自河南。每年都有大批海内外游子到河南寻根谒祖。
中原文化的特点
中原文化有五个特点：一是具有根源性，文化的源头都在中原；二是具有原创性，都是第一次出现、发明的；三是具有包容性，具有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魄；四是具有开放性，是面向民众的、社会的，不是自我的、封闭的；五是具有基础性，是中华文化的基础。
（一）创造性。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中原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就发挥出了伟大的创造能力。他们依据自己的生存方式，创造了独特的文化。 （二）延续性。中原文化如果从河南裴李岗文化算起，已绵延8000年之久。它从一开始就踏着强健的步伐走来，中间虽经历了时盛时衰的曲折过程，但始终没有中断。 （三）兼容性。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都有吸收外来文化成就藉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的优良传统。中原文化之所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在于它善于自我继承并不断吸纳其外来文化，从不拒绝外来文化，并善于将外来先进文化与本身固有传统融合起来，使之更加辉煌灿烂。
根源性：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地位。无论是口头相传的史前文明，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肇造，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三皇五帝”、“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到对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河南省有大量遗址遗物。夏、商、周三代，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根源，同样发端于河南。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时代标志的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也正是在研究总结三代文明的基础上而生成于河南的。
原创性：中原文化对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无论是元典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建构，还是汉字和商业文明的肇造，乃至重大科技发明与中医药的产生，都烙下了中原文化的胎记。《易经》、《道德经》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独特发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黄帝都“有熊”置百官和李斯提出的郡县制，确立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模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衡的浑天仪，都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包容性：中原文化具有兼容众善、合而成体的特点。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方式，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考古人员发现，20万年前南北文化在中原一带交汇。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文化融合更为深化。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点。如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就是东夷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结果；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说明中原文化在那时就开始吸收周边文化成果，熔铸自己的文化。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
开放性：中原文化有着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集中表现在：一是辐射各地。如岭南文化、闽台文化以及客家文化，其核心思想都来源于中原的河洛文化。唐代的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就极大地影响了潮汕文化。二是化民成俗。中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礼仪规范常常被统治者编成统一的范本，推广到社会及家庭教育的逐个环节，从而实现了“万里同风”的社会效果。三是远播异域。秦汉以来，中原文化主要是通过陆路交通向东向西广泛传播，不仅影响了朝鲜、日本的古代文明，而且开辟了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班超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扶桑等历史记载，都书写了中原文明传播的壮丽画卷。从北宋开始，中原文化凭借当时最发达的航海技术，远播南亚、非洲各国，也开辟了世界文明海路传播的新纪元。
基础性：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处于主体、主干的地位。中原文化在与其它文化不断的融合交流中，自身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并由此催生了中华文化的形成。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大同”、“和合”，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礼义廉耻、仁爱忠信，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原文化的重大民俗活动，如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俗活动。正如一名著名考古学家所说：中原以外的文化区都紧邻或围绕着中原文化，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这些外围的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是花心。正是花心的不断绽放，才形成了中华文化这朵绚烂的文明之花。
中原文化对中原经济社会发展至少发挥了四大作用：一是认识作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二是引领作用，可以引导人们更好进行生产生活；三是推动作用，特别是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等，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四是支撑作用，文化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支撑作用。
