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思想史

中国伦理思想史（汉语拼音：Zhongguo lunli sixiangshi），中国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大体经历了3个时期。

先秦时期（约前21世纪至前221）

中国伦理思想产生和奠基时期。由夏代到商代，中国先人已有了一些初具理论色彩的伦理概念和命题。至西周初期，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周礼），周公进一步提出了一套“有孝有德”的伦理思想，标志着中国伦理思想的诞生。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在伦理思想领域，提出并探讨了道德本原、人性善恶、义利关系、道德准则、道德作用、理想人格、道德修养等各种问题，以及一系列的伦理范畴和概念。

孔子创立儒家伦理思想，经孟子、荀子等后学的发挥，形成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以善恶论人性，探讨道德的根源；倡导“仁政”德治；“重义轻利”；崇尚“和为贵”，以“中庸”为至德、“忠恕”为行“仁”之方；以“仁智”统一、“内圣外王”为理想人格，强调理性自觉和道德修养。《易传》、《中庸》提出天道与人道合一（“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为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奠定了哲学基础。

墨家以“兼爱”说为中心，创立墨家伦理思想。主张“爱无差等”，既贵义又尚利，主张“志”、“功”统一，提倡“节俭”，反对奢侈。道家伦理思想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由“自然无为”之“道”立论，“绝仁弃义”，批判世俗的道德规范和善恶纷争，提倡一种“无知无欲”的“至德”境界，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在理论上具有超利害、齐善恶的自然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特点。

法家伦理思想以韩非为代表，从人性“自为”（利己）出发，怀疑人可为善，贬低道德的社会作用，主张“不务德而务法”、“唯法为治”。

诸子伦理思想为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至鸦片战争爆发（前221～1840）

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伦理思想确立、演变、发展、成熟及变革的时期。

秦亡汉兴，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以“天人合类”为宇宙论基础，建立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神学伦理思想体系。从此，儒家伦理思想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主干。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为适应其放纵的生活方式和挽救自东汉以来的名教危机，以“玄学”宇宙论为理论基础，为名教寻求新的理论形式，形成魏晋一代的玄学伦理思想。同时，道教和佛教逐渐兴起，至隋唐时鼎盛，出现儒、佛、道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吸取而渐趋合流的趋势。通过韩愈、李翱对佛、道的批判、吸收，最后产生了宋明理学（“道学”）的伦理思想。

理学伦理思想把正统儒学伦理思想发展为更加完备的形态。其基本范畴是“天理”，以及理与气、心与理、心与性、理与欲、人心与道心、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理学伦理思想分为不同学派。程朱学派把“三纲五常”神圣化为宇宙的客观本体，即“天理”；主张“理在事先”，“性即理也”。陆（九渊）王（阳明）学派则突出“心”，认为“心外无理”，“吾心”是宇宙的主宰、道德的本体。两派都“同植纲常，同扶名教”，视“存天理，灭人欲”为共同的思想纲领。与此同时，产生反理学的伦理思想。在北宋，有李觏的学说与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在南宋，有以陈亮、叶適为代表的“功利之学”。

明代中期以后，封建社会的内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到明末清初，终于出现了封建社会的“自我批判”，产生了理学的变革，先后出现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以及稍后的戴震等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进步思想家。他们对理学伦理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总结，公开肯定自私、肯定功利、肯定人欲，否定君主专制，批判宋明理学“以理杀人”（戴震），揭开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

近现代时期（1840～　）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了先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后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国伦理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揭露和批判名教纲常和程朱理学。太平天国运动则以革命的实践给封建名教以猛烈的冲击。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学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学说，提倡“博爱”、“平等”，冲决封建网罗。以后，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改造传统道德，使之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主张“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近代伦理变革推向高潮，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以“自由、平等、独立”为价值目标，对封建主义的旧道德进行了革命的批判。运动后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先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道德现象。尔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和无产阶级的道德规范体系。在近代伦理变革进程中，还出现了崇尚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全盘西化”论的伦理思想，以及承续儒家“道统”、会通宋明理学与西学的“新儒学”伦理思想（见现代新儒学）。

随着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伦理思想正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汲取古代优秀传统和西方的优秀文化，综合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

主要论题　在中国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历代思想家们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伦理学理论问题，提出各自的观点。

道德本原　主要体现在“天人之辨”、人性善恶等问题的讨论中。“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维模式，反映在伦理思想，就是从“天道”、“天命”、“天意”、“天理”，直接推出人的道德；或视“天道”为自然法则，认为圣人“见于天地之条理，定之以为天下万世法”（见天道与人道）。中国古代常以人性作为道德的根源：儒家认为人之道德根源就在于先天的人性；法家主张人性“自为”，人不可能自行为善；道家视“无知无欲”的“素朴”状态为人性之本然，以此作为“至德”的根据；另有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或恶在于后天环境的影响和习得。

道德准则　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中心问题。儒家提出“仁”作为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展开为“五伦”、“十义”，汉儒概括为“三纲五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准则。

义利关系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基本问题之一。儒家很少申言道德的功利目的，主张“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甚至提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墨家注重功利，主张道德准则应以“利人”、“兴天下之利”为目的。见义与利。

道德的社会作用　集中体现在关于“德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的争辩中。儒家主张“为政以德”，以“王道”得天下，强调统治者自身道德的表率作用。墨家主张通过“兼爱”消弭天下战乱。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法治”、“霸道”。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道德的社会作用。西汉儒家在肯定“德治”的基础上，主张“文武并用”、“德法兼治”，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治国之道。

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　主要体现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主张治国以“教化为大务”，“以修身为本”，并以人性论为理论根据，提出一整套教育方法和修身之道，或主张“养心”、“内求”、“尽心”、“知性”，或主张“强学而求”、“积善成德”，或主张“知先行后”，或主张“知行合一”。

人生观　反映在生与死、荣与辱、义与利、义与命、理与欲、群与己，以及人格理想等问题的讨论中。其中有积极有为、消极无为、悲观出世、纵欲享受几种类型。《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及“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王夫之）等思想，影响巨大，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近代的伦理思想中包含着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理论。如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免苦求乐”人性论，“博爱”、“互助”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人、己“两利”和“开明自营”的功利主义，“个性解放”、“意志自由”、“革命道德论”，以及“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革命人生观等。无产阶级思想家用唯物史观解释道德的本源和变革，提倡“为人民服务”，以及“集体主义”等，都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伦理思想。

基本特点

1.宇宙观与道德观、认识论与修养论融为一体，集中地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一方面，由“天道”直接推出“人道”、人性，陷入道德宿命论；一方面，在修养中觉悟“天道”、“复性”，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因而强调自觉，忽视自愿和自由意志。

2.强调“爱有差等”，在道德规范上具有强烈的宗法性和等级性。

3.在人性论上，以性善论的德性主义为主流。

4.道德与政治一体化，主张以道德“纲纪天下”，“德治”思想成为强大的传统。

5.在道德价值观上“重义轻利”，以道义论为主要倾向，推崇“整体主义”、义务至上，抑制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

6.重视道德教化，修养论特别发达。

中国伦理思想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构成。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其影响波及日本、朝鲜、东南亚甚至欧美。科学地总结中国伦理思想，承接和弘扬其中的优良传统，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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