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学
中国传统医学（英语：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缩写TCM），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其中，汉民族在长期的医疗、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诊疗特点的医学体系，简称中医学。“中医”、“西医”或“中医学”、“西医学”是在19世纪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并得到普及以后的称谓。西医学自近代以来，不断吸收先进科学技术和传统医学中的一些知识（也包括中医学）而日益取新，已经被“现代医学”这一名词所代替，但是在习惯上仍称其为西医。中医用望、闻、问、切等方式诊断疾病，用中药组成的复方和针灸等手段进行治疗，其预防治病、养生保健的理论灿然咸备，是东方科学智慧的体现，在世界医林中堪称为独特的理论体系，又以丰富的典籍和资源享有医学宝库之誉。其中现存的古代医学著作有一万多部，中医学的悠久历史和连续的传承展示了它的传统特征。崇尚经典、尊重先师、珍视经验，既是传统的品格，又使学术具有稳定持久性和实践性，中医学也以此有一个和谐的整体的发展模式，它植根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医学主要包括汉族医学（中医学），藏族医学、蒙古族医学、维吾尔族医学、朝鲜族医学，以及壮族医学、傣族医学、彝族医学、苗族医学等。各民族医药的发展和现状，因历史和文化的不同、文字产生的早晚等原因，又有所差别，总体上呈现多元并立的特点。其中，汉族医学以其厚重博大、影响久远而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代表。中国传统医学在演进中发展，又有所流变，先秦时代针灸之学带头称盛；秦汉之际，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的莅世，完成了理论基础的构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开始注训经典，医家重视方书，临床推重手术，外科、眼科的手术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宋金元时代的医家们挹扬理论，各家自立门户，展开学派争鸣；明清时代以温补学派、温病学派的崛起而继兴。
中国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医学理论的特质，尊生贵时的理念、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周易》的哲学思想乃至中华民族的系统思维方式等，都在中医学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中有所体现。在数千年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一批原创性的医学发现、医学发明和理论学说，如藏象、经络、精气神、气血津液、阴阳五行、辨证论治等，又有针灸、中药、方剂、气功、推拿等医疗技术，并不断扩益增附，有效地运用于临床和保健的实践之中。
中医药沿革
早在原始社会，医疗活动就随先民的生存需要而产生。由于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采取的生产方式也不同，因此引发出多种形式的医疗活动。《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写道：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焫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导引按蹻从中央出。说明古代流传下来的医疗方法是中国各族人民的经验汇集。
中国古代除以农业社会文化为主外，尚有草原游牧文化、森林狩猎文化、河海渔业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创造出不同的医疗技术，运用不同的药物资源，导致中医学的民族和地区差异性，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地方流派，这是中医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样化理论学说的原因。就其学术层面而言，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们就用砭石作为治疗工具。现存古书《山海经》中有“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的记载，箴石就是砭石。《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史记补·三皇本纪》也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说明药物的发现，是与原始人的植物采集及其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后世以此也把中药学称为本草，把发现原始药物的理论概称为“食药同源”。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时代，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并开始酿酒，龙山文化时期已有专门的酒器，在殷商文化中则发现更多的酒器。酒的一大用途就是用以治病。《汉书》以酒为“百药之长”。
