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英语：Chinese legal history），中国各种类型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
根据地下文化遗存的发现，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夏朝为代表的相对统一的部落国家，随之也揭开了中国法制历史的序幕。由于中国古代国情条件的特殊，决定了中国法制产生、发展的特殊途径，并且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传统，以至被世界公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法系之一——中华法系。
中国古代法制经过了近4 000年没有中断的发展过程，这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仅有的。
夏代法律，古文献称作“禹刑”。从《左传》所引《夏书》的片断，如“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可以约略看到夏的一些罪名、刑名和刑罚适用原则。
继夏而起的是商，商代的法制在古文献中已有较多的记载，特别是得到了甲骨卜辞的确证。
西周时期，除文献所载的《九刑》、《吕刑》以外，周王颁发的誓、诰、命也是重要的法律形式。周初在“明德慎罚”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一整套断罪量刑的原则，如区分故意与过失、一贯与偶发，罪疑从赦，上下比罪，以及罚赎等。当时，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和诉讼制度都有所发展，这在铜器铭文中可以找到确切的例证。
春秋战国时期，通过铸刑鼎向全社会公布法律，打破了贵族对法律的垄断权。魏国李悝“集诸国刑典”所著的《法经》六篇，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粗具体系的法典形式。秦商鞅变法时遵奉《法经》，并改法为律，称为秦律。
秦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而治。1975年12月出土的睡虎地秦简，载有《秦律二十九种》、《法律答问》和《封诊式》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各个方面，证实了秦“莫不皆有法式”。秦统一六国后，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法制。
汉代适应新的形势，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九章律》、《傍章律》、《越宫律》、《朝律》，共60章，此外又颁布科、令，以补充律之不足。近年来汉简的出土，不仅反映了汉承秦制的连续性，而且显示了汉律内容的丰富。
汉初文景二帝废肉刑，表现了古代刑制的进步。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自秦以来，法家学说对法制的支配地位，至此被儒家思想所代替，历两千年而未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加快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改革了法典的结构，体现了各族法文化的融合。因此，魏晋律和北魏律、北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代，隋唐的法制也达到了中国中古法制的最高水平。隋朝的迅速崩溃不在于法制不良，而在于隋统治者破坏了自己制定的法制。唐初，鉴于隋末法重刑繁，招致覆亡的教训，统治者强调持平用法，依律断罪。以隋《开皇律》为基础制定的唐律，体系严整，内容详备，其中荟萃了历代律典的精华，是中国封建时代一部成熟的法典。唐永徽三年(652)，在朝廷的主持下，集中律学人才编纂的“律疏”，对律文作了精辟的解释，不仅有助于唐律的适用，也是封建律学的最高成就。由于唐律全面而有效地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调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因而成为后世封建法律的范本，并为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所取法。
从宋朝起，封建的租佃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适应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变化和需求，民事法律以及民事诉讼制度都取得明显的发展。此外，在加强专制主义集权的基本国策影响下，皇帝颁发的敕令是最常用的法律形式，以至编敕成了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的法制，除各有其民族的特点外，也表现出与汉族法文化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特点，金章宗时制定的《泰和律义》12篇，篇目一遵唐律。
元初，循用蒙古部落的习惯法和金律，世祖统一后颁布《至元新格》，英宗时制定《大元通制》。元代沿用宋朝的“行敕”制度，但改敕为条格，因此元代法规多是条格汇编，律令判例混为一体，内容庞杂，结构松散。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重要王朝。法律形式以律为主，如《大明律集解附例》、《大清律例》，但将唐律12篇改为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7篇。律外制定了具有行政法典性质的会典和调整广泛的《则例》。由于律文有限，且作为祖宗成法不许擅自修改，遂以条例补充律文的不足。因此明、清两代，特别是清朝法律的变化，在例而不在律。
综括中国古代法制可以看出，国家制定法为法律主要形式。同时，判例法也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秦简》中的《廷行式》，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判例法。汉代的“比”，明、清时期的“条例”，都是在个别案例的基础上，经过总结和综合分析，上升为一般调整的法律。制定法与判例法的互补，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特性，以及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使得从汉武帝时起，儒家思想被确认为社会统治思想，由此开始了引礼入法的历史行程。儒家通过天人感应的理论，论证德（礼）主刑辅的合理性；提倡说经解律，引礼入法，使以三纲为核心的礼典法典化，礼法结合由此获得了稳定的形态。礼所具有的“别贵贱”、“序尊卑”的功能和精神威慑力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成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手段。礼与法的结合，可以有效地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成为中华法制文明最本质的特征。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作为国家的法律，一贯维持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这不仅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也是封建自然经济存在与发展的要求。因此，在封建的法律体系中，调整家庭关系的伦理立法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除国家制定法外，流行于社会上的家法族规，也起着调整伦理关系与族属成员权利义务关系的作用，二者具有一致性、互补性。