文化主源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原始文化，距今约7000年左右。 80多年前，受聘于中国北洋政府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学者一起，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以磨制石器与彩陶共存的史前文化，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遗址。他们将这次发现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在这片面积3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文化层堆积厚度竟达2到4米。经过前后3次有计划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石器、骨器、蚌器，以及独具仰韶文化特征的精美彩陶。这些发现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开创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近代田野考古的先河。
80多年来，仰韶文化研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目前，在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几千公里广阔范围内已发现仰韶文化遗址1000余处，其内涵也更为丰富多彩，成为中国原始文化中的一支主干。
裴李岗文化
大约一万年前，中华民族在整体上还处于蛮荒历史阶段的时期，在亚洲大陆东方的嵩山东部，以河南新郑为中心的地区，已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其主要标志是新石器早期的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是因它最早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发掘并认定而得名。其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北至太行山，南至大别山，东至豫东，西至豫西。许多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在裴李岗文化时期，这里居住着一个少典氏族。他们在丘陵和台地上，用耒耜、石斧、石铲进行耕作，种植粟类作物，用石镰进行收割，用石磨盘、石磨棒加工粟粮。还种植枣树、核桃树等。在木栅栏里和洞穴中饲养猪、狗、牛、羊、鹿、鸡、等。用鱼镖、骨簇从事渔猎生产。他们建有许多陶窑，烧制钵、缸、杯、壶、罐、瓮、盆、甑、碗、勺、鼎等。他们烧制的陶猪头、陶羊头和陶人头等艺术品形象逼真。他们已不再是像许多古书以及近现代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在丘岗临河处，住着单间、双开间、三开间或四开间的茅屋。男人们耕田、打猎、捕鱼；女人们加工粮食、饲养畜禽，还带着孩子在家里用鼎之类的陶器在灶上做饭、用陶纺轮和骨针等制作苧麻一类的衣服。除了生产之外，他们还有简单的文化生活，在龟甲、骨器和石器上契刻符号式的原始文字，用以记事，将烧制的陶器工艺品摆放在案头观赏。休息时，男人拿起石片、陶片和着七孔骨笛伴奏，那音律相当准确；女人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发髻梳得高高的，头上插着骨笄，身上偑着骨饰和松绿石等，欢乐地跳舞，庆贺丰收或什么喜事。他们建有公共氏族墓地，小孩子死了就装在瓮里安葬，成年人死了不分男女，一律头南脚北安葬，还根据他们生前的功劳(一说贫富)和性别陪葬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具等。这就是中原最古老的文明。
裴李岗文化，无论是它的生产力还是文化艺术，在中国远古这块大地上，与同时期河北的磁山文化、陕西的大地湾文化相比，无不处于领先地位。考古学家赵世纲在他的《关于裴李岗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中说：“西亚的新月形地带和中国的嵩山东麓，好像东西并列的两座灯塔，远在八千年前，同时期出现在亚洲的两翼，标志着东半球进入了‘农业革命’新时代的黎明时期。”慕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中国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目前考古资料表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约在一万年左右，是新石器早期最先进的一种文化。苏先生提出的“上万年的文明起步”应该是指裴李岗一类的文化了。
河洛文化
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艰辛努力，释读了甲骨文，利用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殷墟确实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有商一代历史的基本可信。
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岗遗址是一座商代早期大型城址，其中有规模巨大的城墙、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遗址，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一些“重器”——大型青铜礼器的出土。这就说明该遗址不是一般的大型城址，而应该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之一。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本建设时，在偃师县城和塔庄一带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城址。此后，考古发现了这座城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勘探了“小城”和“大城”城墙与范围，发掘了城门遗址、库房遗址和一些手工业遗址，清理了同时期的若干墓葬。通过对这些丰富考古资料的深入、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同样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而且偃师商城还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着宫城与郭城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解决了早期商代王朝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在河洛地区找到源头。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商代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后，这里又发现了数十座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其中的第一、二号大型建筑遗址及其它宫殿建筑遗址。研究表明，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遗址。