中医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诊治手段不断发展，理论不断创新，历代涌现了许多著名医家，出现了许多名著和重要学派。
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巫医之术挟裹着方术，以祝由治病、舞傩除疫。其中有一部分是有效的医疗实践，但巫对其进行神学解释并用为传播巫的手段。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对人体的生理、解剖、疾病及其症状的描述比较直观具体，诊疗的经验有了较多的积累，植物、动物、矿物及酒的药用，针灸、推拿、导引、汤液、外治的广泛应用，使医学开始与哲学联盟，阴阳五行、整体观念、预防思想被引进医学，成为中医学理论的先源。《周礼·春官》记述了医师、司巫、大祝职责的专业划分。《周礼·天官》中，医师已有疾医、食医、疡医、兽医之分，这也是当时医学的分科，同时还建立了管理、考核、奖罚医生等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临床经验与哲学结合，临床医学分科向专业化发展，涌现许多著名医家，如医和、医缓、长桑君、扁鹊、文挚等。《内经》等经典著作面世，是对中医学理论的第一次总结。
秦汉时代是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时代。载有365味药物的《神农本草经》问世。汉代，已经使用木制涂漆的人体模型展示人体经络，这是世界最早的医学模型。临床医学方面，东汉张仲景在他所著的《伤寒杂病论》（简称《伤寒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外感热病以及其他多种杂病的辨证施治方法，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外科学也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已经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酒服“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尤擅长胃肠吻合术。西汉初的名医淳于意（又称仓公）创立的“诊籍”，是现知最早的临床病案，其中包括治疗失败的记录和死亡病例。
两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中医学术发展的自为时期，晋代名医王叔和在前代著作《内经》、《难经》“独取寸口”诊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使切脉规范化，并归纳了24种脉象，提出脉、证、治并重的理论。这一时期医学分科和专科化已渐趋成熟。针灸专著有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炼丹和方书的代表著作有西晋葛洪的《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制药方面有南北朝雷的《雷公炮炙论》，外科有南北朝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病因病理专著有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儿科专著有隋唐之间的《颅囟经》，唐代苏敬等著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还有蔺道人的伤科专著《理伤续断秘方》、昝殷的产科专著《经效产宝》等。此外，唐代还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综合性医书。晋代开始出现由国家主管的医学教育，南北朝的刘宋时期曾有政府设立的医科学校。隋代正式设立太医署，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国立医学教育机构。对于传染病，晋代已经建立了隔离制度，南北朝的萧齐时代已有专门收治传染病的“六疾馆”，隋代有专治麻风的专科传染病院“疠人坊”。
宋金元时代是中医学发展的转承时期，这个时期的医学家们已经积累了更多的临床实践经验，在继承《内经》、《伤寒论》等理论的基础上，受宋代理学辨疑求新学风的影响，重视理论，敢于突破、革新，创立学说，遂有各家学派的争鸣。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医学和医学文献的重视，宋代创设校正医书局，集中了当时的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收集、整理、考证、校勘，出版了一批重要医籍，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宋代除有皇家的御药院外，还设立官办药局太医局卖药所与和剂局等，推广以成药为主的“局方”。宋代由太医局负责医学教育，各府、州、县设立相应的医科学校。太医局初设九科，后扩为十三科。在针灸教学法方面也有了重大改革，北宋时王惟一于天圣四年(1026)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次年又主持设计制造针灸铜人两具，在针灸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宋代城市经济繁荣，苏颂担任杭州知州时，建设了从凤凰山引水到杭州的自来水工程，为当时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成就之一。