中国古代的立法、司法制度也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辗转相承的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在周朝便形成了因时、因势决定刑罚世轻世重的立法原则。其后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因俗、因地立法和准礼立法、君命立法。特别是在总结个别案例的基础上进行的立法，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具有客观性和针对性。
中国古代法制史以系统性、完整性和完备性著称，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居于世界法制发展前列。但封闭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使它具有保守性、孤立性，以致当西方世界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民主与法治国家后，它却仍然在封建的法制樊篱内踱步。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天朝大国，终于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对象。
1840年的鸦片战争，轰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国门，从此西方法文化输入中国，为中国固有法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导向。而清朝统治集团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下，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因而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提出了变法新政和预备立宪，并把修律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沈家本、伍廷芳主持下的修律，依照西方大陆法系，分别起草了刑律、民律、商律、诉讼律、法院编制法，从而构建起新型的法律体系（见清末修律）。虽然晚清修律具有超前的、脱离实际的弊病，同时保留某些封建法律的遗痕，但终究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民国时期的法制建设，基本上是以清末修订的新律作为历史基础的。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一系列建立民国机构、改革社会陋习的立法。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短短的3个月，便被北洋军阀窃取了领导权，建立了军阀专政的北京政府。
北洋军阀统治期间，颁布了以军事专政为特点的一系列立法，只是在司法实践中所适用的大理院判例和解释例，表现出了某种资产阶级法治的色彩。在北洋军阀肆意毁法的过程中，孙中山举起了护法旗帜，发动第二次护法战争。一方面，这说明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民众与北洋军阀集团的对立、斗争，是民国政治历史的重心所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只能以临时约法作为号召群众、组织群众的旗帜，再也提不出更为激进的斗争纲领。这时，一些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们，在思索、探寻着超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出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和1917年发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先进的思想家们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寻求改造中国的方案。从此，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1927年国民党在北伐胜利后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在传承清末、北洋政府法制的基础上，进行立法建制。南京政府的法律体系，由成文法和判例、解释例两部分组成。成文法包括宪法、民法（包括商事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和行政法。至于判例和解释例，则援用北洋政府大理院判例、解释例，并作了大量增加，是一种灵活的法律形式和成文法的重要补充。
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南京政府的法律体系，曾以资产阶级法制原则相标榜。但最高立法权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控制，以反共和反民主为目的的特别法，经常取代普通法，直接服务于国民党的独裁与内战政策；在一般法院系统外，还建立特种刑事法庭和秘密审判制度，以维护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
1927～1949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建立了人民民主法制。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和法律观为指导思想，是体现工农大众意志和利益的创造，并以服务于革命战争需要为中心任务。由于根据地分散，虽各个根据地立法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根据是统一的，但立法内容却具有相对独立性。又由于根据地开辟在农村，因此土地立法具有突出的地位。人民民主法制经历了由不成熟、不完整到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总括近4 000年的中国法制史，可以看出它不仅起源早，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居于世界先进地位，中华法文化曾经滋润过相邻的广大地区。在中国法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法制兴则国兴、法制废则国危，政治开明、法制发展，以法治国、援法断罪，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治法治人同时并重等历史经验，表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法文化积淀。至于保留下来的浩瀚的法制文献资料，不愧为世界法文化宝库中的瑰宝。1840年以后，中国法制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尽管道路曲折，但终究取得了成功，这体现了法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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