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围绕这一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的围墙遗迹，初步研究确认这是宫殿建筑群周围的宫城遗迹。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内还发现了制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贵族墓葬、重要的青铜礼器、玉器等遗物。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不但早于安阳殷墟遗址，也早于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据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是一座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正是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但确定了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而且使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为突出。
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却被忽视。我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因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甚至从中还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但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极少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于“石化”，近代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生动例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这是因为，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承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对同时期及其后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不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我们以为，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殷墟
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横跨安阳洹河南北两岸，现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众多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制骨作坊等众多遗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说起殷墟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说，作为文化遗产，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时代越久，历史价值越高。
在国际上被承认的、没有争议的中国最早的文明就是商代。殷墟不是一座简单的建筑物，它是一座都城。都城是什么，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礼仪中心。它是一个王国的缩影，是其他任何遗产没办法比的。
这就是殷墟之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和独特地位。
甲骨文照亮煌煌中华
如果说钻木取火标志着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岁月，那么文字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甲骨文的发现，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广德说，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印证了包括《史记》在内的一系列文献的真实，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
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
目前，殷墟共出土甲骨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其中约有1500个单字已被释读。3000多年以来，甲骨文虽然经过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今天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块字，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走遍华人社会，即使方言难以交流，方块字写在纸上，一目了然——亲不亲？文字根！
青铜器世界独一无二
“殷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这么精美的青铜器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谈到殷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室主任杜金鹏这么评价。
杜金鹏说，安阳殷墟在1978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青铜容器4000余件，这些青铜器中，司母戊鼎是殷墟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实际上，安阳其他一些证据证明，这并不是殷墟最大的青铜器物。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钢进行考古发掘时，曾经发现过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工厂，那个工厂现场有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内范，而这个内范表明它是一件圆形青铜器，这个圆形青铜器的口径达到1.6米，比司母戊要大得多，这样来讲，如果它是一个圆形的鼎，那比司母戊鼎壮观多了。
这种规模、体型的青铜器要进行铸造必须有一批熔化青铜器的炉同时工作，而且有大量的铸造工人，这个浇铸是不能间断的，能把各个工种有机协调起来，可见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非常严密。
殷商的青铜加工业如此发达，但安阳周围并没有高品位铜矿以及冶炼青铜所必需的锡铅矿石。有学者推测，当时的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在矿石的产地进行冶炼粗加工，然后把加工过的粗铜、粗锡、粗铅运到这里，进行配比熔炼。当时的铜矿很可能采自江西、安徽等长江流域一带，而锡、铅的矿藏则主要在江西一带。有学者推测，商代