明清时代是中医学发展的继兴时期，这个时期在治疗外感热病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流行病统称为瘟疫。从公元7世纪起至清代，疫灾的发生逐渐增加。据统计，仅明清两代，就有367次罹及数地的大疫流行。医生们也在疫病的治疗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发现和发明了很多新的诊治方法，清代医学家叶天士和吴鞠通等人研究《伤寒论》有所突破，发展起温病学理论，创立了温病学派。赵养葵、张景岳、孙一奎等结合实践创立了各自不同的命门学说。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载药1 892种。其书在17世纪就传到国外，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亚欧各国流传。据记载，中国人早在唐代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法以预防天花，在宋代已有成功案例的记载，此后经过不断改进，在明清时代，人痘接种法不仅在国内普及，而且还传到朝鲜、日本、俄国、土耳其和欧洲、美洲。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获得性免疫方法。明代中叶隆庆二年(1568)之前，北京已经有世界上最早的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该会曾组织编纂百卷《古今医统大全》。中医学最早的学术期刊《吴医汇讲》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创刊，由江苏温病学家唐大烈主编。该刊发行近10年，每年一卷，有理论、专题、验方、考据、书评等栏目。这些学术团体和期刊的出现促进了中医的学术交流。
在中医学的创新和继承过程中，学派蜂起，竞相争鸣，贯穿于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先秦时期，中医学按主旨和发生曾有“三世医学”，即先后有用针、用药和重切脉的《黄帝针经》、《神农本草》和《素女脉诀》三个派别。汉代，针灸和切脉合为一家称医经学派，重用药物和方剂者发展为经方学派。《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医经学派后来仅存《内经》一书，后世围绕此书的诠释发挥结合《难经》等形成重视理论的一派。经方学派旨在对经验方的整理和运用，在魏晋隋唐乃至宋代以后，各朝代都有大量的方书传世。对《伤寒论》的研究也有重大发展，
自宋代起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伤寒学术研究的医学家，他们传承发挥而成为伤寒学派。金元时代的一些医学家们敢于突破经典的定论，围绕个人的专长阐发理论，并自立门户，其中著名的有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创主火论，张子和重攻邪，李东垣重补脾，朱丹溪倡滋阴。金元四大家等因地域和师承又可分为两大派。刘完素及其继承者张从正、朱丹溪等人，因刘系河北河间人，故其学派后世称为河间学派。李东垣师从河北易水人张元素，又有张元素门人王好古、李东垣弟子罗天益等人，皆重视脏腑用药和补益脾胃，这一派人因其发源地而被称为易水学派。
明至清代，温病的研究达到了成熟阶段，其中一批影响较大的医学家如著《温疫论》的吴又可、著《温热论》的叶天士、著《温病条辨》的吴鞠通、著《温热经纬》的王士雄等，被称为温病学派。从明代开始，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传统医学和传入的西方医学在相互碰撞、交流、融合中产生了中西医汇通学派，涌现出一批著名医学家，如唐容川、恽铁樵、陆渊雷、张锡纯、张山雷、杨则民等人，他们主张“中西医汇通”和“衷中参西”等。该派兴办学校，创办医学刊物，传播中西医学思想，曾领风骚数十年，并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行者。
历史上各中医学派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而发展起来的，各学派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各派中又有不同的支派。例如对于《伤寒论》从学术倾向分有注疏派、通俗派和伤寒温病派三大派；在原创问题的研究方面，有错简重订派和维护旧论派。河间学派在新安江流域又演变为新安学派。易水学派中有由“ 温补四家 ”的薛己、赵养葵、李中梓、张景岳等人组成的温补学派。温病学派中有吴又可、戴天章、余师愚等人的瘟疫派，叶天士、吴鞠通的温热派和薛雪、王孟英的湿热派以及以陆九芝为代表的伤寒温病派等。各学派间经常争鸣，如伤寒与温病学说之争、河间与易水学派之争、丹溪之学与“局方”之争等，促进了学术的发展繁荣并由学派发展为新学科，新学科奠定以后又不断勃发出新的学派。
===认识途径和研究方法===
中医学以维护人体健康长寿、防治疾病、调节心身为研究对象。医者即是“治病之工”，即要“上工治未病”，指导养生保健。由此目标而确立的医学行为即是“医乃仁术”。中国历代医生非常重视医德修养，古代医家多以德艺双馨而立身。如战国时扁鹊行医的“随俗为变”、汉代苏耽的橘井济民、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数千年来延绵承续，不断发扬光大，成为良好的医德传统。
古代医术分十三科，即内科（又称大方脉）、儿科（又称小方脉）、妇人科、伤寒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喉咙科、正骨科（又称骨伤科）、金镞科、按摩科、祝由科。
明清以后伤寒和温病都纳入内科，疮疡和金镞科合为外科，祝由科失传。中医临床主要是依病象特点来分科的，特别是内科与外科，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象思维”的体现，与西医学据治疗手段分内外科大相径庭。中医养生分为术养（包括导引、气功等）、房中、食养、药养等，其理论和操作等都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内经》指出研究医学要“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还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这是从天、地、人的大系统及其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来考察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其中主要运用观察方法、病案学方法、文献学方法、比类方法、调查方法、理论方法、临床实验方法和系统方法等。
观察方法
“观察”一语，出自《周易·系辞》：“仰观于天，俯察于地”。《内经》把对自然现象的观察称为“审察于物”，称临床观察为“候病”。强调“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指出对自然变化和人体生理疾病规律的认识始于观察。认为通过广泛细微的外而天文、气象、物候、地理、社会人情，内而体质禀赋、生活习惯、症状、体征的观察，以及解剖所见的脏腑形态等，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发现了病证的相关性，产生了中医学理论。中医学观察有独特的内容，其信息收集和提取是按阴阳五行、四诊八纲的线索来操作认定的。例如望诊气色本于五脏五色，切脉时要考察的不仅仅是脉管本身的情况和跳动次数，而是通过脉搏所负载的信息，来判断病发脏腑及其他与患病有关的因素。《内经·素问·五脏生成》说：“夫脉之大小、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脏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万全。”
医案学研究方法
医案又称诊籍、病案、脉案，是医生临床诊治病人的记录。记载医案不仅是医生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医学思想、理论水平、技术能力乃至医德医风的体现。在汉代，就有名医淳于意（仓公）始创诊籍，他记录的个医案，被司马迁载入《史记》。此后，历代医生记载医案形成传统，内容也不断完善。中医注意到疾病发生在不同的人、同一人在不同时间患病的临床表现各不相同，治疗方法也各不相同，具有不可重复的特点，以此非常重视对个案的研究。医案以其“宣明往范，昭示来学”之功而具有方法学的价值。宋代中医即有医案专著问世，许叔微所著的《伤寒九十论》，记录了90个证案及分析评论。明代医家韩懋在《韩氏医通》中提出了“六法兼施”的格式规范，又有江瓘首次编撰集萃历代医家的《名医类案》。清代名医喻昌在所著《寓意草》中创立医案的“议病式”，使医案之学更具有实用性。研读医案，不仅开启和增长理论联系实践的智慧，还通过对医案的归纳总结，把临床经验升华为理论，乃至建立新的辨证论治规范。如清代吴鞠通精研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后，创立了三焦辨证，并著有《温病条辨》，推进了温病学的发展。
文献学方法
中医文献包括有历史意义的资料和文物。据1991年出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所载，中国现存古医籍有近1万种之多，这是中医学的宝贵遗产。通过文献进行回顾性研究，在古代就为医家们所习用，不仅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医学研究提供继承性和借鉴性的知识，也通过文献的活化和综合利用取得某些理论上和技术上的创新。20世纪以来，甲骨文、马王堆汉墓医书、武威医简的出土等，使中国医学史的内容更加丰富。计算机的应用，为中医文献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类比方法
包括类比和分类，类比是在两个对象属性相同时，据已知事物来推断未知事物的方法。《内经》中脏腑功能的理论就是用类比方法建构的。这种取类比象方法，在《内经·素问·征四时论》中称之为“类推”。对一些事物或事件进行分类的方法在中医学中也较为常用，《内经》称此法为“从其类序”。例如《神农本草经》用上、中、下“三品”分类药物，五行学说把诸多事物分成五大类。《内经》非常重视比类的作用，认为这是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方法，如《内经·素问·示从容论》所言：“援物比类，化之冥冥”。
调查方法
通过对研究对象各方面问题考察了解和直接接触而获得事实材料的方法。张仲景博采众方是普遍调查，吴又可临观疫区是典型调查，李时珍涉足山泽剖析穿山甲是解剖麻雀式的调查。临床问诊也是调查。当代中医学在科研中开始使用群体调查方法，用问卷调查探讨意向对证的流行病学特征，调查还运用各种抽样手段，丰富了调查方法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理论方法
建立假说和理论模型的方法。以一定理论与事实为依据推测及解释事物及规律，即假说。假说是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和方法，也是科学研究的成果。如《内经》中营卫睡眠假说、淫邪发梦假说等，《外台秘要·消渴消中门》据尿为血之余和酿酒作醋原理，结合消渴病人尿甜的事实，提出消渴的“肾虚不能气化”假说，不仅有治疗意义，还据此提出了控制饮食的治疗原则。历代中医的各家学说，都具有假说的特征。对原型的特征和变化规律的模拟的理论阐述即是理论模型。它能在主题范围内简明而深刻地概括原型特征。中医理论的脏象和经络的实质乃是理论模型。