频繁的战争，可能也与争夺矿产资源有关。
商代的石器与玉器亦可谓琳琅满目，殷墟出土的玉器体现出中国青铜时代高超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想像力。学者们认定，殷墟出土的玉器，其原料大都为新疆的和田玉、辽宁岫玉！那么可以这样设想，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有通往新疆的“金石之路”了。这可要比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的“丝绸之路”早1200多年！
8000多座墓葬世界少见
“殷墟作为非常明确的商代古都，这个证据是非常充分的。”刘庆柱说，殷墟有好多东西是中华民族的基因。
刘庆柱说，殷墟考古发掘70多年来，发现墓葬计8000余座，包括王陵和大量族墓，其种类有带墓道大墓、长方竖穴墓、无墓圹墓及祭祀坑等，这在世界其他文化遗址中是少见的。这些墓葬等级森严，随葬礼器的大小、形制、组合、数量更是代表墓主人的不同等级和身份。殷墟的王陵大墓，规模宏大，杀殉众多，礼器精美。妇好墓的随葬品达1928件，而平民、奴隶则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
刘庆柱说：“在殷墟的墓中，有4个墓道的是王墓。王为何要用4个墓道？这是在喻示着‘地上是四方，地下是四方，四方都归我管’。换句话说，王埋在地下也要控制四方。“
殷墟建筑填补考古空白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博士率领的考古学家，在殷墟的东北方探明了一座面积470多万平方米的洹北商城，其中仅一号基址长度就有170余米，面积达1.6万平方米，不仅是夏商周三代最大的单体建筑，甚至可谓历代宫殿之最！它的建筑面积相当于六七个故宫太和殿的面积总和。
在洹北商城发现的1号宫殿建筑基址，是继1999年发现400多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墙遗址后，又在该城内南北中轴线偏南位置，发掘出的一座回字形巨大宫殿建筑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夯土建筑。
唐际根博士说，洹北商城及其中轴线附近夯土建筑群的发现，在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考古工作者通过多年野外调查，分析大量古文化遗存和古地貌资料后，发现的一商代都邑遗址，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
目前，考古人员已发现宫殿宗庙建筑110余座。这些建筑成组排列，或为宗庙，或为社坛，已具备中国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规划雏形。
殷历法为农历所沿用
据徐广德研究员介绍，殷墟时期的自然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甲骨文的记载表明，殷人已能够准确地记录日食、月食和星象，并对超新星等天文现象有了较早的认识。殷历法采取阴阳合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并采取增加闰月的方法，解决了与回归年实际太阳日的矛盾。这些方法仍为中国现行的农历所沿用。
在数学方面，殷人已有了个、十、百、千、万等数字概念，并采用了十进位制。
在医学方面，商代晚期已能认识人类的10多种疾病，除用药物治疗外，还能应用针砭、按摩等治疗方法，达到了较高水平。
考古发掘表明，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空前发达，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工艺水平极高。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其中这一时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已经使用了大量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
殷墟时期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殷墟的两处重要遗迹
宫殿宗庙遗址：殷墟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河南岸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达71.5公顷，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
著名的妇好墓是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
王陵遗址：殷墟王陵遗址的建设是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工程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殷墟遗址。殷墟王陵遗址是殷商王朝的陵地与祭祀场所，开了中国帝王陵寝制度的先河，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
中原丧葬文化
（一）奉行儒家孝道，事死如事生
孔子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儒教极力倡导孝道，送终之礼尤为重视。受儒教孝道思想影响，丧葬礼仪中日益形成了葬前丧仪、五服制度、居丧守孝、祭祀亡灵等繁琐的丧俗；再者受灵魂不死观念的支配，古人心目中的两个世界，即活人生存的现实社会和鬼魂活动的朋曹地府，因此，古人总是按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为其安排后事，将现实社会的一切原封不动地搬到鬼魂世界，“事死如事生”是我国包括中原传丧葬礼仪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隆祭、厚葬之风盛行
居丧守孝是中原传统葬礼中的’重要内容。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了“五服”制度，其目的是按血缘亲疏关系，确定居丧守孝的亲疏近远，以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居丧期间，不仅禁忌重重，而且还规定了七日一祭，百日、周年再祭，以及清明、春分、中元（阴历7月15日）、冬至扫墓的隆祭久祀制度。厚葬之风一直是中原传统丧葬习俗的重要特征之一。“人土为安”、“重殓厚葬”、“铺张浪费”是其重要表现。土葬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当时中原一带人们多用土葬安埋遗体，因而土葬成为中原各地汉民族的传统葬法；“重殓厚葬”的殡葬观念影响至深，“棺椁必重、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以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以及排场铺张的奢侈之风，代代相因，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导致了历史上经久不衰的厚葬之风。
（三）等级森严、封建迷信盛行
早在我国奴隶社会的周朝时期，就形成了“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的丧葬制度。生前的社会地位不同，死后酌待遇也各有所异，古人通过丧礼，将现实社会的等级关系移植到鬼魂生活的冥界。在丧事中的封建迷信活动盛行，这也是河南传统丧葬习俗的又一特征，主要有：搭灵棚、做道场、看风水、择吉日、僧道念经、扬幡招魂、披麻戴孝、烧纸化钱、磕头跪拜、发丧送葬、大出殡、配阴亲、取鬼妻等。
人类经历了“弃尸”、“野葬”、“葬而坟之”的死亡文化过程。葬具是指装盛死者遗体或骨灰的器具。针对这两点本文主要对丧葬中的坟墓选择和葬具进行部分叙述。
（一）墓者没也，沉没、埋没之意。早期人类的亲情观念是以氏族为单位的，因此，墓而无坟也没关系，大伙葬于一处，很好找到。当私有制出现以后，当亲情范围缩小以后，人们需要单独埋葬、单独纪念，墓而坟之就开始了。
在阶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坟墓自然也有等级。大的等级有：圣人坟墓称“林”，帝王坟墓称“陵”，贵族坟墓称“冢”，一般官员或富人称“墓”，平民百姓称“坟”。在同一等级之内，坟墓的大小、高低、排列、方向、装饰也有区别，后代不能超越先祖，小官不能超越大官等。
墓地有公墓、家墓、族墓、义地和乱葬坟之分。公墓一般由政府出面购地，多为穷人而设。明清两代政府为了倡导土葬禁止火葬，曾开设公墓。家墓就是一家之墓区，年代久远之后，就成为族墓了。义地是有钱人家的义举、善举，为少地、无地贫民购置的墓区。乱葬坟是最贫民化的一种墓区，地是无主的荒地，坟是最穷的人或无主的人。墓地有神道，即墓地的主道路，道路两旁有石人、石兽和松柏等。墓有墓碑，墓碑上刻有墓志铭，碑坐于墓台之上，墓台两侧有镇墓兽和松柏等。
中国人对死很看重，不仅表现在观念形态上，也表现在操作形态上，更表现实物形态上。帝王从登基那天起就关注两件事，一是长生不老、二是修墓。上有行之、下必效之，在民间活死人墓也比比皆是，规格也是尽其所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看重坟墓呢？
一是归宿感。中国人特别重视归宿，生时认祖归宗、认亲；要寻找组织、要找终生依靠的人或单位等；死时要叶落归根，要人家墓、族墓，要合葬等。这种强烈的归宿感正是专制政治下个体意识弱化的表现。生时的危机与不稳定反映在死亡文化上就是强化死后的安定，安定则表现在墓地的种种规制上。
二是永恒的需求。渴望生命永恒、渴望富贵永恒、渴望脱离贫贱是人类自私也是最本能的愿望，但是永恒是非现实的，转化这种永恒不也是一种永恒吗？因此，生命就延伸到了死亡，富贵就延伸到了墓穴。
三是伦理的需要。中国儒家的伦理学说在活人世界里维系作用是有限度的，因此，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要把这种作用再强化到死者身上，以对死亡者态度衡量对活人的态度，即“事死如事生”。
四是宗法等级的需要。宗法等级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死亡之人生大事上也要体现出宗法等级来。
（二）葬具有棺、椁、匣、骨灰盒、罐等。在传统丧葬礼俗中，葬具也是根据死者生前身份而有所不同的。
棺。直接盛尸的器具。有木制的、金属制的，水晶制的、玻璃制的、银制的等。木制棺材讲究很多，据说楠木、檀木棺材有保护尸体不腐烂的作用。木制棺材用料也极讲究，三寸、七寸，甚至尺外者都有，重到几十人不能移动。。
椁。棺材外面的套棺。在封建社会，棺椁之用是有严格区别的。天子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两重，平民则棺而已。棺罩。旧时出殡时罩在灵柩上的庙堂式的罩子。品级越高，棺罩越讲究。匣。多为未成年死者，殓尸之用。也为二次葬骨所用。状似棺但小。骨灰盒。盛骨灰的器具，多为木制或胶木制。骨灰盒为现代火葬之用。骨灰罐。流行于古代火葬，主要受佛教文化影响。
随葬品。随葬品就是伴随死者人葬的物品。有焚化、陪葬、死者随身等多种形式。随葬品有人、有实物、有象征性物品、有模仿性物品。随葬品有严格等级规定，它是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的标志。现代社会，随葬品仅仅成为一种象征，在农村等落后地区还比较盛行。随葬品的出现与社会意识、宗教信仰有关，“孝”意识起推波助澜作用。在奴隶社会时期，往往以人随葬，惨不忍睹，后来就以陶人随葬，算是一点进步。古代帝王多以实物随葬，盗墓之风遂起，帝王就以假墓疑之，有的帝王墓穴有十几处之多。一般民间多以象征物品随葬，一则经济实力不够，二则怕盗墓死者不安。
选择了墓地和葬具以后就是丧葬重的安葬方法，这是人们对死者遗体的处置方法，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安葬死者。远古时期，人死之后是如何处理遗体的，无可靠记载可考。根据传说及考古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发现，远古人类对死者遗体处理没有固定的习俗。人类祖先在200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以后，对死者遗体的处理方法几乎同兽类相差无几。
我国最早有意识的丧葬活动是距今有1．7万年前的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对死者既有一定的仪式，又在死者遗骸周围撒上赤铁矿粉，并有石器等随葬品。丧葬习俗是伴随着“鬼魂”观念的出现而出现的。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所限，对自然界产生了种种神秘感，并根据经验和作梦的体会逐步产生了种种意识，进而影响到丧葬习俗尤其是对死者遗体的处理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自从有了灵魂观念以后至今，人类对遗体的处理方法可谓是五花八门。按葬法分类有土葬、火葬、天葬、风葬、水葬、崖葬、塔葬、曝葬、腹葬、裸葬、路葬、树葬、洞葬、海葬、野葬、挂葬、船棺葬、铜棺葬、悬棺葬、石棺葬、瓮棺葬等等；按葬式分类有仰身葬、俯身葬、侧身葬、屈身葬、直立葬、解肢葬（割体葬）、一次葬、二次葬等。上述葬法、葬式归纳起来无外乎有以下两种：一是遗体保存法，认为灵魂须以尸体为依托和归宿，故尽量保存遗体，如土葬、悬棺葬、防腐葬等；二是遗体消灭法，认为灵魂应尽快脱离身体升天，故尽快消灭遗体，使灵魂得以安息，如火葬、水葬、天葬等。
安葬的方式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逐渐形成了以土葬为主的传统丧葬习俗。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安葬方式，有的被不断更新，赋予了新的内容，并不断的发扬光大，如火葬；也有的因繁琐、有碍环境而被淘汰，如悬棺葬、高架葬、瓮葬、水葬等。远古时期的葬法、葬式的形成和选择往往与人们生活的环境和地理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实行树葬、风葬、露天葬的，多为生活在森林中的民族，如我国的古契丹人，将尸体悬挂在树上，三年后焚烧尸骨；如实行水葬者，一般生活在江河岸边，如我国少数民族的藏族、独龙族对非正常死亡者，扔尸体于江河中，任其飘流；再如实行火葬者，因其居住在高寒地区，火对生活的影响特别突出，进而影响到丧葬，如我国古代西北的氐羌族盛行火葬。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和环境的不同，从事的生产活动的不同，以及心理素质、宗教信仰的差异等诸多原因，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葬法、葬式习俗。加之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各民族的不平衡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表现在安葬方法上也是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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