临床实验方法
在古代，“神农尝百草”即是对药物性味功效的临床实验，各种疗法也都是临床实验的产物，包括各种方剂的作用、针灸治疗等。诚如清代医学家徐灵胎所说：“凡药性有专长，此在可触不可解之间，虽圣人亦必试验而后知之。”医生对病人的每次治疗，都具有实验性质，辨证论治时，根据对第一次治疗的反应调整下一次治疗也是一个实验过程。医生的经验就来自于临床实验。在当代，临床实验已成为新药研制规范中的一环，有一整套科研程序和指标，既确保受试者的安全，又提高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系统方法
系统论是研究现实系统或可能系统一般规律和性质的理论。合宜于系统论的方法是系统方法。系统论虽然诞生于现代，但是中医学很早就有系统论的思想并且有所运用。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运用类比同构，又从机体的层次性、联系性来阐述人体的特征，认识到机体的有序性和自组织特征，并将其运用于诊断、治疗和用药组方的实践，这是系统论方法在医学中的运用。中医学以气和阴阳的观念阐述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的信息，以阴阳平衡和五行间的制约实现系统的平衡。这是朴素的系统论思想。从信息方法分析，辨证是信息识别，四诊合参是信息的互校，证是信息群。《内经》中就提出了控制论的负反馈概念。《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以负反馈失调作为病机的基础：“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对疾病的治疗，也较多地运用负反馈调节来论治，如《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说：“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故其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中医学把人体作为一个系统，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更大系统，具有大系统理论的思想。《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对“人”的定义是：“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中医学所运用的系统方法虽然是朴素的，不能与现代系统方法等同，但它对系统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医学理论路线的方向起了重要作用。
特点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在因袭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医学实践，不仅有诸多的医学发现和医学发明，并巧妙地以非实体范畴的理论模拟研究人体。医学源于实践，在实践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产生了经验，先民对经验加以整理、提高便产生了医学理论。中医学很多重要的医学发现和医学发明，例如在用针灸治病过程中发现人体经络现象；观察人体和生物，发现了生命逆转的规律，即《内经》所说的“神转不回，回则不转”；发现了在人体局部窄小区域内有整体缩影的“应同”现象；还发现了机体代谢的生长化收藏和与自然节律一致的气化规律等；发明了脉诊、舌诊等诊断方法和针灸、运用以药物组成的方剂进行治疗等治疗方法。与西医运用逻辑分析经验不同，中医学用系统来归纳经验。阴阳五行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理念，又是用以概括事物规律的系统。中医学把医学知识和阴阳五行系统相结合，建立了自身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架，包括五脏六腑的藏象系统、四气五味药学理论，以及五运六气等学说。与西方的逻辑的概念思维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象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直观、主客一体、非对象性、非实体性的特征。中医学通过解剖，认识和命名了脏腑器官，又以其所认识的功能和意象、法象的综合，把脏腑提升为藏象，建立了藏象学说。藏象（包括经络）是超越解剖的非实体性的理论模型，运用理论模型来探索人体生命的健康与疾病的防治规律，是中医学理论的特色之一。
天人相应的生命观
中医认为人类的产生、生存、健康和疾病都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中医着重于从人乃至人和自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角度审视人体生命的特征。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体本身又是一个“小宇宙”，有着自然界的信息。基于这种观念，认为人体健康和疾病都与天文因素（如太阳、月亮和星体等）、地理情况（地域、地势等）、季节、气象乃至社会环境都有一定关系，在疾病诊断和治疗时都要有所考虑。天人相应的生命观特别重视生命的时间因素和动态变化，中医学把生命视为时间演进的过程，关注脏腑活动的节律性和周期性，提出了四时气化、脏气法时、病遇节气而发作等理论，同时还提出了“因天时而调血气”等一系列养生和治疗原则。
辨证论治
中医把握疾病的单元是证，临床的操作体系是辨证论治。中医学既有“病”的概念，又更重视“证”。证又称证候，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象，是偏离正常状态的证据。中医认为疾病对于人体，有时间上的不可重复性和个体差异性。据此，医生把证作为把握疾病的单元施以个体化的治疗。其临床思维过程是在病名引领下，从证入手，即宋代医著《三因方》所说的“因病以辨证，随证以施治”，之后又被精辟地概括为“辨证论治”。辨证论治包括分析、辨别疾病证候和确立治疗原则、治疗方法两个论治程序。它把运用理论、确立方法、选择方剂和审议药物统括起来，理、法、方、药一线贯通。在长期的实践中，历代医学家创造了很多种适用不同病证的辨证方法。例如脏腑辨证、经络辨证、病因辨证、气血湿痰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这些辨证方法在临诊时，又要结合因时、因地、因人的“三因制宜”原则灵活运用。证和辨证论治是中国古代“贵时”思想、象思维方式和中医疾病观的体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在医学中体现的典例。
便捷易用的治疗手段
中医治疗手段包括中药、方剂、针灸、气功、推拿以及临床各种治疗手法等，其中，中药的资源最为丰富。早在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一书就详细论述了365种药物，在1997年出版的《中华本草》中，载药达12,807种之多。中药多以组合复方的形式用于临床，这是中国古代和合思想的体现，药物组成复方不仅增强了疗效、降低了毒副作用，还产生了单味药所不具备的新的药理功效。在制剂方面，除有传统的丸、散、膏、丹、酒、露、茶等传统剂型外，还发展了胶囊剂、口服液、袋泡剂、气雾剂、注射剂、含服剂、药膜、滴丸、栓剂等40余种剂型。此外，各科还有其特种技法，如骨科应用小夹板治骨折、眼科用银针拨白内障等，这些治疗手段多是便捷易行、经济实用的。
民族医学
除汉族医学外，其他民族的医学也各具特色并自成体系。各民族医学以各自主体理论为核心，不断发展完善。
藏族医学以《四部医典》为经典，以隆、赤巴、培根三大元素为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认为三者间失去平衡即发生疾病，治疗的目的就是调节三大因素盛衰，重新建立平衡。藏医认为人身有404种病。诊断用问诊、尿诊（望诊）、脉诊三诊法。治疗除用藏药外，还用放血、灸法、催吐法及一些外治法。
蒙古族医学也以阴阳五行的整体观为指导思想，以“六基症”理论为论述病因，“六基症”指赫依、希拉、巴达干、血液、黄水、黏虫六种。以“三根七素”间的平衡失调阐述病因，其著名典籍有《方海》、《甘露之泉》、《蒙医正典》等。
维吾尔族医学则以四大物质说论述人体，以火（太阳）、气（空气、风）、水、土四种物质的全生、全克、半生、半克规律来解释气质、体液之间的相互滋生、相互制约关系，以“合力提”学说阐述人的血液质、胆液质、黏液质、黑胆质四种体液。其艾扎学说和现代医学的解剖器官基本相同，而诊断则分望、听、问、脉、尿、大便和痰七诊。
此外，朝鲜族四象医学、回族医学、壮族医学、傣族医学等，还有道教医学、佛教医学及散布民间的民间医学等，也都以各自的疗法和（或）理论自成一体。可见，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各民族医学呈现多元分立的局面，各自在继承中不断发展。
发展趋势
从19世纪开始，随着社会变迁和西方医学的传入，传统的中医学已经逐渐发生改变，在临床上诸如一些西医学的病名等有关知识常被中医借鉴使用，曾经有一批医学家致力于中西医汇通的实践，但因中医、西医是不同的概念体系，汇通学派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未能实现汇通的目标。
在20世纪50年代，中医学的传承纳入了现代教育的体系，各个省市先后创办了中医院校和科研机构，同时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因这一实践旨在集萃中西医学之长而用诸临床，以其创新的成果得到了发展，成为中医学一支力量。70年代以后，中医药继续向国外传播，并开始进行国际交流。与此同时，又有中医人员吸收并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开始了中医现代化的探索，包括剂型改良、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医学理论、建立现代临床诊治规范、开展中医学实验研究和研发实用于中医诊断的仪器等。由此，从学术结构和工作方式来看，当代中医学已经有传统中医、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三种发展模式。这也揭示了在20世纪末期，中医学已经进入多元发展的时代。
关于中医学以何种方式回应现代社会对中医的需求、赋予传统医学以时代性的问题，也是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百余年来，对这个问题一直有不同的见解和争论。一种看法是以时代性为学术的普遍性，认为应该通过传统医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以其再创造实现中医现代化。另一种见解是从中国传统医学的特殊价值出发，鉴于近代以来中医学的特色有逐渐淡化的趋势，认为应以维护特色、重视继承为首务。上述两种理论之争的实质是时代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对此，又有“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折中之论。各种不同的发展理论都有实践性，总的说来，当代中国传统医学是在多元的格局中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